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1911-2009），山东聊城人，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1945年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归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著名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通晓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能够阅读俄文、法文专业书，是世界上少数几位精通吐火罗文的学者之一，也是印度史、佛教史的权威。
季羡林曾将自己的人生分为8个阶段，但他认为最值得记述的只有留德10年和“文革”的空前浩劫两个时期，可见留学生涯在他人生中的分量之重。
季羡林在德国度过的10年留学时光里，亲身体验了“铺地毯”般的大轰炸和置身“饥饿地狱”的滋味，用踏实的学术钻研为从事梵语和吐火罗文研究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
1935年，季羡林考取了清华与德国交换的研究生，学习期限为2年，后延长至10年。居住时间之长，情感之深，使哥廷根成为季羡林心中仅次于济南和北京的第三故乡。
初到柏林，季羡林便发现普通德国人务实简朴，毫无油滑之气，而留德的中国学生中却有相当一部分并未受此熏陶，反而懒散懈怠，只凭着几句简单的德语混日，他在日记中毫不客气地说：“我简直还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人’，到今天我才真知道了留学生的真面目！”
割慈忍爱，离家去里，兼之对同侪的失望，加深了季羡林对祖国的眷恋。老亲少妻、年幼子女和家中的破败景象时常萦绕在胸怀，他用大篇幅文字怀念祖国和故土：“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当我见到祖国母亲时，我一定跪下来吻她，抚摩她，让热泪流个痛快。”想家、想故国等词语频频出现在日记中，以至于他感叹“总之我不想在国外待”“这两年简直似乎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下来”。
1937年，2年交换期满，正值卢沟桥事变爆发，季羡林原定的归国事宜因家乡山东被日军占领而不得不推迟，德国的正式宣战又使得返乡之日遥遥无期。1942年，季羡林曾考虑取道瑞士设法回国，但未成功。
漂泊异乡的日子里，季羡林的耳畔是天空中轰炸机的鸣声、肚中的饥肠辘辘声和广播中希特勒“疯狗似的狂吠声”。日益险恶的形势更刺激了他对祖国的思念，烽火连天的日子里，一封家书已不可得，他担忧着祖国和家里的形势，只得将思乡之情寄托于梦里，家乡的炒花生米和锅饼、名叫“憨子”的小狗，甚至是院中的两棵海棠花，都成了他梦中的常客。
不过，怀乡的忧愁、精神的苦闷和形势的严峻都没有影响到季羡林的学业。作为德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哥廷根大学的历史上不仅留下了数学家高斯、文化名人格林兄弟等显赫的名字，更有着悠久的研究梵文和比较语言学的传统，名师辈出，藏书极富。
1936年季羡林（左）与同学在德国
在浓郁的学术氛围里，季羡林如鱼得水，他曾尝试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和古埃及文，最终将梵文作为主攻方向，这既是出于对中国文化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考虑，在另一层面上也隐含着一个中国学子的雄心：梵文的语法极为繁杂，形态变化丰富，同汉语截然相反，季羡林深感学习过程感到困难，但“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学习，就必然要把它征服”。
在选择攻读吐火罗文时，他又写道“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决不能掉以轻心”。数年学习，取得成就，获得师长认可后，他又感叹“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我亲爱的祖国”。
对他影响最深的莫过于2位老师，一是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佛典残卷的专家瓦尔德施米特（Ernst Waldschmidt）教授，他采用的典型德国式强调语法的教育方法为季羡林打下了坚实的梵文基础。
另一位是西克（Emil Sieg）教授。在二战爆发、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后，西克教授开始继续为季羡林教授梵文，被季羡林亲切地称为“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当时西克已年过古稀，没有子女，但他给予季羡林父亲般的关爱，在第一次课堂上便严肃表示，会将毕生最专长的学问毫无保留地传授于这个来自东方的异域学子，又积极为季羡林联络供职单位，期待他能留在德国。
季羡林感恩于老师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无私教导，刻苦钻研，也在日常生活中回报老师。二战时物资紧缺，季羡林从自己本就少得可怜的食品分配中硬挤出了面粉、鸡蛋和白糖，请糕点店烤出蛋糕送给西克夫妇，虽然这在他的“腹中饥饿之火上又加了一把火”，然而却成为“一生最愉快的回忆之一”。纵然外部战火不绝，希特勒将中国人也划为同犹太人一样的劣等民族，但在学术的象牙塔里，仍是师生情深，患难与共。
除了良师的教导，季羡林还收获了来自清华的学长乔冠华、房东欧朴尔夫妇、邻居迈耶一家等的陪伴和关照。
或许正是因为在德国收获的丰富学识和诸多善意，在1945年即将离开哥根廷时，季羡林才感叹“十年一觉欧洲梦，赢得万斛别离情”。
纵使对师长和求学之地万分不舍，纵使常笑言自己所学的文科是为人诟病的无补于国计民生的落伍学科，纵使国共两党的对峙为国内时局增添了紧张氛围，使他心生矛盾，但季羡林仍然义无反顾地赶往瑞士，取道法国、越南和香港，花费将近1年的时间，终于在1946年重返故国。
11年的异域流离生活，苦难与艰辛，挫折与委曲，饥饿的折磨，炮火的挑战，死亡的威胁，都不足为外人道。如今，他携着满腹才华归来，将余下的60载光阴通通献予祖国，杏坛传道，播洒学术之光。
参考资料
1.《留德十年》，季羡林著
2.《季羡林谈师友》，季羡林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