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自行车铃声渐去

自行车的铃声对我来说无论如何都是遥远的过去，不管是在基督城还是在北京。从北京西单住所通往灵境胡同地铁站的西斜街小巷子里，我身后一声清脆却也轻柔的自行车铃声让我无限地感慨，它既熟悉又陌生，既亲近又遥远……

上个世纪的中国，三转一响：其中的自行车，是一个家庭富裕与否的标志之一，这大体流行于60年代；青年们身穿军大衣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大街小巷奔向打群架的集结地，这又是70年代的事情；在城市主要街道上和交通路口处拥挤的自行车群为争夺每一秒钟的行进机会而相互摩擦，这大体存在于80年代直至90年代；中国各大城市主要交通道路上的自行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汽车，这当然是新世纪以来的事情。

如果说从自行车的珍贵到流行，流行到普及，普及到消失这一过程是一种变迁，那么是的，观滴水而知沧海，窥一斑而知全豹，它应该归属于一种社会性的变迁或称进化。说明了在北京，在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是无可置疑的，它应该涉及到本文不可能面面俱到的许多领域。2008年夏季奥运会将北京这座城市强化出国际大都市应该具有的特质和规模，并使她跻身于世界大都市的行列，排名第15位，不能不说明这种巨变存在的真实性。

记得80年代我在北京外交学院学习时，曾经给北京的人民留下了一句我对他们的感受，那就是“北京人民工作是勤奋的，但生活是艰苦的”。后来我在成都工作，常常出差来往于成都和北京之间，一年几十次，但常常是乘飞机当天去当天回，就是因为那里生活太艰苦，如果要住，往往是招待所里的地下室，吃的也不好。我之所以对北京人民有如上的评价，是因为他们必须起早贪黑，许多人都是5点钟就起床，6点钟就开始蹬自行车或赶公共汽车去上班，经过近两个小时艰苦卓绝的行程后，于8点之前赶到班上；中午吃点自家带的通常都没有新鲜蔬菜因而也就没有什么营养的饭菜；晚上6点下班后急急忙忙在附近小店里买点似乎是被许多人挑剩下的干货或数量有限的奄奄一息的鲜货，并开始一天内第二次“长征”；晚上8点到家后迅速开始在有限的水源和灯光下做饭吃饭，赶收拾利落之后已是晚上10点。这是好的，如果有孩子，那就更加辛苦了。那时在北京所看到的一切，至今也无法忘记。也正因为这样，每次去北京出差，我不带别的，只带新鲜蔬菜水果给那里的亲戚朋友或同行。那时北京的食品服务业很不发达，更多的只是一些小面馆，卖点包子，饺子或朝鲜冷面之类。当然，还有夜晚街边维族人的烤羊肉串儿，或许那是当时普通人不小的奢侈。

20年前出国时，知道北京人民正在享受政府“菜篮子工程”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于是我想如果我再去北京一定不会再带水果蔬菜给人了。

尽管我不潮，但我绝对不是一个保守之人，所以说到北京的变化，不能不提到三里屯。因为曾几何时，三里屯已经成为北京不变的主题，不提三里屯，便有OUT之嫌。虽然有说是“一切你排斥它的行为都会变成你路过它的一个理由”，但我却抱着专访的姿态，就是要去看一看为最直接的理由，用了整整一下午和一个晚上的时间，由朋友陪着，造访了这个久违了的地方。

2月的北京虽然已进入春季，但仍然十分寒冷，尤其是晚上。尽管如此，三里屯街道上的汽车还是停放得满满的。在北京，自行车消失以后，汽车便成了灾，就像澳洲人为了消灭兔子而引进的红狐和新西兰为了皮毛事业的发展而引进的果子狸，一旦泛滥便不可收拾。许多街区连人行道也停满汽车，给行人带来极大的不便，他们只能在气车间迂回行进，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三里屯由于管理好一些，所以没有那么糟糕。

我们没有去那个充满小资情调的同里，因为据说三里屯最后的洗心革面来自一个新的村落的诞生，这就是三里屯村(三里屯 Village)。这当然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村落，而是汇聚了所有开心理由的新的商业综合体，他让人们把酒吧属性的三里屯视为一个新的游乐场，于是三里屯与西单、王府井之类传统的商业街也分出了最明显的区别：快乐，新奇，开放，应有尽有，就连吃也极具自己的风范。难怪有人称他为“混搭潮流第一村”。虽然不必比，但我愿意说，或许三里屯不像纽约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伦敦的柯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和东京的银座那样时尚，但绝对比他们更具特色。

三里屯村自己的广告语说：“这里什么都是，这里什么都不是。”虽说如此，笔者同所有青睐他的人们一样，认为这里的确是个去处。因为重重蜕变了的三里屯已经走过了他最强悍最土著的半条街时代。由香港太古地产斥资50亿打造的这个村落，其风姿极具欧美街区风情的建筑形态。独栋小楼的外立面，空间设计，内部装饰，个性化服务，乃至商业化艺术策展都可以在这里无限夸张地彰显个性。这就是为什么众多国际品牌趋之若鹜的关键，也难怪一家又一家旗舰店在这里嚣张地耸立着，动不动就是全球最大，亚洲第一，中国独家等。正因如此，他才能够成为中国与国际接轨的即包容又先锋的时尚地标。只要走过那里，你就无法躲避那一栋栋银光闪亮的建筑。

在这座村落的二楼，我们选择了一家叫“粟库泰”的泰国餐馆。出过国的人都知道，就饮食而言，中餐西化，西餐中化，这已然是为了适应当地民风口味而不得不遵循的经营策略。由于酷爱紫色，我首先点了一杯名为“梦幻炫紫”的鸡尾酒。加上接下来的美味佳肴，和谐的灯光以及可以讲英文的训练有素的男服务员，所有这一切给我的唯一的感觉就是：这不是中国，至少这不是以前的中国。

这次回国寻根，我的老师，中国科学院的印开蒲教授送给我的他的3公斤重，价值588元人民币的新作《百年追寻》一书，让我对中国西部的环境变迁有了概念性的了解。在这本书的简介中有这样一段话：100年前，一位西方植物学家在中国采集植物的同时，拍摄了大量反映当时中国社会和环境的珍贵照片。100年后，一位中国生态学者沿着那位西方植物学家当年走过的路，在他拍摄照片的同一地点，重新按下了相机的快门。书中200余幅高精度哈佛大学珍贵原版百年老照片，和印教授在同一经纬度拍摄的新照片，展现了百年后在同一地理位置上中国西部的沧桑巨变和未变。(摘自：新西兰《信报》，作者：张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