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归侨追忆往事：一生无法磨灭的教师情

时隔39年后，我回到毛立冬加，这时的小镇已不是当年那样，这也难怪，因为我也不是当年懵懂的少年。虽然旧人已老，但记忆却无法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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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39年12月29日出生在马来西亚的毛立冬加，父亲经营小生意，母亲是位朴实的家庭妇女。

毛立冬加是个小镇。它地方虽小，但人气很旺。那里主要的居民是马来人，还有少数的印尼人、菲律宾人、印度人、锡兰人。这里也有许多的中国人，福建人中有莆田人、仙游人、永春人等。

小镇里，人们融洽相处，互助团结，友好往来。人们礼尚往来，过年时，互送礼物或食物，孩子们也友好相处，互相追逐、踢足球等。

中国人多是经营杂货店、金店、布店、咖啡店、自行车店、打铁店、木工店等，也有少数的中国人在深山老林耕种、养猪等。

印尼人、锡兰人擅长经营咖啡店、小食店、打金店、打锡具、银具的作坊。更多的印度人为白种人(英国人)割橡胶领工资过日子，马来人经营椰子林，椰子干、椰子油、椰子糖是马来西亚的物产之一。

当时，每天下午二时起，印度人纷纷走出橡树林，到镇上来购物，于是小镇出现了一片赶集般热闹景象，不少的印度男人到镇上疯狂地畅饮啤酒或椰子酒，之后酒疯大作，怪象百出，直到夜幕降临，小镇才慢慢恢复了平静。

1992年1月，距我离开毛立冬加小镇39个年头后，第一次回到小镇探亲访友，它勾起了我无限的感慨，真没有想到毛立冬加小镇，已是面目全非，一片萧条景象，小镇只剩两间小店，行人寥寥无几，使我伤感极了，昔日的繁荣景象，已荡然消失了。原来在小镇生活的人，有的已过逝了，更多的人和他们的后代，已远走他乡，昔日的好友都不见，小镇附近的一条小河，过去我们常到那里抓鱼蟹，如今小河已成平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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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的那年，我进入当地的一所华文学校读书，学校叫“育贤学校”。它是由当地华商集资筹办的，学校只有一名老师，叫陈绍春。

学校在街上商店的边上，有上下两层，楼下是大教室，可容纳30多人，楼上是教师的卧室。

陈老师教的是从小学一年级至四年级，学生共有20多人都挤在一间大教室里，由他一人轮流按班上课。我当时是在小学三年级，共6人。我们每天从7点开始上课读书。

学校很小，因此没有其他的设施。全校只有一个小足球、几个键子。那时我们很好动，在窄小的地方也踢球，结果往往把仅有的几扇窗户的玻璃都给踢破。

老师每天上午教我们读课文，到了中午放学前，每人都要在陈老师面前背诵课文，如背不出来，手心就要挨鞭子，挨鞭子时，允许两手交替挨鞭子，不允许屁股挨鞭子，学生们都喜欢屁股挨鞭子，因为事前，学生都多穿了两条裤子或者屁股有垫物。

哪想到老师都知道，所以惩戒时都打手心，这让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老师早已作古，但我还时时怀念他，毕竟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1950年，我转学到离毛立冬加约30多里的万津中华小学校。中华小学的规模大，任教的老师多，而且是专业的老师。我们是分班上课，有各自的教室，还有班主任，并且有英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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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弟弟在中华小学学习两年，我每天早上乘巴士到校，自带午饭，下午5时又乘车回家。

万津也是个小镇，但它比毛立冬加镇大，街道有四条，商店多，砖木结构为主，有邮政局，当铺、酒吧、汽车站、旅社等。经济较繁荣，它上接巴生港口，下接毛立冬加，万津是交通要道，当时在中华小学时的同学有邹华明、施丰种、施丁旋等。由于长期没有联系，1992年1月我回万津时，已找不到他们了，留下的只有他们的名字，和记忆中一张张可爱的脸庞。

1952年，我和弟弟又转学到吉隆坡的尊孔中学读书。

尊孔中学是马来西亚首府著名的中学。当时在马来西亚没有一所大学，所以尊孔中学亦称为马来西亚的华文最高学府。尊孔中学，是我的人生一个转折点。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开始懂得思考人生的一些道理。

学校中一些老师的政治倾向会影响我们，当然我们也从中感到政治对立的暗潮涌动。但也有教师不问政治，保持中立。就是因为有了政治因素，尊孔中学的教师之间基本上不往来，教师与学生的往来也十分谨慎。

记得，我在尊孔中学时的同学有陈潮生、杨尉、杨德明等，这些好同学如今不知怎样了。当时，尊孔中学是男生学校，在尊孔中学附近有一所女生学校，校名是坤成女子中学，尊孔中学和女中两校的学生关系好，来往密切，两校演话剧时，两校互借学生扮演爸爸和妈妈，大家的表演都很“真情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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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4月，我瞒着家人偷偷回国了。

7天7夜后，我到达了厦门集美华侨补习学校，被安排在初二班学习。在补校每年的7月都要经过国家的高考和补校的考试后，学生们才纷纷升入大学学习和分配到正规中学去学习。

第二年的7月，原在补校的学生都已离开补校到新的学校继续完成学业。而我却被当作学生的骨干安排在补校升级学习，即继续在补校当学生干部。我在集美补校曾担任过纠察队队员、小队长、中队长、指导员等职，任务是维护全校的治安秩序，当时负责指导纠察队工作的是生活辅导老师即严作揖老师，他予以我很大帮助，也是我人生中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师。

到了1957年，我就读于集美华侨补习学校高三年段时，班主任是李中华老师，担任我班的语文教学，他教学要求严格，但人和蔼可亲。但在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分子而离开了我们。之后由年轻的苏碧端老师代替他，担任我班的外语(俄语)教学。

在补校时，我原想集中精力，努力学习，争取考上大学，但在反右斗争期间，我们也不幸地搅入到这个政治漩涡中。

作为学生缺乏生活阅历，没有政治斗争阅历，只好在反右派斗争的大会上，摇旗呐喊，呼口号、助威。此外，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拿去大字报，揭发右派所谓的罪行和言论。我们是归国的青年学生，不敢违心捏造事实和无限上线上纲。当时学校领导认为，高三班的大字报太少了，要班主任带领我们到集美水产学校去参观学习、取经。当然我们只好照搬照抄，有的任意发挥，无限上纲上线，顿时大字报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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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到了七月的高考，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读书学习。高考后，我们全班总共25人中，却没有一人考上大学。我算是幸运，也只考上了厦门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科。

当时，我班级中有学生会主席、部长、校团总支书记、班长、学习委员等，他们的学习成绩都比我好，就是与大学无缘，考上师专的就只我一人，这不能不令人匪夷所思。

事情也真巧，进入师专正逢1958年全国大跃进，大炼钢铁又成为我们主要的政治任务。按规定，我们在师专学习的期限为二年。但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后改学习期限为一年。

1959年7月，我毕业了，来到三明一中去任教。在此之前，厦门师范专科学校要照顾我到条件比较好的城市去，我却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觉得山区一样能发挥我的才能，结果没想到，从此就留在了这里，也许这就是命运吧！

人不同，人生也不同。也许我的人生就注定是和学校打交道，以前是学生，后来成为了老师，而我几乎记住所有教过我的老师，如今在想，我的学生也会像我一样记着我这个当老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