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遣唐使】我记忆中的来华留学生

1952年夏，“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全体师生合影（资料图片）

文/陆俭明

我在北大生活的时间确实不短，自1955年至今——前5年是求学，后50多年是执教，主要从事现代汉语的教学研究工作，并因此与来华留学生、与对外汉语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新中国的留学生教育肇始于1950年7月清华大学正式设立“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并于2年后成建制调整进入北京大学。怎样在最短的时期内，让留学生们尽快、尽好地掌握汉语，也成为北大中文系研究与教学的一项新课题和新任务。由于这一机缘，我在作学生求学，以及后来留校任教的不同阶段，跟许多国家留学生接触交往过。

在学生时期，记得大二的时候，系里从专业课程中分出一个语言班，与我同班学习的就有2位苏联学生，当时针对来华留学生采取的是和中国学生同堂上课的方式，但是在课外有中国学生一对一地辅导他们。我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我爱人的马真（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北大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教授，现已退休）就曾经辅导过一位莫斯科大学前来进修的老师。北大是外国留学生十分向往的求学之地，能够来到燕园学习，他们的积极性都很高。当时的教学中还包括很多劳动的环节，他们也与我们一同参加，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我毕业留校任教之后，先后听过我课的留学生，包括学位生和进修生约有300多人。他们随来华时间的不同，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我们所采取的教学与辅导方法也随之变化：“文革”前的留学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是来自非洲、东南亚部分战后实现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如老挝、柬埔寨、尼日利亚和赞比亚的学生，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也在其中；另外一部分是来自东欧和东北亚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包括来自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蒙古、朝鲜等国的学生。就中文系来说，我们的课程不是专为留学生设计的，但是留学生也来听课，比如现代汉语语法等。到了“文革”初期，北大的正常教育秩序中断，留学生工作也一度陷于停滞。直至1971年恢复招收工农兵学员之后，才开始重新招收外国学生。这段时期，随着国内政治形势及国际关系的变化，北大留学生教育更加服务于国家的外交战略，服务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革命和建设对高级人才的需要。我印象较深的是，1975年有一批越南学生，共20人，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后来到北大继续深造。这20人分为两班，每班10人，并由一名退伍军人带班监督他们的学习情况，其中有2名同学就因谈恋爱违反了学习纪律，而被遣返回国。他们来华首先经过本国政府的层层选拔，加上肩负着回国参加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重任，所以学习十分用功，对自己的要求也比较严格，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回国后也都受到重用，成为后来影响越中关系的关键人物。

1952年，“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迎来的首批意大利学生（资料图片）

改革开放以后，留学生教育的政治色彩弱化了，来自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的留学生大量增加。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文系设立了专门的外国留学生班——中国语言文学班，采取不分专业的方式进行教学。这样的好处是，过去中国同学和外国同学合上专业课，由于汉语基础不同，留学生普遍反映难度较大。鉴于中国学生与外国学生的学习内容不同、要求不同，在教法上也应强调因材施教，有所区别。所以我们采取了分别教学的办法，对中国学生的课程设计侧重于研究，对外国学生的课程设计更侧重于实用。

我在教学中认识到，由于文化和思维的差异，和中国学生相比，指导留学生学习是有很大不同的。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我们之间有三种关系，第一种是教学上的师生关系，我们要互相严格要求；第二种是学术上的平等关系，我主张学生提出自己的观点，平等的好处就是我们互相讲话不会有很多忌讳；第三种是生活上的朋友关系，要关心和帮助他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我跟留学生直接接触交往比较多；90年代之后，由于客观因素的变化，除了由我指导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之外，与一般听我课的留学生接触就大为减少了。原因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我除了上课，课后每周有两段时间（一般在晚上7点至10点）去中国同学宿舍辅导，有两段时间去外国学生那里辅导。我一般是7点至8点半先去女同学宿舍辅导，8点半之后去男同学宿舍辅导。逐个宿舍跑。每次辅导除了就课程内容进行答疑外，也常常就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闲聊，起到了增进互相了解的作用。开学后3周下来，基本上每个学生的姓名和其本人都能在我脑子里对上号。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十分有利于教学。80年代后期，为确保学生安全，各学生宿舍楼增设了门卫和电子锁，外人不能随便进入学生宿舍，即使是教员辅导。这样，上述辅导机制就逐渐取消了。不过，即使这样，我跟留学生的接触一直没有断过，只是只能利用下课后的有限时间提问交谈，或相约时间在教研室见面。

