“鼓励社会办医”，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被放到了突出的位置，在此之前出台《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更引起了业内的震动。社会办医一时受到社会资本的空前支持。
在满足公众医疗服务需求的目标上，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一直是两股力量。自2003年以来，国家不断鼓励重视民营医院的发展，但实际效果却很微弱。2012年末，全国各类医疗机构数量为95.02万家，其中民营医院10511家，似乎远未达到“作为公立医院补充”的目的。在这些民营医院中，真正发展良好的屈指可数，部分高端医院成为为数不多的亮点。
2006年，胡澜博士创立了首家美中宜和妇儿医院，致力于创建国际品质的妇儿高端医疗品牌，专注为中国家庭提供高品质的产科、妇科和儿科医疗服务。她在办院过程中以海外先进的医疗服务理念为核心，引进并创新性的建立了一套国际先进的医院管理模式，并结合现代国内外医学技术精髓，真正理解并满足中国高端家庭的医疗需求。
2011年，胡澜入选北京市朝阳区“凤凰计划”第二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并于2013年担任北京市政协第十二届委员。多年的民营医院管理工作，使得她在社会办医及医疗体系管理中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视角与理念。
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胡澜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曾在拜耳医药任职临床研究员，后赴美获得俄亥俄州立医科大学博士学位、密歇根大学MBA学位。2002年胡澜曾加入JP摩根的投资银行部门，主要负责企业融资以及收购兼并的顾问工作。
后来因为看到国内医疗服务水平与国外差距很大，带着为中国女性提供有尊严的医疗服务的理想， 胡澜萌生了回国创业的想法。最初，胡澜的计划是想回国做一家中外合资医院，但由于政策的诸多限制而未能实现。后来在国内天使投资人和创业团队的共同投资下，完成了初始投资。
与其他民营医院不同，胡澜想把美中宜和做成一个集成高端医疗服务和管理搭建的平台，也因此她选了妇幼医院方向。“有些科室更专注于某个医生的个人技巧与能力，比如脑外科、心外科这种科室，而妇幼这个领域更偏重医疗管理，更适合民营医院的发展。”这是胡澜为自己区别于公立医院做差异化服务所找到的战略缺口。
2006年7月1日，是胡澜永远忘不了的一天。她说，这一天好像时时都在眼前，每个场景也都由她精心设计出场，因为那是美中宜和首家医院在北京开业的日子，也是胡澜职业生涯中最具转折性的一天。
胡澜记得医院开业后第一个月的收入只有960元钱，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很着急，甚至有人说她傻，在中国“以药养医”的环境下还会有医院不赚钱。但是胡澜不想改变自己的初衷，不能把美中宜和变成一家以“赚钱”为核心，市场部经理比医生话语权还高的医院。
“前几年我们加起来亏了有几千万吧。”回想到这段经历，胡澜至今仍很佩服当时的勇气，她用四年的时间将医院管理划分成32个管理模块和1008条操作流程，每一个模块的服务，所有细节都有标准化运营，保证每一位客户在美中宜和都能享受到同品质的高端医疗服务。
2010年，对美中宜和是转折性的一年，这一年美中宜和医疗集团成立，胡澜希望将用了4年时间沉淀下来的管理和服务体系复制去开分院，也是这一年，具有联想集团背景的投资机构君联资本进入美中宜和。君联更能理解胡澜的理念。“君联进入后，帮助我们建立了很多体系的搭建，包括培训、质控等等，美中宜和从一个初创型企业逐步变成了有一定规模的成长型公司。”
“自由职业”是医生执业的最高的境界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鼓励社会办医”的政策出台令胡澜非常兴奋，感觉这次的调子比较明确，用市场的力量来优化配置资源。身为北京市政协委员，胡澜一直呼吁为医生“松绑”，让他们真正成为一种可流动的社会资源。在北京市政协十二届二次全会，胡澜上提出了“多点执业”备案制的的建议：医生只需要到当地医师协会备案，就可以自由流动。
在胡澜看来多点执业是制约社会资本办医最重要的方面。现在的医生资源基本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框架下，医生享有事业单位编制，这和市场是不匹配的。如果不放开医生这一块，很多工作都是无用功。之前有过类似鼓励多点执业的政策，但从成效来看不是很明显。这次则是主导精神发生了变化，我们期待细则的推进。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更改《医师法》的内容，体现在医师证上，即不是仅在多个医院执业，而是医生成为自由职业者，只要在注册范围内的医疗领域，都能执业。如果能在这个层面放开，那将是对社会资本办医最大的放开。
胡澜认为，现在公立医院还在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管理人事，使得医院员工或多或少都被打上了计划经济思维的烙印。对市场经济的思维模式，公立医院出来的员工将会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目前的“多点执业”需要医生到卫生局注册，然后经其所在医院的院长盖章许可才行。这基本上堵死了医生走出来的道路。理想的多点执业是备案制，只要到医师协会备案，医生就可以自由流动。
胡澜更期待政策的进一步深入。从制约民营医院的人才问题上看，医生最高的境界应该是“自由职业”，即医生自由选择自己的执业状态，而不是现在所谓的“多点执业”。我们期待这类政策细节的到位，也期盼循序渐进的改革能越来越多的倾斜于私立医院。
