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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医师科学家的摇篮】被“改造”的实验小白鼠

2015年10月13日  来源:神州学人 
  

文/李冠乔
2009级实验班学生
2009年9月,正是新生入学时节,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团委下达紧急通知,要求各位干部帮忙在各大宿舍楼张贴“小广告”,于是清华大学医学药学实验班火速招生的消息响彻校园的每个角落。自那之后,报名、面试、招生、见面会,医学药学实验班由此从襁褓中诞生了。
  开创这个班级的老师们,都坚信着医师科学家将是医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所谓的“Translational medicine—from bench to bedside”(把临床上发现的问题带到实验室,通过研究找到好的方法,再反过来应用到治疗中)才是真正最有价值和前景的方向。在这个班级中成长学习的同学们,也都笃定着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拯救人类的夙愿。而作为班中一员,我心想,如能为此,其九死而犹未悔。
  对于每个人来说,成长都是一条漫漫而充满艰险的征途。这征途中,有老师的帮助鼓励,有同学的相互扶持;有未来的前景未卜,有内心的疑虑重重;有苦口婆心劝说“要先做好临床,再谈科研,大夫的首要就是解救病人痛苦”的谆谆教诲,也有激励我们成为“临床上有一定建树,且在科研上独当一面”的出色科学家的宏图壮志。面对肯定与质疑,彷徨与忐忑,坦白说,我也曾失去了方向,甚至开始怀疑我选的这条路到底明智与否。
  后来,我们有幸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进行科研深造,惊讶地发现国外临床医生的科研项目进展得风生水起:学术报告会上侃侃而谈的教授大多有着临床背景,临床试验在全美国各个医院如火如荼地开展,病人都熟知并期待着振奋人心的科研成果……我顿时感受到physician scientists(医师科学家)是如此令人期待与向往。我每天看到导师因科学界的一个新发现而激动不已,因实验室创造出又一份有价值的数据满心欢喜,或与其他教授天马行空地讨论科研。像他这样的医生在美国屡见不鲜。尽管经济不景气,基金申请愈发艰难,科学家们、医学工作者们还是尽情地在科学的海洋中遨游,乐此不疲。我想,他们这份热情,源于对科学的挚爱追求,源于改变世界、改善人类健康的远大理想。而这,也不经意间触及了我心底最初选择学医的那份笃信与纯粹。
  记得一次优良学风班答辩会上,老师提问:你们班有何不同于其他班之处?班长不假思索地回答: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班的同学一直在疑惑,一直在犹豫,但我们依然勇敢地并肩前行。是的,就如我在与匹兹堡大学医学生的交流会上作报告时,开玩笑地跟大家介绍说,我们班同学就是实验小白鼠,激动又忐忑地来到匹兹堡被“改造”,可能是genetic manipulation(遗传操作),epigenetic modification(后天修饰)抑或是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翻译后修饰),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期待着我们的表型。但是,我们都知道,真正决定未来的是我们自己。如果现在让我来回答上一个问题,我会自信地说在这个班,你的思路更活跃,眼界更开阔,选择更主动。尽管选择越多,彷徨可能越多,但是我相信,心智逐渐成熟的我们,会为自己的人生选择一个与众不同的精彩。
  个人认为,医药实验班与传统医学生的培养模式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试图擦亮你的慧眼,锻炼你的听力,重视你思维的发散,诱导你个体化的学习方法和认知理解的提升,“逼”你去不断探寻自己想走的路;而后者将之浸润在医学传统的清风细雨中,慢慢启迪。没有好坏正误之分,靠的还是自己。
  我很幸运,有着欧洲、澳洲、美洲的留学经历,脱离了父母的庇护,自己打理一切,学会了自理、自尊、自爱,学会了承受、包容、释放;吮吸到更加自由、开放的学术气氛;感受到合作使得队员各善其能,淋漓尽致地发挥最大效益;体味到包容的心态让西方的文化更加多元而诱人……正是这些弥足珍贵的经历,使我面对生活和未来更加自由热情、自信稳重、果断坚定。
  心中铭记着施一公教授“敢担当、有作为”的鼓励,我们会奋力前行。在这条不断面临抉择的道路上,虽然会不断调整方向,但是初衷不变——“做对人类有意义的事,这是我们的使命”(语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罗永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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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K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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