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今天，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沸腾了！抗战八年，多少艰辛，多少牺牲，多少期盼，终于赢得了胜利！
在抗战中，数以万计的留学生与国内有志青年一样，或积极投身御敌前线，或任职于政府部门、宣传组织、教育机构，以一支笔或一杆枪，在各个行业和领域，发挥着属于自己的独特作用。
战时中国的宝贵资源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淖之中，国人将攘外御侮、振兴中华的希望寄托于留学生身上。时称：“留学生者，二十世纪最美之词也，新世纪之主人翁也。”
当时，留学生多为国内青年之佼佼者，或学富五车，或志向宏远，或出身名门，均肩负着亲朋好友乃至社会和民族的殷殷目光。而他们也不负众望。近现代中国几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如辛亥革命、拒俄运动、反对“二十一条”、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等，均以海外和留学生为先导，国内知识界接应于内。
留学生们率先受到外国文化的濡染，往往学贯中西；在中国新文化、新政权乃至新社会的构建上，他们更是身先士卒。其中出类拔萃者，往往兼具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开拓进取的实干能力与开阔深邃的修养学识，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留学生虽身在远洋，但当祖国面临危难或迎来剧变之时，大多数留学生便会毅然返乡，与祖国同舟共济。
从1872年清政府开始派遣留学生算起，至抗战时期，学成回国的留学生近10万。到抗战时，除去年老体衰和逝世者外，至少尚有5万人活跃在中国的各条战线上。
这样一批精英人才，无疑是战时中国一笔宝贵的人力资源。在战时中国的各种社会群体中，留学生们都具有其他群体无法比拟的能量。翻阅当时的中国各类名人录便会发现，留学人才遍布各个领域，从党政要人、军事将领到文坛巨擘、学界名流，留学出身者比比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无论在积极方面，抑或消极方面，均对战时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发展影响甚大。
抗战前夕的救亡活动
东京“左联”所创办的刊物《杂文》
留学生群体的抗日活动可以往前追溯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柳条湖畔的枪声响起，留学欧美日的学子们从各自或艰辛或放逸或狭隘的生活中猛然惊醒，汇聚成一股大潮，在异乡为国发声，为民请愿。
身处大洋彼岸，欧美留学生们虽然无法直接参与反日活动，但他们积极与闻国事，关注国内局势的变化。每逢国内重大事件发生，他们的关注和呼声，常通过一封封言辞恳切的通电、宣言、信函，跋山涉水回到祖国，振聋发聩。此外，他们利用国外的地理优势和学术专长，为抵抗侵略奔走呼号，联合华侨的力量，同时开展学术研究，为抗日进行国际宣传。这些活动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
在日本，由于更接近事件中心且深处敌国，留日的中国学生更加群情激昂。“九一八”事变次日，他们即宣布全体罢课。9月29日，大阪、京都、仙台、名古屋、长崎等地的中国留学生举行集会。许多留日学生当即回国，向当局请愿，内容包括：反对不抵抗主义、立即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反对压迫民众的抗日救国运动；促进统一和平，严惩主持东北“独立”运动的卖国贼；从速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实行强硬外交等。这些要求几乎囊括了30年代国内历次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目标和要求。
此外，留日学生还积极向国内民众宣传抗日，宣告日本侵略满蒙的阴谋；组织日本研究会，向国内民众介绍日本情况。这些宣传不局限于京津沪等大城市，而且涉及农村，虽然宣传广度有限，但意义十分重大。
奔赴祖国 投身抗战
1937年8月，海外中国留学生共赴国难，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在上海码头迎新一批回国的留日学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炮声如一颗惊雷，九州为之撼动，余震波及海外。留学生们按捺不住内心的使命感和爱国之情，纷纷回国。
至1937年9月上旬，归国留日学生近4000人。中国新闻家刘尊棋回忆“七七”之夜在东京时的感想说：“这一夜，我一刻也不能安静入睡……哦！抗日战争！伟大的神圣的抗日战争！我一天都不能再停留下去！我要立刻投身到战火里去！”
与此同时，留学欧美的学生也络绎不绝地踏上了归途。抗战前夕，中国留学欧美学生总数约4000人，抗战爆发1年内回国者近2000人。