医院虽热，却不可轻举妄动
由于医疗行业持续升温，社会资本投资医疗服务业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在局外人高呼进军医疗的今天，胡澜作为局内人却有着更加理智的看法。“这种关注本身是好事，可以促进行业的变化。但现在关注医疗服务行业的资金中，有一部分是非理性的，各路资本都注意到的现象。但社会资本办医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是圈地，有的重视现金流，有的希望为其他项目做配套。很多人只是为了投资而投资。资金在不了解行业的情况下涌入，会导致结果与预期的不符，最终医院无法真正做到以患者为中心，从而伤害到整个行业，不理性的资金涌入医疗市场，甚至可能会为行业发展埋下地雷。”
胡澜认为，美中宜和之所以能做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学医的背景让她对医疗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从一开始就以敬畏的心态来做医疗。“我看过一篇报道万科投资医院的文章，即使万科是拿着资金以慈善的心态来做医疗，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他们只能不断变化和调整。医疗服务行业有其特殊性，行业外的人很难看得清，没有入行时觉得行业非常美好，一只脚跨进来才发现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胡澜认为，现在很多投资者对投资医院的认识还停留在“盖一栋楼、弄点设备、挖几个医生”的层面，对医疗缺乏起码的敬畏之心。当他们认识到医疗的复杂性后，已经无法脱身，只能做些缺斤少两的事来弥补损失。
同时，医疗服务行业的投资回报周期远长于其它行业，很多资金没有这么好的耐性。胡澜谈到“医院在5年到6年以后才收回投资是很正常的，而医院体量越大，收回投资的周期就越长，像南京的明基医院在运行11年后刚刚收支持平。2013年美中宜和从众多追捧的投资者中选择了华平投资，正是看中他们敢于做长线投资的底气。”
社会办医离不开政府的扶持
美中宜和最开始定价时以协和国际部作为标准，希望能够满足“中偏高”层次人群的就医需求。“中产阶级”这个社会成分对社保基金池有很大的贡献，然而受医保支付体系的限制，他们无法在美中宜和享受到医保部分报销的待遇。胡澜对记者表示，医疗服务会逐渐细分，使其与社会的分层相匹配，最终医疗支付体系也要随着医疗服务市场的变化而调整。
据胡澜介绍，在现行的医保价格下，美中宜和可能会考虑选择性进入医保体系，同时她建议医保从两个方面改良，从而更好的将民营医院纳入报销体系。一是对有医保资质的民营医院，在医保报销范畴内给予报销，超出部分患者自费。二是现在的商业补充险赔付只针对获得医保资质的民营医院，胡澜建议放宽商业补充险的赔付限制。
同时，胡澜呼吁全国有更多城市效仿上海生育险保险政策。她告诉记者：“上海生育险规定，无论产妇选择怎样的服务，医保都可以报销六千元，至于花了六万还是三千，产妇按照自身情况选择。我认为这样的政策是比较合理的。”
在商业保险领域，胡澜认为高端健康险目前还在试水阶段，而生育险不同于其他险种，更需要保险行业有所设计和创新。
在税收方面，胡澜向记者表示，既然民营医疗是政府希望扶持的领域，尤其在目前还没有形成气候的情况下，政府应该考虑下调所得税，以便于民营医院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自身发展中去。
事业发展需要有长远考虑
“单独二孩”政策的放开对美中宜和是不可多得的好消息。据胡澜介绍，北京的两家美中宜和医院都已经预订到了2015年1月。
美中宜和2013年营业收入在3亿元以上，已经占据北京高端产科50%以上的市场。我们计划在现有3家医院的基础上，未来5年内扩展到10家医院，我们不想急功近利，而希望把医疗放在第一位。因此我们不喜欢投资机构跟我们讲每年要赚多少钱，有的投资机构本身有短期退出的要求，这样对医院成长会有副作用，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考虑它们。
今年，美中宜和将会在深圳和杭州开设分院，北京的新医院选址在海淀，目前已经封顶，预计年底开业。此外，美中宜和也酝酿着向武汉、成都等更多的二级城市扩张。为了配合扩张，美中宜和已经制订出了一套医疗管理人才的培训体系，对新入职的管理人员会进行两年以上的储备并在现有院区培训。
胡澜坦言，医疗人才、医院管理人才的匮乏，是美中宜和未来发展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另外，顶层设计虽好，但是能否逐条落地，让民营医院真正享受到“春天的温暖”，也是行业最关心的问题。她呼吁国家在这些方面多有一些政策出台，让民营医院发展的脚步更快一些。
“我一直报以一颗敬畏之心来做医疗。”胡澜认为，不能追求急功近利，需要有长远的考虑。静下心来，真正去按照医疗的本质和核心做医院，这样才能真正把患者利益放在第一位。（供稿/朝阳区国际人才研究中心）
胡澜，美中宜和医疗集团创始人兼CEO。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获得美国俄亥俄州立医科大学博士学位、密歇根大学MBA。2006年在北京创办首家美中宜和妇儿医院，2013年，医院年度营业额已达3亿元以上，占据北京高端产科50%以上的市场，成为中国最大的私立妇儿医院。2011年入选北京市朝阳区“凤凰计划”。2013年担任北京市政协十二届委员，提出了“医生多点执业”备案制的建议并补采纳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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