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走进大时代】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文/哈利仕（Harish Chandra Shah）

我是尼泊尔人，职业是医生，现任尼泊尔首都国家医院院长、尼中文化教育协会主席。

我父亲曾经去过中国，他告诉我，中国是我们的友好邻邦。中国人民非常友好，很善良。中国是尼泊尔始终如一的朋友，中国在自己困难的时候也在帮助尼泊尔。这些话深深地影响着我，使我打心底里对中国充满了期望。

我父亲希望我去中国学习，于是我参加了尼泊尔教育部的考试，考取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1977年10月9日我来到了中国北京。

我进入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中文对我来说很有难度，刚开始我连“您好”也不会说。有一天，我和我的尼泊尔同学想去参观动物园，但是不会用中文表达动物园，于是我们想了一个方法，请一位朋友画了带有马和其他动物的图像，我把图像拿给一个中国朋友看，比划着希望他能明白我们要去动物园，他给我指了一个方向，于是我们就高兴地沿着这个方向走去，但是我们并没有到达动物园，而是来到了一个马厩。当时，我和我的尼泊尔同学都笑了。

后来经过中国老师们的耐心辅导，我的中文水平逐渐有所提升，我也开始逐渐融入到在中国的生活中。当时我年龄小，常常想家，但是我的老师像父母一样安慰我，照顾我。他们又是带我们去餐馆吃饭，又是带我们去看电影。因为我们的中文水平低，看电影的时候大部分听不懂，我记得当时我不会用中文说男主角和女主角，也不能区分好人和坏人，于是老师指着屏幕教我：“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1978年5月1日，我们几百个外国留学生一起从北京语言学院出发，从五道口一路走过北太平庄、新街口、平安里和西单，到达天安门，与全中国人民一起隆重地庆祝了五一国际劳动节。

1978年7月，我从北京语言学院毕业，8月26日我来到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东直门中医研究院学习。这年寒假我去了石家庄，这是学校安排的第一个外地活动，使我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和生活方式。

1978年，我跟随我的中国同班同学去四川万县（现重庆市万州区）下乡，每天穿着草鞋去割麦，饭是馒头蒜苗就热水。生活虽苦，但同学们之间也因此培养了深厚的感情。

我在北京中医学院读了5年的本科，之后又读了针灸硕士。但是回国后在尼泊尔找工作却很困难，因为当时中医和针灸在尼泊尔都是新学科。当时我从北京中医学院带了教学大纲等资料回国，尼泊尔国家教育部和国家大学等有关部门详细地了解我的文凭后，才予以承认，于是我得以在尼泊尔政府医院里工作。我工作的同时，写了72篇文章专门介绍中医和针灸。以前尼泊尔不承认中国中医和针灸，尼泊尔人民不太知道中医和针灸，但是现在尼泊尔政府已经承认了中医和针灸。

我在中国学习生活了7年，对中国的感情很深，为了报答中国对我的培养，回国后我成立了尼中文化教育协会，这个协会里有医生、工程师和语言专家，一共有100个会员，大部分会员都是中高等院校毕业。

1984-1989年，每年中国国庆节的时候，我们协会都会举办中国电影周和图片展览。1986年开始每年举办中国春节联欢会，因为春节是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很多在尼泊尔的中国人不能回中国，所以我们协会每年举办活动庆祝中国的传统节日。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中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刚到中国时，因为北京很冷，学校发给了我一件军大衣。有一天晚上，我去坐公共汽车，但是在买车票时发现钱包不在口袋里，可是我记得我是把钱包放在军大衣外边的口袋里的，于是我告诉售票员我的钱包丢了。他同意我继续乘坐公交车。幸运的是3天后我的钱包失而复得，原来售票员在公共汽车里捡到了我的钱包，并给我寄了回来。

有一次我跟同学一起在外边吃饭，回来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传达室的师傅关了大门，我就把自行车放在大门口。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我的自行车不见了，我马上把这件事告诉了留学生办公室的老师。1周后，老师们找到了我的自行车，我非常高兴，当时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师。

还有一次我和同学们一起去香山野餐，饭后有一位同学提议去参观植物园。在植物园有一处地方立着一块写着“外国人止步”的牌子，但是我没有看到。我进去之后，警察不让我出来，我跟他说：“我没有看到这个牌子，非常对不起，请让我回去。”警察不让我走，我给他看我的学生证，我的同班同学纷纷给我证明，为我说情，最后警察允许我离开了。

我们全家对中国很有感情，非常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我安排我的2个孩子去中国学习。女儿学了临床医学的硕士，儿子学了通讯工程。我一直认为，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尼泊尔和中国关系非常密切，我经常说，尼中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