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留学生】一生豪情的桥梁大师

文/王晨阳

李国豪1913－2005

广东梅州人。1938－1945年留学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1946年回国。土木工程学家、桥梁工程与结构力学专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十大著名结构工程专家之一，曾任同济大学校长、上海市政协主席等。

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上海南浦大桥、浙江钱塘江大桥、广东虎门大桥，几乎现代中国的所有重点桥梁都与“李国豪”这个名字密切相关。

1936年，李国豪以13门功课全优的成绩完成7年本科学业，是同济大学历史上最优秀的学生之一。1938年，他凭借德国洪堡奖学金，前往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深造。

当时欧洲战争阴霾密布，国内亦动荡不安。在国难当头、资金紧缺的情况下，李国豪仍然选择留德学习，因为他的心中深深烙着“国弱遭人欺”的痛楚：“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真是经历过我们国家的多灾多难。”

李国豪在小学便曾参与抵制日货的活动，所就读的同济大学1932年在日本发动的“一·二八”事变中化为废墟，毕业前夕参与实习的、由茅以升主持修建的钱塘江大桥亦因抗战而被炸毁。在随校流亡重返上海后，面对摧毁自己母校的日本官员，他又不得不低头鞠躬。“亡国奴”身份带来的自卑感深深刺激了他，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他毅然奔赴异国他乡。

异域生活苦乐参半。来到德国的第二年，欧洲战场的炮声正式打响，德国成了一台疯狂的战争机器。在李国豪的回忆里，身边有钱的同学大多前往瑞士、法国，而自己因为贫困只能继续留在德国。这段日子里，炮火和硝烟是家常便饭，轰炸来临时，经过第一轮的穿透弹和第二轮的燃烧弹，地面尽是一片火海，每次警报拉响躲入地下室时，李国豪都在哀叹“晚一点就没命了”。

幸而李国豪所在的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并没有疯狂，在这里，他师从著名结构力学和钢结构学家克雷伯尔教授，并被破格批准直接攻读桥梁工程博士学位。导师布置的为正在修建的公路、铁路两用悬索桥进行初步计算的一次任务，开启了李国豪与悬索桥的缘分。1941年，他的博士论文《悬索桥按二阶理论的实用计算方法》在权威杂志《钢结构》上发表，“悬索桥李”的称号不胫而走。

学业有成，怎奈战火阻归程。李国豪只能全心投入到探索桥梁奥秘之中，悬索桥、框架、结构、计算等词成为了苦涩生活中坚持下去的陪伴和依托。8年的留学生涯里，他在结构稳定力量、结构分析方法、桁梁弯曲与扭转理论等方面取得了出色成绩。

专注学业并不意味着两耳不闻窗外事，身居海外不能直接抗敌御侮，李国豪和同学们只能在点滴细节上诉说着赤诚之心。1941年，德国承认汪伪政权，中国驻德使馆被迫迁往瑞士，李国豪和百余名同学在护照期满后，拒绝与汪伪政权驻德国“大使馆”联系，而是直接将护照寄往瑞士。

1946年，李国豪谢绝了导师的挽留，与妻子一道，风尘仆仆地奔向故土。他将归国途中出生的大女儿取名“归华”，自己则一心投身中国的桥梁建设。一句“我们中国人完全能够修建这座桥”，始终是他的坚守和期望。

“文革”中，在德留学的经历成了李国豪被批判的根本缘由，并因此而饱受折磨，但是，李国豪始终理性客观地看待德国：它不仅是二战策源地，也是诞生了黑格尔、马克思和爱因斯坦的国度。

这不仅是因为他曾在德国登顶科学高峰，更是源于他对德意志民族所具有的思辨、严谨、效率、敬业等优良精神的深刻领悟和践行。因此，他在出任同济大学校长后，引导同济与德国高校建立密切联系；又始终以做学问要同造桥一样要求自己和学生，坚持“桥基不稳，地动山摇”，促使中国在桥梁建设上走出一条坚持自主规划设计和创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