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英国的魅力】享受克莱尔学堂的文化盛宴

剑桥大学克莱尔学堂

文/何伟文

为了学术再赴英伦

受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我于2014年8月12日以高级研究学者的身份，重返被誉为学术圣地的剑桥大学，并在克莱尔学堂担任访问研究员。回顾这几个月的学习和生活经历，思绪纷繁，感触良多。

我首先想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委、中国驻英国使馆教育处、上海交通大学和剑桥大学。自从我国实行公派留学政策以来，千万学子背负着国家的重托，奔赴世界各地，学习不同民族优秀的文化、科学和技术。这一画面波澜壮阔，令人动容。中华民族和中国此时已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她如慈爱的父母，虽饱经沧桑，却自强不息，为了美好的未来，深谋远虑，把儿女们送上远行之路。于我而言，受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绝不仅仅是接受一种经济资助，而是让自己承载着一份重负和期望。当为了学术再次远渡重洋来到剑桥克莱尔学堂时，我真切地感受了一种由此转化而来的巨大动力。

克莱尔学堂是剑桥大学最为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院，创立于1338年，仅晚于彼得学院（Peterhouse），1856年更名为克莱尔学院。1966年因发展之需，剑桥大学决定在克莱尔学院的基础上，再次设立克莱尔学堂，其初衷是“在高层次学者和研究生中推进高等研究”，类似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事实上，克莱尔学堂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即来自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一二战后享誉全球的研究机构。两者之间潜在的关系不言而喻。

因此，当我决定再次访学时，很自然地把目标定在剑桥克莱尔堂。经克莱尔学堂决策层（Governing Body）全体成员对我提交的研究计划、学术简历、研究成果及海内外3位著名学者的推荐信进行投票表决，我很荣幸地成为了克莱尔学堂的访问研究员及终身成员（life member），享受学院提供的十分优越的研究和生活条件，并应院长之邀参加文学小组为相关方向的研究生提供指导。克莱尔学堂周到细致的安排，使我在抵达剑桥次日就进入了理想的工作状态。

我是一位人文学者，从事英国文学研究，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之上，深入探讨菲利普·锡德尼的诗学及其影响。

锡德尼是16世纪后半叶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时期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宗教改革家，只是在被女王疏远之后，才“百般无奈地”成就了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被誉为这个时代与爱德蒙德·斯宾塞和威廉·莎士比亚比肩的诗人。他因《诗辩》（A Defence of Poetry）而被视为“英国文学批评之父”，又因《阿卡迪亚》(Arcadia)对后来小说形成产生的影响，被称为“英国小说之父”。16世纪的英国处于封建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近代早期，锡德尼的《诗辩》正是这一历史时期杰出的代表性作品。《诗辩》对英国文学批评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是英国诗歌传统的最初宣言，宣告了这种传统的未来走向和精神气质，指明了批评的发展方向。较之意大利、法国等国的诗学，这种传统带有更浓厚的实用色彩，而这正是令人着迷之处，其中包含着诸多有待我们破解的“遗传密码”。在英国就要作为大国在西欧崛起之际，在宗教改革的热潮中，锡德尼把诗歌看成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工具，强调诗歌在塑造人方面的价值，他认为诗歌在教会中可以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英国自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逐渐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二战之后，帝国退出的世界依然由它所使用的语言统治着。如果说当今世界强势的英美文化有着多种精神资源，那么毫无疑问，英国文学当仁不让，是其中主要资源的承载者。

我的研究就是尝试在锡德尼的诗学中找到英国文学的“遗传基因”。比如，在从中世纪走向近代早期之际，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柏拉图传统和亚里士多德传统发生了怎样的发展变化，锡德尼这位天才的思想家在这一过程中有过怎样的独特贡献，他是如何继承、调和并发展这两大传统的；他是如何参与到当时欧洲大陆最先进思想的形成之中，并使之融入其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从而使原本难以进入欧洲文学殿堂的英国文学获得一席之地。再比如，对于英语这门当时仍被认为是“野蛮人”的语言，他是如何以天才诗人的敏锐为其描绘美好蓝图，不屈不挠地在诗歌中进行试验，终于开启了英语诗歌的“黄金时代”，等等。诸多此类的许多问题，需要找到答案。

剑桥大学克莱尔学堂

来剑桥之后，我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相关资料的研读，“为伊消得人憔悴”。带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一路跋涉，每每峰回路转，豁然开朗，解答的线索如云雾中的小径，若隐若现。我自认为收获颇丰，日后将以论文和著作的形式逐一呈现。

除了独立研究之外，我还参与了剑桥大学、克莱尔学堂和英语系的相关学术活动。第一类是较为正式的学术讲座和研讨会。剑桥大学设立多项高端年度学术讲座，所讲内容体现目前全球最前沿学术思想。参加这类讲座不仅能拓宽我的学术视野，而且让我直接触摸到目前世界顶尖大学学者关注的问题。

讲座的内容多半已超越原有的学科划分，涉及多个领域。以今年克莱尔学堂承办的“唐纳讲座”为例，主题为“科学、秘密和自我”，演讲者为来自哈佛大学的彼得·加里逊教授，演讲内容可谓“气势恢宏”，探讨的问题不仅涵盖物质和精神两大领域，真实和虚拟两个世界，而且纵览百年，横跨全球，涉及哲学、心理学、科学史、文学、艺术等众多学科。简言之，他的演讲框架是一个平行关系和一个类比关系。他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的纪念与对人类精神领域的探索结合起来，关注1914年一战爆发时欧洲的信件审查制度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中精神审查模式之间的平行关系，再把它与2014年互联网时代的网上监控及对人的秘密和自我的市场化模式进行类比。演讲持续2天，第一天加里逊教授共作2场演讲，题目分别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审查模式”和“互联网的精神市场化模式”。据说加里逊教授为今日的演讲准备了2年之久。第二天为评论和答辩，3位评论者分别来自心理学、科学史和哲学领域的权威学者，显然他们都是有备而来，轮番上场，如打擂台一般，每人演讲半小时。所讲内容就其宽度、深度及学术前沿性而言，丝毫不逊色于加里逊教授的研究。他们的辩驳虽听来抑扬顿挫、言辞华美，却丝丝入扣、锋芒毕现。最后是加里逊教授的答辩和现场提问。这场辩论持续近3小时，无中场休息，少有人退场。现场气氛热烈，思想砥砺，火花四溅，令人叫绝。

会后与其他听众交流，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觉得，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要迎来21世纪的弗洛伊德了。能亲临这样的精神盛宴，于学者而言是莫大的快乐。开讲之日如节日一般，学者们兴高采烈，盛装华服。听众中有莘莘学子，也有鹤发老者。心无旁骛，聚精会神，是他们共同的神情。对于这类讲座，我恰逢其时，当然不会错过。它们构成了我的剑桥学术生活一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