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走进大时代】我在中国36年

口述/韩诚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杨宇

韩诚，本名Frank Hawke。1979年第一批来华学习的美国学生，“北京8”团体成员，在中国有超过33年的工作经历，促成了多项重大国际交易。现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中国主任。

1978年，我在斯坦福大学念博士学位，当时已经通过了博士考试，计划去国外学中文，提高我的中文水平。那个时候中美还没有建交，所以美国学生只能去台湾地区留学。大概10月份，我正在做去台湾的准备，我的论文教授给我打电话，说斯坦福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已经签署学者交流协议，问我要不要作为斯坦福的代表研究生到北京学习。我说要，所以他们就安排我来了。当时我挺高兴的，因为我研究的方向是有关中国大陆，因为去不了大陆，只好选择台湾，现在能去大陆，我当然高兴。

我来北京的时候是1979年2月底，我基本上一句中文都不会。我们一共8个人，当时我25岁，那7位年纪比我大一点，有的中文水平相当高，有几个跟我差不多。我先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待了1个学期提高中文水平，然后转到北京大学。

当时在语言学院有几种学生，中国学生在那里学英文、法语，还有一些来自国外的学生，他们主要是学习中文，有来自非洲、欧洲的，我们是第一批美国学生。

我在语言学院待了1个学期，但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我经常不上课。因为我觉得在课外练习中文比在课内练习中文进步更快，上课听别的留学生说错了好几次，才能听老师说对1次，但在外面都是很标准的普通话。所以我老去茶馆、餐厅，去跟中国的老百姓接触。那时候的气氛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一般的中国老百姓不愿意跟外国人打交道，但有的很勇敢，还是愿意跟我们讲话。

那时候北京买什么都需要票，粮票、油票、布票，买自行车需要票，缝纫机需要票，手表也需要票。学校也给我们发过票，我们去餐厅和饭馆时也有向我们要票的，我们说是留学生，他们就不要票了。我们把省下来的票给我们的中国同学。

生活方面也很有意思。冬天没有什么新鲜蔬菜，全是大白菜，从农村运来，放在十字路口，一大堆。然后人们就赶紧买，藏在阳台上或是什么地方。到春天天气暖和了，没卖完的白菜还堆在那，如果不赶快卖就会坏了，所以低价卖，几分钱1公斤，大家都排队去买。

当时北京的城市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二环路已经建好了，三环正在建，过了友谊宾馆不远就是农村，我们还去割过麦子。本来学校不让留学生去割麦子，但我们从中国学生那儿听到了，所以我们跟上了。大概凌晨3点起床吃早点，然后上大客车，我们从早到中午学习割麦子，下午把我们送回来。

吃饭有外国人餐厅和食堂，我们也可以买饭票，我们认为中国学生餐厅的菜比较好，所以我们老跑到那里吃饭。等的时候他们经常把一些扁豆放在桌上，我们的任务是把扁豆掰好，以便于他们晚上炒。我们活干好了，他们才把饭菜送来。送菜是2个平板车，后面各有1口大铁锅，用大被子盖住，一锅是米饭，一锅是馒头，两个青菜，一个肉。他们摆在那儿，大家自己准备饭碗和勺，一边收饭票，一边给盛饭。东西很新鲜，我记得特好吃。

我在语言学院待了1个学期后，放了暑假，我和我的美国留学生同学跑出去旅游。当时中国的城市不是开放的，中国人也不能随便去另外一个城市，都需要旅行证。我们先去留学生办公室请他们开一封介绍信给公安局，然后把介绍信拿到公安局办理证件。我们去了太原、西安、成都、昆明、桂林，都是坐火车，硬卧，很过瘾。

其实，我们刚来的时候已经出去旅行过了，那次给我们印象很深。我们是2月到的，3月有几天可以休假，我和朋友决定去大同看云冈石窟。我们要买硬座，因为我们想跟中国老百姓交流，接触老百姓。卖票的人劝我们买软卧，这样可以好好休息。我们说不行，跟他们来回地争论，最后他们卖给了我们2张硬座票。当天晚上我们上了火车，发现没有座位了，全都坐满了，还有站着的。3月初的北京很冷，车厢里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抽烟，窗户是关着的，火车里都是烟味。列车长看到2个外国人上车没地方坐，很不好意思，就把1个硬座台的6个人都“请走”，全部给我们2个人。我们坐在那儿，大家都站在那儿，有好几个空座位他们也不敢坐，我们后来劝了几个人过来坐，但是他们不敢跟我们讲话。我们有点后悔，卖票的人是对的，我们应该买软卧，给别人带来不方便让我们很不好意思，这是我们得到的一个教训。

我和朋友在中国转了一个夏天，回北京后在北京大学上了1年学，我还是经常逃学去外面喝茶聊天。那时候六部口邮局经常有新出来的杂志，那时中国已经有很多新的刊物开始出现，我对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很有兴趣，我每个星期都会去买。路过邮局旁边的一个餐厅叫鸿宾楼，夏天我去吃羊肉锅贴，冬天去吃涮羊肉。涮羊肉很好玩，1个大锅可以供10个人一起用，锅里是隔开的，有各自的小区域涮自己吃的东西。我在邮局买杂志，拿回宿舍，每个下午在那儿做翻译。

我在北大待了1年还找了一份工作。本来我的计划是在中国待1年就回去，到了1980年1月，我还不想回去，我觉得中国太有意思了，而且我的中文水平还没到让我满意的程度，所以我还想继续留在中国。那时候正好负责我们学习生活的老师问我是否可以再留1个学期教英文，我就留下来了。

当时，我在语言学院一位美国朋友的父母在中国做生意，他们想找一个人在北京长期驻任，替他们公司做事。他们认为我是比较好的选择：已经来了1年半，会讲点中文，会打电话，会做一些事情。我大概1980年6月开始入住北京饭店，为这家公司打理事务。他们公司主要是帮助一些大的美国公司在中国做事，因为当时美国公司根本不知道在中国怎么做生意，我们就帮助他们找有关部门，做一些商业模式和计划。那时候，IBM公司在北京只有2个人，通用汽车在北京有1个人，通用电器在北京有1个人，这些公司刚刚进了中国的大门，需要人帮助，我们就做这方面的工作。那时候常驻北京的美国人，除了学生和外交官，没几个人，可以在一个小包间请他们所有人吃饭。

之后，我一直在中国，从1979年到现在，已经有36年时间了，我的孩子们在中国长大，他们有中国血统，母语是中文。

有人问我为什么留在中国那么长时间。我想，一开始是因为工作，在中国工作很有意思。之后是因为家庭，我在中国成家、生子，我和孩子的母亲决定在中国把孩子养大。因为这是送给孩子的非常好的礼物，拥有双文化双语言，对他们的将来非常有好处，而孩子的成长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次留学决定了我的一切，我的生活从36年前开始发生变化。如果不来中国留学，我不会是今天的我。

36年间，中美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当年我们来中国是一件大事，现在北京满街都是外国留学生。但是，我觉得现在中美互相了解的程度没有我36年前想象得那么高，我认为还是因为交流不够深。我希望以后这方面的交流越来越多，以便双方都互相加深了解，不会有那么多误解，其实误解是来自互相不了解。更多的中国人去美国学习，更多的美国人来中国学习，会解决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