听我课的留学生，绝大多数都很认真、刻苦，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成绩，有的甚至超过中国同学；也有少数同学贪玩，不那么用功。我不时提醒和鼓励听课的留学生说：“你们来中国学习，你们国家、你们的父母都对你们寄予厚望。你们现在听课学习，差的只是语言，你们的知识水平和智力应该跟中国同学是一样的，所以你们绝对不能以自己是留学生为由降低或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更不能虚度时光。你们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向我，向中国同学提出来，我们都会热情地帮助你们。”绝大多数留学生通过在北大本科或研究生的学习，不仅更好地学习、掌握了汉语，学得了相关的知识，而且也学到了北大“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和“科学民主，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在他们离校之前，多数学生都要约我合影留念，师生情谊，难以忘怀。

陆俭明老师（左一）为留学生颁发奖品（资料图片）

现在，从北大毕业回国的留学生，相当一部分已成为他们国家政界、商界、文化教育界的要员或骨干，所从事的工作基本都与中国有关。像我所教过的1975级的朝鲜学生金成男，回国后不久就担任了国家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主席的随身翻译，上世纪80年代起我们经常能在电视里见到他。从媒体了解到，他后来升任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金成男在北大学习期间，虚心好学，刻苦用功，并勤于思考，他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越南1975级（1978年毕业）18位本科生中，有3位曾先后出任越南驻华使馆、越南驻香港办事处的教育参赞，有3位分别出任越南教育部、商业部、外交部的高职。另有多位是自己开公司成了老总，主要从事越中贸易。新加坡上世纪90年代来我们中文系学习的本科生，有多位在新加坡教育部门工作，其中一位任新加坡驻华使馆教育参赞。而绝大多数留学生学成回国后，成了中文教育的骨干，大多已经是中文教授或副教授，甚至成了大学中文学科的执掌者。他们肩负起了教授中文的重任，为国家培养一批又一批中文人才，并让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成为中文的爱好者、学习者。

然而，他们并不因为成了高官，成了老总，成了中文学科的教授或执掌者就忘了北大母校，就忘了自己的师友；恰恰相反，他们时时回顾着北大的学生生涯，时时怀念着北大，怀念着北大的师友。这里我不妨说几件我亲身经历的事。1975级越南班的裴仲云在21世纪初出任越南驻华使馆教育参赞，他来北京后就亲自登门来看望我们，而后来他出任越南教育部要职后，经常来北京访问。虽来去匆匆，也常常会在使馆，或在机场打个电话来问候。2007年9-10月间，我和我的夫人应邀去河内大学访问，1975-1978年在北大留学时的越南班同学（共18位），闻讯后就奔走相告，喜悦万分。他们还为我们制定了周密的游览计划，而且每一地都安排好了接送。在他们组织的一次欢迎宴会上（有几位不是在中文系学习的北大留学生校友也出席了），我们彼此畅叙久别之情，回忆当年在北大生活时一件件难以忘怀的趣事。当年任越南班班长的宁春山，现在是一家做中国生意的公司老总。他一再说：“中国有句古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们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永远敬重你们。”席间，大家唱起了《山连山，水连水》和《北京的金山上》等越中两国歌曲，整个宴会过程气氛热烈而融洽。在胡志明市，也是1975级越南班的一位学生阮宝寿，现在已成为一家公司的总裁，他特意召集公司高层领导设宴款待我们，公司职员对他都毕恭毕敬；我们离开胡志明市那天，他到机场为我们送行，身穿体恤衫，在机场亲自为我们推行李车。我们深深感受到了他对老师的那种真挚的情谊。其实，不只在越南，我们在日本，在新加坡，在韩国，在泰国，在法国，在挪威，也都受到了在北大留学的校友的热情接待。他们对北大，对教过他们的老师都有着深深的思念与情谊，对中国都有着深厚的友好之情。从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发展留学生教育事业，教授外国学生，帮助他们学习掌握好汉语，实际是在从事一项伟大的无形的桥梁工程——为世界各国建造通向中国的友谊之桥，同时也为我们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培养了众多的国际友好使者。这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北大留学生校友，他们不只学习了中国的汉语言文字，学习了中国的文化，他们也学习了北大的学风和学术精神，他们了解中国，宣传中国，宣传北大，成了从事各种与中国、与北大有关的友好活动的中坚力量。

数十年的汉语研究和留学生教育使我认识到，留学生来华学习，掌握汉语是第一位的，这是他们认识和了解中国博大悠远的文化最重要的一把钥匙。而留学生来华教育60多年，也直接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这门新兴学科的成长。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不断发展，中国对外汉语教学迎来了新的转机，这与我国留学生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