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美茵河畔
文/袁治杰
在德国期间，作为中国人，经常会被问到2个截然相反的问题。
德国人经常会问我们，准备什么时候回去。当然问题未必总是这么赤裸裸，可能是问你学习结束后有什么计划，是否准备返回中国，等等，不一而足，核心问题则是去留的问题。这种问题当然无可厚非，但是问题背后暗含的潜文化意识却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有着深深的隔离感，文化上的，语言上的，肤色上的。而他们对我们也有着根深蒂固的陌生感、隔阂感。这绝不是说他们排外，不，德国8000万左右的人口仅土耳其裔移民就有200多万。这种陌生感是文化上的。
中国人针对中国人的问题则截然相反。绝大多数人都在问，是不是准备留下了？或者带着惊讶的口吻反问，为什么不留下来呢？回国之后遇到的这样的反问就更多了。通常情况下我都一笑置之，因为这个问题要回答实在太复杂了。
记得临出国前好友叮嘱：“一定要回来！”最初他这样叮嘱的时候我暗中还在想，我怎么可能不回来呢？父母之邦，怎忍离弃！随着逐步融入德国生活，才开始领悟朋友的叮嘱。这里的生活很舒适，很安逸，跟天堂一般。再比较一下国内的现状，很多人拼命往出走变得易于理解了。然而这不是我的生活。
我在德国5年有半，其中有5年时间天天读德文报纸，都是我的德国朋友给订阅的，最初读《法兰克福汇报》，后来读《南德意志报》，特别是后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最初的一两年，有关中国的报道相对比较少，后来逐步增多，特别是北京奥运会那一年开始，德文媒体上开始大量出现对于中国的报道。当然，几乎所有的报道都是负面的。对此，我倒是很清醒，不会像很多人那样认为这是妖魔化中国。多年前我就知道西方新闻界的一个基本原则：good news is not news（好新闻不是新闻），报道负面新闻可以说是新闻界天经地义的职责。从这些大量的负面报道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而且，大量负面的报道本身就说明我们的受关注度在广泛提高，而这背后正是我们综合国力的大幅攀升。
虽然身处德国，但借助中国知网等数据库，也可以及时追踪国内学术界的新动态。虽然我主要研究民商法问题，但对于中国的高校体制也颇有兴趣。国内高校人员聘用近亲繁殖、裙带关系在有些地方已经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鉴于此，我开始研究德国是如何防止这一点的，因此特别撰写了《德国“留校任教授禁止”原则》一文，详细介绍了德国高校防止近亲繁殖的法律规定。文章写成后有的朋友说，这种文章肯定发表不了的，没想到投稿到《清华法学》，1周就被采纳了。
这些年来，中国的暴力拆迁触目惊心，实践中也产生了很多的钉子户。对此问题我虽身在国外，也常怀中夜之忧。作为学者，能够做的，也就是做出一些研究。为此，我专门深入研究了国内流传甚广而谬误多多的德国钉子户磨坊案，作了全面澄清，并且试图借助此案来阐明司法独立的重要性。文章取名《磨坊主阿诺德案考论》，后来发表在《比较法研究》上，可惜也许因为过于学术化，名字也太平常，影响力不大。后来我发现国内很多房地产公司强拆，就专门写了篇文章《德国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介绍德国土地征收制度中的公共利益，力图向国内表明，不是随便什么理由都可以强拆的。所幸文章传播比较广泛，产生了一定影响力。
在德国攻读博士期间，我最关注的问题就是，怎样作研究才有意义，特别是对中国有意义。我认为中国当下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所以我的视角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问题。身处欧洲，自然就想到欧洲的经验，主要是东欧各国转轨的经验。因为东欧各国包括俄罗斯曾经都实行过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尤其是前苏联土地制度对我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苏东剧变之后这些国家都进行了土地改革，其中有成有败，这些经验毫无疑问对我们有借鉴价值。经过4年多的刻苦研究，我终于完成了论文。300多页的博士论文出版之后，虽然也获得了一些德国教授的好评，我却没有任何喜悦之感，因为我深知，这只不过是开始。
回国之后，在环境相对较差的日子里，自然是百般怀念德国，然而他乡再好终归是他乡，关键还是要建设我们自己美丽的祖国！（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2011年度“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获得者。题图摄影/修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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