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晓东
人活着，最困惑的无外乎“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两大问题。
我会说：“其实，我们科学界也有实实在在的答案。我们不光能对这两个问题给出解释，还知道你来这儿干什么。”答案就在我们现代生物学的两项伟大发现里：一个是DNA双螺旋结构；另一个是遗传密码的解析。
DNA的双链结构清清楚楚地告诉世人“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所有的生命信息都在每条链的碱基序列里，一条从父亲来，一条从母亲来。然后，如果我们有幸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我们的生命信息要和她/他的DNA链配对到子女那儿去。
而遗传密码则让我们活在当下。那些存在于DNA序列中的信息，通过密码翻译，成为表现生命活动的蛋白质。所以，我们地球上的生命，从古至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动物、植物，以及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包括我现在脑子想着、手指动着、眼睛看着屏幕写着这篇文章，归根结底都是由蛋白质来实现的。
所以说，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意义，无论如何赞美也许都不为过。但它发现的过程，则很难说是科学史上的光彩一页。为了“谁的贡献大”这一问题，2位发现者沃森（James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打得不可开交，以致几十年不相往来。直到克里克离世前几年，两人才冰释前嫌。几十年后两人第一次同台亮相，那天我刚好在场，心情着实激动了一把。
关于纷争，其实我可以理解——尽管人类社会用货币来作为劳动贡献的统一衡量标准有上千年历史了，可科学家对自己的劳动贡献的理解还处在以物换物阶段。而以物换物的问题在于，人们会自然地认为“自己的物”比“别人认为的”更有价值。而多数科学家穷其一生，能拿出来“换”的“物”也就那么一两件。以至于到了“诺奖级”——亦即跟任何人换啥都行的地步——则“谁做的”“做了啥”的问题之争，就成“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了。
几天前，屠呦呦女士，因从中国传统中药中发现治疗疟疾的青蒿素（artemisinin)，获得了中国本土第一个原汁原味的诺贝尔科学奖。同时也是全球华人获得的第一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青蒿素的发现，拯救了无数疟疾患者的生命。因此，尽管青蒿素的发现距今已40余年，如今荣获诺奖，可谓实至名归。
对于青蒿素的发现，具体到个人的贡献，情况就更加复杂。新药创制，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从临床前的活性检验方法及疾病动物模型建立，候选化合物的确定，药代毒理、给药途径，直到药物的生产、临床试验药效副作用，整个过程下来，没有一个在方方面面都给力的团队是不可能成功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新药创制都有可能前功尽弃。
类比于体育项目，新药研发就是一个典型的大型集体项目，如足球赛。要赢得比赛，场上11位球员中的每一位都极其重要。但有一点是清晰的。在球赛进行到依然平局的下半场，一位球员接同伴妙传，连过对方3名防守队员，大力破门，最终以1：0为本队赢得比赛，立下奇功。
那么，在发现青蒿素的这场足球赛中，这位得分的球员就是屠呦呦！她从上百种民间治疟药方中（多数都不靠谱），在同事的前期工作和东晋葛洪古方的启发下，锁定青蒿，并富有创意地利用乙醚，在中性PH值条件下，首次并且可重复地在此植物中，抽提出了对动物疟疾模型有效的粗提物，跨越了这个科研项目最大的技术门槛。后面的“队友”，则找到了更富含青蒿素的药源，用化学分析手段得到了纯化的单一成分，分析了它的化学性质，解析了它的分子结构，并且在病人身上进行了有效的临床试验。这些贡献，类似于球赛中把领先的比分保持到了终场。
而到了今年10月5日，我们突然被通知，那场比赛其实是世界杯的决赛！而我们的队长，在比赛中立下头功的屠呦呦，将代表她的队友，从瑞典国王手里接过科学研究的世界杯冠军的奖杯：诺贝尔奖。这个时候，她还将代表新中国，代表中国人民，代表全球华人告诉世界：我们来了！
我们其实一直在努力。如今，我们证明了我们中国人也为人类的健康、减轻人类的病痛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既然来了，就会经常再来。（作者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转载自饶毅、鲁白、谢宇主编的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The-Intellectual，本文有删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