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杆如枪的乔冠华

乔冠华(1913-1983)，江苏盐城人，著名外交家。早年先后留学日本、德国，获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8年回国，从事新闻工作，撰写了一系列观点精辟、视野开阔的国际评论文章。

1935年8月底，因为参加反日革命活动被日本遣送回国的乔冠华，再一次踏上了旅程。在恩师金岳霖和时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推荐下，他前往德国，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初到德国的乔冠华很有些在“纯哲学”领域做出一番成就的愿望。当时乔冠华和季羡林是这一批留学生里德语水平最高的，因此被分在了同一个德语班。季羡林后来回忆这时的乔冠华“颇有些才气，有一些古典文学的修养”。这两个人都是书呆子，在柏林“念念不忘逛书店”，两人一起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

几个月后，乔冠华与季羡林分别。或许是对时局有些天生的敏感，乔冠华已经感觉到法西斯执政下的德国令人不安的政治气息。因此，他放弃柏林大学，前往德国南部小城图宾根。这座小城没有当时柏林的狂热与喧嚣，而位于此地的图宾根大学更是德国杰出的哲学大师黑格尔曾经读书的地方，学术氛围浓厚。在这里，乔冠华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著，与教授们进行哲学原理的讨论。

然而，乔冠华却最终没能像季羡林一样走上学术道路，他甚至连全心沉浸于学习的状态都没能保持很久。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入柏林后，在德留学生们就开始自发地组织抗日救亡活动。

此后，随着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和国内抗日活动的高涨，乔冠华的“很大一部分精力，发挥在抗日运动中”，再也不能做“百分之百的书生”了。他匆匆忙忙写着博士论文，更多的精力却放在了参加各种抗战活动上。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则是钻研军事科学。乔冠华认真研读了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和其他欧洲战争、军事著作，反复对着地图思考世界局势。这一切，为他日后创作出大量观点犀利、影响重大的国际评论文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7年，日本大举入侵中国。乔冠华果断决定，回祖国去，投身到抗日救亡中去！

回国的旅程并不顺利，1937年底，乔冠华首先从德国过境到法国巴黎，而后与中国留法学生会联络。到1938年春天，他才终于坐上“霞飞”号邮轮来到香港，再由香港坐火车回到广州。

他先是怀着一腔热血，拒绝了西南联大的教职而投笔从戎；随后因广东陷落被派到香港创办《时事晚报》，以沟通广州与海外华侨。

从《时事晚报》的社论开始，乔冠华得以在抗战中真正发挥出自己独特的作用。此后他以“乔木”为笔名撰写了大量国际评论文章。他的文章能将翻腾不定的国际形势理出头绪，又能在这一基础上观照和分析亚洲局势、中国抗战前途，更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和乐观主义精神。

乔冠华在1939年3月5日发表的《国际新动向——论英苏接近》中评论道：“图穷而匕首见，在事实面前，英政府才又重新考虑英苏关系，目前的发展只是一个开端，而且其中还免不了无数的波澜起伏。”

这篇文章指明了理解二战欧洲战场爆发之前世界局势的一个关键穴窍：英苏能否合作。如果答案是不能，战争将难以避免——而历史证明了正是如此。

华沙陷落2天后，乔冠华在《哀华沙》中分析了波兰的内政外交和这一事件对东南欧的警示作用，之后他怀着炽热的情感写道：“华沙陷落了，华沙街上充满了那历史的血腥、尸骸和寂寞，但是我们并不失望；让死者埋葬死者；华沙一定会再生，它将和被解放了的柏林一道，勇敢地站立起来。”

当时身在香港的著名出版家冯亦代回忆道，在晦暗不明的时局中，乔冠华的文章仿佛“给蒸闷湿热的南国天气中，加上一阵清风，使人对阴暗的时局看到一丝希望的光芒”。

1942年秋天，乔冠华从香港撤离，只身来到重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担任《新华日报》的国际新闻和评论工作，并担任《群众周刊》主编。

相比于香港，处于内地的重庆在资料收集上十分困难。为了撰写国际评论，乔冠华不仅阅读中外报刊，还经常跑到设在重庆巴县中学的国民党国际新闻处招待所，向驻站的美、英、法、苏等国记者打听被当局封锁的国际消息。

乔冠华晚年回忆起这段时光时说：“战争每天都在发展，报纸上的信息不成比例，群众都希望一个时期把全面的国际形势来一个回顾，作一个总的分析，所以就成立了新的专栏，叫国际述评，由我来写。这几年……可以说，我花在写国际述评的时间比其他工作要多一些，原因是时局不断地变化，变化得很快，要想方设法把各种材料弄到手，要及时地写出文章来就相当吃力。”

材料翔实，分析缜密。“于怀”这个笔名如一阵凛冽又清新的风，吹出山城，袭到敌后，甚至引起了各国通讯社的广泛注意。

在国际局势变幻莫测的年代，《谜一样的马德里》等文恰如一盏破开迷雾的灯；在人们对抗战前途感到迷茫的年代，《怀着信心瞻望》等文又似一剂强心针；在黎明的前夜，《还不是陶醉胜利的时候》等文则仿佛一副清醒剂。这位当年从德国图宾根大学匆匆回国的哲学博士，未来将在联合国的舞台上大放光彩的外交家，在抗战中发挥了独属于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