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劳改”

提起“劳改”，我们这代人总会想到父辈经历的“反右”或“文革”，深入美国生活后，我才发现，劳动改造不是中国的专利，美国也有“劳改”。

可自由选择“劳改”时间

美国的“劳改”是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且每天都在运行的一种社会机制，只不过在美国，一个人不会因为政治或思想见解与主流社会不同而被送去劳改，但所有那些轻度犯法的人都会根据法庭的判决而被强制劳动改造。譬如酒后驾车、肇事逃逸、破坏公共设施、打老婆孩子等行为的直接后果，除了经济赔偿和牢狱之灾外，都会被要求劳动改造，只不过这种劳改在美国被冠以另外一个名字——社区服务，就是在特定时间内，当事人被强制执行社区服务工作，最常见的工种就是清理高速公路。

在中国，当你看到一群青少年在马路上擦金属栏杆时，你就知道这是学生们在学雷锋做好事。在美国不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但当你看到一批人穿着黄色马甲在清理高速公路时，你基本上就可以认定，这是一批在劳动改造的人。

我在中国没经历过劳改，在美国却没能躲过。美国的劳改比较人性化。首先，它允许当事人在限定时间内自由选择劳改的执行期，对我来说就是一年内完成100小时的劳动，我可以从容地安排时间且基本不会影响到正常生活和工作；其次，每天的劳改工作不会超过8小时，也就是说我要工作13天，而这13天不必连续进行，我甚至可以将它分为13次，每次只工作一天；再次，劳改的人不需要“同吃、同住、同劳动”，劳改时我只需要每天像上班一样准时签字报到，工作结束后回自己家。虽说如此，但它也是强制性的无偿体力劳动。

即便是这样人性化，它对我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的作息时间变得像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的便当盒里天天都是两个三明治，一罐可乐。在美国，这是不会做饭的人最便利的选择。

每天的劳改内容、程序基本都一样。早上集合后，两辆大车同时开出，一辆载人，另一辆装干活用的工具、垃圾袋和饮用水。工头根据上级指令将车开到某一指定的高速公路，到了停车位后集体下车，穿上带有反光带的橘黄色马甲，开始在高速公路的作业地段摆放锥形桶，对过往车辆作出警示以防发生事故。之后大家排队领工具，然后再按指令开始工作。记得之前自己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时，看到那些穿着黄马甲的人顶着大太阳在路端捡纸屑，心中总是不由得升起对这些人的敬意——正是这些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使我们能有一个整洁的环境。

然而当我第一天和“同事们”集合时，原先心目中的尊重立刻荡然无存，左右看去，身边的十几个人单从相貌上讲没一个像正面人物。再一了解，更发现这些人不是打了老婆，就是偷了东西。想到这些，心里不由升起一种悲哀，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好端端来到美国，竟然会与这些劳改犯为伍。

由于工作态度、效率都要由工头签字认可，我们所有劳改人员对工头都百依百顺。在他眼前工作时每人都积极努力，一旦走出其视野范围，大家立刻变得一个比一个消极怠工。

“我特想被打，你知道吗？”

劳改的间歇我们也闲聊。一次，一位长我几岁的中国“难友”听说我来“劳改”是因为在公共场合打人时，眼睛瞪得大大的。“打人？你敢打人？这是在美国，你竟然在公共场合打人？”他停顿了一下，“我特想被打，你知道吗？谁再想打人，打我好了……”话语中透露着认真但稍带诙谐。过了一会儿，他又笑着对我说：“你再想打人或者你知道谁想打人，麻烦你通知我一声好吗？咱们约个时间和地点，就打我好了，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工作，还能得到一笔赔偿。”

这样的话，在中国听来是可笑的，可在美国几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因为美国法律中有一条是对“犯罪的受害者”进行政府赔偿，即便抓不到罪犯，政府也要为受害者提供医疗费和治疗期间的误工费。因此在美国，你是很难看到有人在街头打骂的，更不用说像韩国议员那样开会时拳脚相加。

洛杉矶的气候是三季如春，一季为夏。不幸的是，我的劳改就选在了夏天，清理高速公路的劳动始终处于烈日烘烤之下。我们每个人都用毛巾、帽子把身体各个可能露出的部位完全遮住，虽然躲开了毒辣的日光直晒，但身体早已大汗淋漓，汗水让浸湿的内衣裤紧紧贴在皮肤上，难受极了。

当我在高速公路边的草丛中用纸夹将纸屑、废弃物一个一个夹起放进垃圾袋时，看着路上一辆辆放着音乐疾驶而过的汽车，心里不禁感叹：自由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拥有时你感觉不到，因此也不知道珍惜，只有失去时才备感它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