这些留学生很少考虑个人前途，唯一的念头是为祖国的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中的很多人，或出国未久，或学业未竟，均毅然中断宝贵的留学机会，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学位。还有一些老留学生，已在国外成家立业，也不惜丢下事业和安逸的生活，别妇抛雏，回归祖国。
1931年底负笈巴黎的女留学生郝郁文，“当时一心想成名成家，为中国女辈争口气”。抗战爆发时，她正在加紧准备应考博士学位。面临个人前途与民族前途的抉择，她毅然放弃了前者。她说：“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即使获得博士学位也还是要当亡国奴。目前当务之急，是为民族的生存而抗日。”
正在意大利那波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著名昆虫学家周尧，对挽留他的导师说：“大虫（指日本侵略者）不杀，杀小虫（指植物害虫）何用？”甫抵广州的翌日，他就报名参加了广东地方军第187师，脱下洋装，换上一身戎装，10天后就随军开赴河南抗日前线。
发挥所长 助力抗战
许多海外学子归国后，顾不上回乡探亲，而是直接奔赴救亡第一线。但国民政府忙于战事，无暇顾及归来的莘莘学子。更令留学生们心寒的是，国内同胞们对民族危亡混沌不觉，市民大多平静而麻木。
国内外气氛的巨大落差使得归国学子深感唤起民众抗日意识之迫切。他们通过组织战时工作团、宣传队、演剧队，以演讲、戏剧、募款、办刊、著书等方式，辗转于沿海内地的城市或乡村，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日，努力动员国内各阶层人士，团结一切力量一致抗日，成为中国战时舆论宣传的一支生力军。
国际宣传是留学生报国的独特方式之一。“九一八”事变之后，海外留学生或通过社交积极联络同情中国的外国友好人士，或多次派代表参加国际会议，致电致函国际联盟，要求国联制裁日本。他们也通过国际性演讲会、讨论会等进行宣传。
文字刊物更是宣传的主力。留学生们以外文撰写文章，出版刊物。此外，他们利用国内寄来的资料，为外国报刊撰写评论文章，或将各种抗日消息翻译成外文，交由同情中国抗日的外国报刊发表，以纠正一些外国报刊中关于中国问题的谣言和不切实的消息。
此外，留学生们与国内有志青年一样，积极投身于御敌前线，任职于政府部门、宣传组织、教育机构，以一支笔或一杆枪，在各个行业和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
首先，留学生们积极利用自己在国外吸收的先进知识和技术，为国效力。在抗战正式打响之前，留美学生即按各人专业，组成不同的研究小组。如工程组讨论军事工程及人才供给问题；自然科学组研究国防、战时利器和战时卫生等问题，然后将研究所得寄往国内相应的机关和部门以供参考。
归国之前，许多学子即认识到纯学术对于救国的用途微乎甚微，于是他们注意研习与战争相关的学科，如燃料、医药、军工生产等。回国后，他们在国内艰苦的条件下，结合军事需求展开研究，为军队提供先进军事设备。
著名光学家龚祖同曾留学德国，回国后他刻苦钻研，在1938年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军用望远镜和机枪瞄准镜；1939年从德国回国的赵宗燠，为了解决战时汽油奇缺的问题，在北碚宝元煤矿坑口进行试验，设计建设合成石油代用品新型工业；留学英国的张昌绍回国后，及时介绍了国外在细菌化疗方面的新进展，对当时中国医药界可谓雪中送炭。
另一些留学生则将技术与实业相结合，投身民族工业助力抗战。在欧洲游学的方心芳回到祖国后，依靠一台显微镜和每月15元的生活费和实验费，研发出糖蜜生产工业酒精的技术和工业生产酸的完整方法，1940年在四川筹建了我国第一个酸工厂。
中国爆破工程学创始人李温平曾留学美国，1941年，他调赴滇缅公路局，参加滇缅公路沥青路面的铺设工程。当时，工程队缺乏专业的铺路设备，在李温平的带领下，工人们以人工铺路的方式，将沥青撒在路面上，使其更趋平整以利于通车。当年共有13万多吨军用物资由这里运向抗日前方，保证了前线的物资供应。
其次，许多留学生参与到教育立人的事业中，缓解了抗战初期高等教育师资匮乏等问题。
他们在西南联大等高等学府任职，将自己在国外所学倾囊相授，生活窘困却以育人为不可推卸的重任，为中国战争及战后的人才培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战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但没有衰败，反而因此壮大繁荣。
以西南联大为例，当时全校5个院的院长均为留美博士，26个系的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以外，皆为留学归来的教授。其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均有留美经历，教授如闻一多、钱钟书、傅斯年、陈省身、华罗庚、潘光旦、费孝通、吴大猷、周培源、陈岱孙等人均为各领域的学术泰斗。
