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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从“医一人术”到“医万人术”

2015年09月01日  来源:神州学人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3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及人类学系,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凭博士毕业论文《江村经济》获赫胥黎奖。抗战期间回国,历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西南联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著有《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书。
  
  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的生员,科举制度废除后,费璞安被国家选派到日本攻读教育专业,回国创办新学。其母杨纫兰毕业于上海务本女校,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费孝通从小耳濡目染,费家一贯的“教育优先”原则在费孝通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20世纪初,正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全面接触的时期,教会学校便是这一接触的产物。1922年,费孝通进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就读,教会学校虽同样开设汉语课程,但仍以现代的西方课程为主。
  1928年,费孝通升入东吴大学,就读医预科。2年的时光里,费孝通虽是一心发奋读书,却也家事国事事事关心,他还担任了学生会的秘书。当时虽然身处教会学校,可强烈的民族意识与反帝情绪仍如火苗般在进步学生中隐隐闪现。1929年,一名校医在与学生的争执中动手打了学生,学校袒护校医的行为引起了学生的强烈抗议,学生们纷纷罢课,后来校方决定开除学生会的闹事者,费孝通也名列其中,被学校勒令转学。
  1930年,费孝通转入燕京大学。个人的遭遇使费孝通的心态发生了转变,“我对国家的关心又复活了”。他逐渐意识到,仅仅依靠治疗身体上的疾病是不够的,整个社会病痛的解决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于是,他最终选择进入社会学系就读。
  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对费孝通影响最大的,要数他的恩师吴文藻。1929年,吴文藻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归国,在燕京大学教授社会学原理、进化论、社会理论等必修课。1922年,燕京大学设立社会学系,而当时课堂上讲授的理论大多是直接照搬外国的,而吴文藻在课堂上提出的“社会学要中国化”,主张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这一方法对费孝通此后的学术道路产生了很大启发。
  本科毕业后,在吴文藻的支持下,费孝通到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系读研究生,跟随俄罗斯教授史禄国学习人类学。1935年暑假,按照导师的要求,费孝通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实地调查。
  在调查中,费孝通不幸受伤,新婚妻子王同惠溺水身亡。伤愈后,费孝通回到家乡的一个农村休养,并利用这个机会对当地进行了调研。1936年,带着这些调研资料,费孝通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留学,在马林诺夫斯基教授的指导下学习社会人类学,并根据在家乡农村的调查资料,写成毕业论文《江村经济》,1939年在伦敦出版。这篇毕业论文被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誉为社会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被后来的学者称为“中国社会学派”的开山之作。
  1938年,费孝通完成了在英国的学业,回到心念的祖国。此时沿海诸省均已沦陷。费孝通从越南海防登陆,乘火车进入云南。11月7日,费孝通来到昆明,稍作休息后,便立即赶往100公里外的禄丰县大白厂村进行实地调查。
  他在《云南三村·序》中对此作出了解释:“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
  1939年8月,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成立,费孝通先后在此讲授“经济社会学”“家庭制度”“社会学”等10余门课程。此时,费孝通的研究目光聚焦到了“认识后方内地农村经济的各种形式,并发现农民经济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以供改良农村经济者之参考。”他计划在云南省昆明附近各县设立研究工作站4处,研究当时“传统经济开始被现代经济浸入”的乡村经济形态。
  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不久,与燕京大学合办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后改称社会学研究室),由费孝通主持工作站日常工作。1940年,由于敌机频繁轰炸昆明,研究室从云南大学校本部迁往离昆明10公里外的呈贡魁阁。魁阁调查人员利用在社区搜集的所见所闻,验证社会学的理论或假设。这一时期,在费孝通周围,渐渐形成了青年学者的学术团队,他们大多采取集体讨论的方式,进行研究方案的设计,每次讨论都十分热烈。
  1942年底,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10所大学的10位教授访美,其中也包括云南大学,费孝通由熊庆来校长推荐,派往美国。
  在美访问和工作的1年间,费孝通将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的研究成果编译成书。将《禄村农田》编译为《乡土中国》一书的第一篇,将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及《玉村农业和商业》编译为该书第二篇、第三篇。该书中文版称《云南三村》,后于1988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回国后,费孝通又将访问所写的通讯稿件加以汇编,出版了《人情与邦交》和《初访美国》。
  1944年秋,归国后的费孝通转入西南联合大学,并继续兼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并经潘光旦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同年10月1日,民盟云南支部(原为民盟昆明支部)举行成立大会,费孝通被选为民盟云南支部委员。费孝通不仅通过上课、演讲等活动,向学生和社会各界宣扬民主和进步思想,还写了大量论文,针砭时弊,一时成为学生口中最令人敬仰的“民主教授”。
  1945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等学校的师生约6000人,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反内战时事演讲会”,演讲会由费孝通、钱端升、伍启元和潘大逵4位教授主持,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发表演讲。国民党特务对演讲会场进行干预破坏,当轮到费孝通演讲时,会场突然停电,并响起了枪声。
  费孝通在台上高声说:“我请求大家不要害怕——让我大声疾呼,用我们的声音压倒枪声……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
  然而,令费孝通痛心不已的是,仅仅几天后,昆明便发生了流血惨案,引发了著名的“一二·一”学生运动。费孝通当即大声疾呼,向社会各界揭露所见之暴行。他奋力抗争着,在血色中等待,等待即将破晓的黎明。  
  
参考资料
1.《青山踏遍·费孝通》,张冠生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09月第2版
2.《费孝通传》,阿古什(美)著,董天民译,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02月第1版
3.《费孝通传》,张冠生著,群言出版社,2000年0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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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yang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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