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德国导师哈瑟教授

哈瑟教授：德国莱比锡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经济政策协会主席。多年没有联系了，估计已经退休颐养天年。

我和哈瑟教授可谓不打不相识，从第一次见面起就开始碰撞。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曾经发生过好几次碰撞。

 第一次碰撞：反驳教授的观点

在德国留学期间，本人是典型而标准的“愤青”，容不得别人对自己国家的任何批评，哪怕是对亚洲的批评也内心不舒服，多数情况下会把这种批评与种族偏见联系起来。

第二学期我同时选了哈瑟教授的两门经济政策的课程。一次哈瑟教授在上课时对全球经济政策进行比较，他认为，以欧洲的标准来看，整个亚洲就没有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他以日本为例子，说日本经济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一方面是政府对市场的影响太大，另一方面由于自民党政府长期执掌政权，导致官商融合，不能算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国家，亚洲的另一个好榜样新加坡也如此。而中国则是一个畸形的市场经济国家，原因在于政府管理经济还沿用计划经济的诸多手法，特别是政府掌控的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形成垄断，如石油、天然气、银行、通讯和电力等。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自由竞争，如果形成垄断就不是好的市场经济。

听了他的观点，我想都不想就怒火中烧，这简直是白人的那种傲慢！我举起手来说：“教授，我不同意您的观点。一、这个地球上根本就没有成熟的市场经济，纯粹的市场经济更是没有；二、以欧洲的标准来看，德国也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例如德国联邦铁路就是垄断经营（我当然知道铁路是亏损的，没有企业有兴趣参与，所以只好由政府来干这个事情，不过一时找不到案例来反驳，只好将就了）。而且，南欧国家与德国相比，他们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很成熟。因此，您说亚洲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好，也就是50步笑100步的事情而已。”

反驳完毕内心还有点洋洋得意，教授很绅士，只是回答：“谢谢你的观点！”这一下让我感到很失落，如同一拳打在棉花上。

 第二次碰撞 不给听课证

第二学期选修哈瑟教授的两门课程，目的是想拿到两个听课证（Vorlesungschein）。这德国和英国教育体制上有很大的不同，在德国，即使你很聪明，但是没有熬够相应的年头也休想毕业，罪魁祸首就是必须拿到无数个听课证。

由于第二学期（9门课）选课太多，所以有些课也是混混而已。也就是去2-3次，打一个照面就不去了。学期结束后我去找教授要听课证，教授眼睛直钩沟地看着我说：“我只能给你一个，第二个不能给你。”我问为什么，他说：“第二门课程你只来过两次，所以不能给。”我心里暗骂这个不懂通融的家伙：“怎么会注意到我只上过两次课？毕竟有200多学生啊！”估计我是唯一的亚洲学生的缘故吧！这下我可惨了，因为下个学期必须多上一门课，好辛苦！

 第三次碰撞 修改论文错误

我的导师哈瑟教授是个标准的德国老头：灰白头发、高高的鼻梁、身材高大、说话不紧不慢、用词讲究、做事死板！虽然一脸的威严，但是要接近起来还真是一个大大的好人。很多学生希望找他作导师，但是看到他那样子就害怕了。倒是我这个亚洲人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当然，他也爽快地答应当我的导师了。

如果说在德国留学是一个苦活的话，那么写论文就是苦中之苦了。我的论文前后被这个导师打回8次之多！例如一次看见我拼错了一个单词，就不再看下去，直接给退回了。那是一个什么错误呢？我把表格这个词“Tabelle”错写成Tablette了，估计是晚上太困了开始胡写的。Tablette 是药片的意思，他很严肃地说：“你的论文上要是让人看到有这么多药片的话，大家会误以为你是学医的呢。”可想而知，当时恨不得马上钻到地洞里面去。

尽管如此，论文答辩还是取得了极为满意的成绩：满分！教授对我的答辩极为满意，结束后专门找摄影师来照相并送我一本他编撰的专著：《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词典》作为纪念，他说：“这本书你今后也许能用得上。”看来我的导师先知先觉，我后来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还真就用上了，而且还派上了大用场，真是谢谢他！

 第四次-拥抱在北京

说实话，我真的没有想到在北京还能见到我的导师。那是我回国一年后的一天，德国使馆政治处给我来电话，说我的导师来北京，想和我见面。当时我在北京还是一个淹没在人堆里，任你怎么找也找不到的人，起码通过网络是不可能找到的。直到现在我还纳闷，德国使馆是怎么找到我的。

哈瑟教授应北京大学的邀请来中国演讲。演讲完毕后德国使馆政治参赞设立私人晚宴，邀请使馆的官员、哈瑟教授、阿登纳基金会中国总代表和我几个人。见到哈瑟教授，我内心异常激动，我用德国拥抱的礼节欢迎他来北京。在吃饭的时候他问我工作有什么困难，我告诉他还存在一些问题。他转脸就对政治参赞和阿登纳基金会负责人说：“希望你们在中国能帮助他。”这一刻，我想起了在德国课堂上和他的辩驳、想起他不给听课证的不留情面、想起了修改我论文的苛刻，但所有这一切不都说明这是一个外表严厉、内心慈爱的人吗？一生中得遇如此良师，也算我的造化。

算起来，教授今年该80岁左右了。希望教授保重身体，有朝一日去德国看望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