而他们所教授出的学生也致力于军政、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的前线，其中包括李政道、邓稼先、何其芳、汪曾祺等人，为战后中国的持续发展献身。
再次，一批留学生追随心中的政治理想，参与到政治工作中去。有些奔赴延安，接受共产主义理想的熏陶，并投身共产党的文化、宣传、教育等工作；有些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分派下，担任编译、研究、教育、技术及其他工作。他们中有人担任过国民政府财政部简任秘书、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上校教官、军委会顾问事务处处长、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外交部专员等职。
此外，一些毕业于国外军事院校的留学生们，抗战爆发后即施展所长，奔赴抗战前线。还有的留学生虽然在国外所学非军事专业，但出于报国之心或个人奋斗之志，亦直接换上戎装，参与到抵御日军的队伍中去。无论在战争前线还是大后方，无论是参加国民革命军还是八路军、新四军，他们和其他战士一样，为抗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留学生抗战的局限性
纵观留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在地域范围上，将亚欧美三大洲纳入抗日宣传的版图，中国学生所在之处，抗日的旗帜便鲜明而炽烈；在参与方式上，囊括了宣传、教育、科技、实业、军政等领域，且每一领域都不乏表现出色的人才。
但是，与国内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相比，留学生的抗日活动在规模和力度上都无法等量齐观。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留学生的抗日活动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留学生人数较少，且散居各国、各城、各校，地理位置上相距较远，力量分散、联络困难，无法在短时间内取得联系并一致行动。
其次，留学生与国内学生相比较为年长，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与国内更为年轻的学生相比，则较为沉着、冷静，且在异国治学，平日往往投入于学业或生计，政治热情相对淡薄。
再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留学生远离祖国，信息不如国内通畅迅速，反应也因此相对滞后。一旦国内有重大变故，往往还须考虑学业、事业、家庭等因素，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出决断、回到祖国。
此外，学生身份本身也具有一定局限性。尽管学生们具备眼界开阔、血气方刚、敢为人先等品质，但毕竟缺乏成熟的心智和充足的社会经验，也不具有坚实的物质支持或权力背景。他们常常充当社会变革的先锋，却也往往止步于此，没有持久战斗的动力和能力。
正如“九一八”事变后，留日学生的抗日救国行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部分国民的民族意识，并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然而国家最高统治者决定按兵不动，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则不具备任何实质的抵抗能力，只能不了了之。
最令人痛心的是，小部分留日学生或出于对日本文化的倾慕，或出于苟且偷生的目的，在抗战中沦为汉奸。抗战时期，在伪政权中出任要职的汉奸中，留日时间一般在清末民初至20年代；战时归国留日学生充当汉奸者较少，且多任低级职务。
历史终将铭记一切，有人名垂青史，有人遗臭万年。对今天的留学生来说，重要的是以史为镜，反躬自省。
上世纪30年代，有一篇题为《赠别出国留学诸君》的文章中论述：“诸君永应牢记以国家为大前提。诸君一旦离开国土，便立刻要发见国家对于个人是如何的重要。人将称你为支那人，国籍将成为人们描写你的特点，成为你全人格的一部……所以，在这种光景下，你常会直接感到国便是你，你便是国。”
国格与人格的重合，是每一代留学生的切身体验。从清末到民国，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从改革开放到今天，煌煌百年，身在异乡的莘莘学子，命运始终与家国命途紧密关联。
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时代，中国留学生的境遇远远好过当日。然而我们不应忘却先辈们为国家兴亡献出的血泪，我们应当在致敬中反思：今天的我们，能为万里之外的祖国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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