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授卡米拉

1981年的9月，我提着两只小箱子飞到大洋彼岸，进入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音乐学院。那时候我是个傻丫头，自以为学了几年西乐，唱了几年咏叹调，得了几个不大不小的奖，拿了美国大学的奖学金，竟认为自己是个天之骄子。天多高？地多厚？浑然没有概念。土呀，土的浑身上下快掉粉末了！

我对印第安纳这所大学没有概念，对印大的音乐学院没有概念，当然，对站在我面前的这位黑人女教授更没有概念。

我是那种永远会自己给自己减压的人，不知道的可以先不知道，没得到的可以暂时先不要，希望有的等待机会慢慢来，如果失去了耐着心思再寻找。

我不知道这些素质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时光过去了，我慢悠悠地回头看，看到的是许多闪光的记忆，那些我当时并不自知的许多过程和感受一直在深深影响着我。也许很多珍宝就是在时光流逝中才慢慢显出其价值的。

那时浑浑噩噩的我除了到美国去的一种强烈的新鲜感之外，事物认知能力其实很肤浅。所以我不知道为我提供了奖学金的印第安纳音乐学院是美国的一所极其知名的学校，那是多年在美国的公立大学中常年独占鳌头的顶尖音乐学院。我更不知道世界上的许多知名音乐家在他们从舞台上退休以后都会以来到这所学院任教为荣耀为幸运。因而我在面对卡米拉·威廉斯小姐的时候，完全没有觉得一丝一毫的紧张和倾慕，除了有点困惑，因为我那可怜的英文弄的我几乎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卡米拉，一位中等个头的黑人女士，打扮得十分时尚而端庄，年轻时她应该很漂亮，没有黑人特有的那种厚嘴唇，除了鼻翼有一点点宽，眼睛很大，虽然眼白上有一点黄斑，但是依然清澈。我猜她是四十多岁，但后来知道她其实应该是六十岁过了。

从那天起，我随她学习歌唱技巧，直到一九八五年离开印大。

卡米拉是一个并不严厉的老师，卡米拉是一个很幽默的老师，卡米拉是一个有漂亮“头声”的老师，卡米拉是一个会把真实的自己亮给学生的老师。

我说这些，是她和我的其他的老师太不一样了，或者说，她是第一个把美国精神展现给我的美国人。所以她对我的意义非同一般。

在我的声乐学习当中，有两个最重要的老师，一个是我的启蒙老师郭淑珍，另一位就是卡米拉·威廉斯。而这两位大师级的教授，教学方法是南辕北辙的。郭老师来自俄罗斯的教学之路，她是那种在课堂上十分严谨的近乎古板的严厉师长。本性好动总是一刻不停的我初到她的门下，在几年之中像是一条粗糙的木棍被尖利的刻刀一下下修饰成了一根状态合乎规格的光滑的筷子，这其中我的随意我的任性被一点点修饰收敛而达到彻底的收伏。到美国的时候，我已经是那种行为端庄、学习态度严谨的标准的好学生了。

而卡米拉不希望我继续那种规矩相。她在那间装饰得非常漂亮、极具个性化的课室中总是大张着双手引吭高歌做着示范，她大声说笑话满室的走动，解释着发声位置和歌曲的内涵，浑身散发着的是那种黑人特有的气质，你可以称那种气质为艺术家的特性或者是一种独属于卡米拉自己的天分，因为后来我总是不能置信一位过了六十岁的女人怎还能有那样充沛的精力和体力呢？

卡米拉是属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歌唱家，不难想象，在那个年代里，黑人曾经忍受过什么样的侮辱与损害。即便后来的美国去除了奴隶制，黑人也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不能得到真正公平的社会地位，而我的黑人老师正是从那个时代一路挣扎奋斗走过来的。像她那样的黑人歌唱家，后来能够在美国顶尖一流的音乐学院中获得了终身教授的位置，必定是成就非凡且有着绝强拼搏精神的真正强者。

有一次上课时，我因为无论如何做不到她要求的标准而陷入困惑，她不停地纠正我，我不停地唱，到后来嗓子已经疲劳，仍不能让她满意，我无可奈何的哭起来。我这人从来没有在主科课堂上哭过，老师的要求我总能做到。但那次不行了，我有弹尽粮绝之感。当时我想，反正眼泪已经流出来了，干脆让它流个痛快。于是不停的哭。卡米拉有点无措了，她让钢琴手给我倒了一杯白兰地。我一看，俺地娘哎！这个时候喝洋酒？美国人压惊的习惯，在我这儿可是行不通啊！于是我接着哭，哭的上气不接下气。

我忽然觉得卡米拉的脸离我很近，她的棕黄色的大眼睛里也开始储满泪水。她也哭了？我惊着了，和她对睁着大眼，愣在那儿了。

她开始了一番长长的谈话，我的倒霉英文不能让我一字不落的收纳她的全部讲话，但我清楚记得其中的几句话，她说：霜，你要记住，世界上任何事都不会总那么由着你的意思。你遇到这点儿难事算什么？你不知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样的挤压？你根本想象不出那是什么样的磨难！

我记住了她的话，一直记到今天。我的想象力和创造过程总会伴随着坎坷，但我总会义无反顾的向前走，因为再艰难，也比不了卡米拉当年遇到过的那种挤压。

等我英语好一些之后，我知道了，我的老师卡米拉·威廉斯是美国黑人奴隶制解除之后，首次登上贵族古典歌剧音乐舞台上的第一位黑人女高音歌唱家。她于2012年的1月去世，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