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让“魔鬼”敬畏的烈女

文/贾辰飞

赵一曼 1905－1936

四川宜宾人，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35年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1936年8月被捕就义。

1926年11月，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李坤泰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为近代中国首批军事院校女兵中的一员。

1927年底，李坤泰由上海党组织选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第一次乘坐海轮，习惯舞刀弄枪的“女汉子”产生了诸多晕船反应，头晕、呕吐、水米难进，身体极度虚弱。这时，同行的组长陈达邦对她悉心照顾，使忙于社会斗争的李坤泰感受到了生活中的其他惊喜。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之后，李坤泰改名李一超，开始全新的学习生涯。第一次接触外语，一向成绩优异的李一超感受到了学习的困难。这个时候，又是陈达邦伸出了友谊之手，帮助她成长、提高。朝夕相对，两位年轻人的情谊也一天天在增长，结婚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1928年底，迫于形势需要，大批留苏中共党员被派回国内参与斗争。已有身孕的李一超也在派遣之列。

陈达邦担心她的身体，希望妻子生完孩子后再回国。李一超却平静地对丈夫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虽一女子，然志向不输须眉。眼下正是为国效力之际，我不能以一己私欲阻碍报国大业。”

面对爱妻的坚持，陈达邦挥泪相送，却未想到，此去一别，两人再无重逢之日。

李一超回国后，于紧张忙碌的工作中产下儿子。工作的危险性使李一超无法放心地把孩子留在身边。儿子周岁后，她将爱子托付给丈夫的堂兄代为抚养。

李一超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危难，个人谈何小家？她在心中向儿子道歉，并特意和儿子合影留念，期待有朝一日，母子再次重聚，共享家庭之乐。

1931年，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激起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干部到东北组织抗日，李一超也在其中。

到东北之后，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李一超更名赵一曼，在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领导工人运动。1933年4月2日，赵一曼与老曹（黄维新烈士）共同领导了著名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导致市区交通中断，城市陷入瘫痪，使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政权焦头烂额。

1934年，随着侵华步骤的加剧，日本加强了对东三省的控制，城市工人运动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赵一曼转移到辽阔的林海雪原，在哈尔滨东南的珠河县组织当地农民建立抗日自卫队，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继续战斗。

1935年秋，赵一曼被任命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治委员，带部队驰骋于滨绥铁路一带，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的气焰。

1935年11月15日，由于叛徒的出卖，赵一曼被日军俘虏。日军在审讯犯人的卷宗中写到：“赵一曼女士，这个略显清瘦且成熟的中国女性，不是普通的农家妇女，在她身上弥漫着脱俗的文人气质和职业军人的冷峻。在任何地方见到她，你都能很快在众多的人当中看出她别于他人的风度。肯定是个受过高等教育、占有重要地位的责任者。应进行更加彻底的审讯。”

赵一曼所受的刑讯惨无人道。灌辣椒水、皮鞭抽、烙铁烫、铁条扎、电刑烤……各种魔鬼酷刑，全部在她身上实施了一遍。赵一曼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抗日的信念从未动摇。她的精神甚至感动了身边的看护和守卫，他们试图帮助她逃脱，但最终失败。

赵一曼的不屈精神激怒了侵略者，这些“魔鬼”再次抓到她之后，对她进行了新一轮的疯狂折磨，其酷刑超出了人类所能忍受的疼痛极限。但赵一曼仍然没有屈服，日军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情报。

多年后，曾参与审讯赵一曼的战犯大野泰治在忏悔录中写道：“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烈女的话，那应该是赵一曼。”

几经较量，“魔鬼”终于败下阵来。日军在审讯记录中称：“赵一曼女士已抱定必死之决心，且意志之顽强令人难以置信，单纯审讯已无法改造其反满抗日的思想。”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从容地登上了行刑的列车，日军将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

临行前，赵一曼给儿子留下一封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多年之后，已经参加工作的宁儿（陈掖贤）才知道自己苦苦等待的母亲就是赵一曼烈士。当他接到母亲的遗书后，当场哭晕在地。

赵一曼虽然牺牲了，但她的精神并没有远去。郭沫若在诗歌中深情地赞颂：“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哈尔滨人民尊称她为“白山黑水”民族魂，并将她战斗过的一条主街命名为一曼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