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和华盛顿,两个同在1799年去世的人身上的现代性实在相差太大。大而言之,这也就是两个国家的现代性。 如果我陡然这么一说,你一定会犯嘀咕。乾隆与乔治·华盛顿,一个留长辫子的古代皇帝,一个穿西装的美国总统,他们怎么可能碰到一起呢? 但糟糕的是,这真的不是一个与穿越有关的问题。乾隆与乔治·华盛顿是同时代人,而且都是在1799年去世的,乾隆死在年头,华盛顿死在年尾。 为什么你会有穿越的感觉?道理其实很简单:他们两个人身上的现代性实在相差太大了。大而言之,这也就是两个国家的现代性。 大清帝国前后延续了268年,总共有10个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在位的100多年被称为康乾盛世,然而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这所谓的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17世纪中期以后,历史开始跑步前进。其后的100多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工农业产量成百倍、千倍增加。与此同时,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样迅猛,西方各国人民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了法律的笼子里。 与西方相比,东方的情景则恰成对比。清代的皇权专制尤胜于明代。明王朝取缔了宰相制度,集独裁于皇帝一身,不过它还有内阁制,大臣尚能公开议政。而到了清代,则以军机处取代内阁,将一国政事全然包揽在皇室之内,皇家私权压抑行政公权,无复于此。 对于社会精英,清代初期的政策是全面压制。入关不久的1648年(顺治五年),清廷就下令在全国的府学、县学都树立一块卧碑,上面铭刻三大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 而这三条,恰好是现代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有清一代,皇帝多次大兴文字狱,使得天下文人战战兢兢,无所适从。 1799年,就在世纪交替的前夜,88岁的乾隆在紫禁城养心殿安详驾崩了。乾隆留给儿子嘉庆两个重要的“遗产”:一是百年康乾盛世的巨大光环,二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贪官、也是当时的全球首富和珅。 和珅是乾隆晚年最信任的大臣,也是空前绝后的贪污高手。乾隆驾崩的15天后,嘉庆就以“二十大罪”,把他给赐死了。嘉庆查抄和家,共得8亿两白银,当时清.廷每年的税收约为7000万两,和珅的财产竟相当于十多年的国库收入。 一个人,既是国家的首相,又是国家的首富,大抵是中央集权到了登峰造极的恶质时期才可能出现的超级怪胎。 在地球的另一端,乔治·华盛顿去世的时候,留下的是另外一份遗产。他领导了一场独立战争,让北美地区摆脱英国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本有机会做一个皇帝,至少是终身制的独裁者。可是,他却选择当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并在两届任期结束后,自愿放弃权力不再续任。 在1799年,乾隆的名声、权力和财富都远远大于乔治·华盛顿。可是,随着时间的推演,不同的遗产让他们在历史的天平上获得了新的评价。 如果乾隆与华盛顿真的见面了,我估计他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谈的。如果谈三权分立,他们会打起来;如果谈文字狱,他们会打得更凶。 (来源:日本新华侨报网;作者:吴晓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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