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响归国留学生救亡先声
——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群体

　　我们无法偷生，不能苟全，只有奋起抗战，只有动员全国一致抗战，才是我们民族唯一的生路……今日已到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泣求政府，集中全国力量和敌人决斗，使人人都有救亡效死的机会，同时也望不愿做亡国奴的全国同胞，一致听命中央，领导抗战杀敌，本会全体誓做前驱，万死也是不辞的。
——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成立宣言

1937年8月，海外中国留学生共赴国难，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在上海码头迎新一批回国的留日学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留学生群体中涌现出一系列救国报国的英勇团体，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

1937年7月8日，日本伊势海岸，留日学生张持平打开收音机，听到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身处举国若狂的日本，留日学生们本就痛苦万分，如今他们再也忍受不了屈辱与愤恨，踏破阻挠，毅然回国。据统计，卢沟桥事变之前，日本共有中国留学生约6000人，至1937年9月上旬，归国者近4000人。

踏上祖国的大地，面对残破的山河，大多数留日学生未等与家人团聚，便率先赶赴抗日救亡前线。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国民政府对他们放任自流，没有一点安排。带着满腔热血与学识回国却遭此冷遇，留日学生不免悲愤。

更让他们伤心的是，面对日军的侵辱，他们所看到的上海民众却是麻木的、事不关己的，仿佛正被侵略者蹂躏的不是自己的同胞。这让他们发出了悲鸣：“亲爱的全国同胞，我们这一群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当我们脚尖踏上黄浦滩头的时候，我们悲喜交集地欢幸。可回到我们的祖国了，第一印象，却不禁诧异，市面为什么这么平静？民气为什么这样松弛？”

面对这样的场面，曾在日本学习过、生活过、开展过运动的他们，当即明白了眼前的首要任务：唤起民众的抗日意识。只有中国人民看清了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国家所身处的境地，才能奋起救亡。1937年8月初，最早回到上海的数百名留日学生首先发起成立了“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唱响了归国留学生团结起来救亡的先声。

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成立后，当即投入救国大业中。救亡会以宣传、募捐、沟通、慰劳、救护和军事训练等形式开展活动。

在宣传方面，救亡会成立了宣传队，在上海活动1周后转赴内地，详细叙述日寇侵略东北、华北的暴行，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民众讲解战争的性质，期望唤起民众的危亡和抗战意识；介绍防控、防毒等战时常识，以期能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失。

募捐方面，救亡会发起了“万条毛巾运动”，在所募毛巾上印“英勇杀敌”4字，送给抗日前线的将士，为抗日杀敌尽一份力。

国际沟通方面，9月14日，救亡会发表《告日本文化界书》，号召日本文化界人士采取手段阻止军队暴行，这是留日学生作为特殊文化群体所独具的优势。

慰劳方面，获悉平型关大捷后，救亡会立刻向朱德、彭德怀等致电祝捷并汇款百元。

救护方面，“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救亡会与其他救亡组织一起组成战时服务团，前往前线进行战地服务、救护伤员。

此外，救亡会还组织过战时救亡工作讨论会，请来邹韬奋、章乃器、钱亦石等人进行演讲。

1937年10月，救亡会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同上海暨南大学留沪同学抗敌后援会、大夏大学等8个团体一起成立了规模更大的抗日救亡团体，开展宣传、募捐、抢救等活动。同年11月，随着上海的沦陷，上海学生界各协会逐渐停止活动。

在参与组织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的留日学生中，涌现了许多有着突出贡献的学生，他们带领着其他留日学生为祖国挥洒着自己的热血与豪情。侯枫便是其中之一。抗战前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新闻研究室学习的他，在抗战爆发后第一时间归国，加入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担任战时演剧队队长，主编《战时演剧》月刊，坚守戏剧救国道路，对唤起民众救亡意识、鼓动全民族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女剧作家颜一烟同样采用戏剧救国。1934年，颜一烟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曾任中华留日戏剧协会干事、留东妇女会执委、《东流》杂志编委。抗战爆发，她与郭沫若等同船回国，任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理事，同年8月随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救亡演剧队第五队做宣传工作，写了独幕剧《祝出征》；9月转入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二队，编写剧本《九一八以来》《渡黄河》；1938年辗转到达延安，一直坚持创作抗战剧本。

黄乃曾在日本参加中国共产党东京特别支部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并承担东京世界语者协会等学生团体的领导工作。1937年8月回到上海后，他成为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的组织部长，领导救亡会开展了一系列活动。随后赴陕西任教，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患有眼疾的黄乃双目失明，他坚持不懈地学习与探索，设计了现行的盲文。

张持平在1935年东渡日本留学之前，就加入了反帝大同盟。留学日本后，他参加了进步团体“社会问题座谈会”，秘密进行救亡活动。1937年春，张持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张持平成为号召留日学生归国的主导之一，对留日学生大量顺利归国起了重要作用。回国后，他也参加了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奔赴在救亡第一线。后受党的派遣，去往南京做国民党统战工作。1956年，他调任上海市侨务处处长，在和平年代重新干起了侨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