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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

2014年02月08日  来源:神州学人 
  

作者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美茵河畔

文/袁治杰
  在德国期间,作为中国人,经常会被问到2个截然相反的问题。
  德国人经常会问我们,准备什么时候回去。当然问题未必总是这么赤裸裸,可能是问你学习结束后有什么计划,是否准备返回中国,等等,不一而足,核心问题则是去留的问题。这种问题当然无可厚非,但是问题背后暗含的潜文化意识却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有着深深的隔离感,文化上的,语言上的,肤色上的。而他们对我们也有着根深蒂固的陌生感、隔阂感。这绝不是说他们排外,不,德国8000万左右的人口仅土耳其裔移民就有200多万。这种陌生感是文化上的。
  中国人针对中国人的问题则截然相反。绝大多数人都在问,是不是准备留下了?或者带着惊讶的口吻反问,为什么不留下来呢?回国之后遇到的这样的反问就更多了。通常情况下我都一笑置之,因为这个问题要回答实在太复杂了。
  记得临出国前好友叮嘱:“一定要回来!”最初他这样叮嘱的时候我暗中还在想,我怎么可能不回来呢?父母之邦,怎忍离弃!随着逐步融入德国生活,才开始领悟朋友的叮嘱。这里的生活很舒适,很安逸,跟天堂一般。再比较一下国内的现状,很多人拼命往出走变得易于理解了。然而这不是我的生活。
  我在德国5年有半,其中有5年时间天天读德文报纸,都是我的德国朋友给订阅的,最初读《法兰克福汇报》,后来读《南德意志报》,特别是后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最初的一两年,有关中国的报道相对比较少,后来逐步增多,特别是北京奥运会那一年开始,德文媒体上开始大量出现对于中国的报道。当然,几乎所有的报道都是负面的。对此,我倒是很清醒,不会像很多人那样认为这是妖魔化中国。多年前我就知道西方新闻界的一个基本原则:good news is not news(好新闻不是新闻),报道负面新闻可以说是新闻界天经地义的职责。从这些大量的负面报道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而且,大量负面的报道本身就说明我们的受关注度在广泛提高,而这背后正是我们综合国力的大幅攀升。
  虽然身处德国,但借助中国知网等数据库,也可以及时追踪国内学术界的新动态。虽然我主要研究民商法问题,但对于中国的高校体制也颇有兴趣。国内高校人员聘用近亲繁殖、裙带关系在有些地方已经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鉴于此,我开始研究德国是如何防止这一点的,因此特别撰写了《德国“留校任教授禁止”原则》一文,详细介绍了德国高校防止近亲繁殖的法律规定。文章写成后有的朋友说,这种文章肯定发表不了的,没想到投稿到《清华法学》,1周就被采纳了。
  这些年来,中国的暴力拆迁触目惊心,实践中也产生了很多的钉子户。对此问题我虽身在国外,也常怀中夜之忧。作为学者,能够做的,也就是做出一些研究。为此,我专门深入研究了国内流传甚广而谬误多多的德国钉子户磨坊案,作了全面澄清,并且试图借助此案来阐明司法独立的重要性。文章取名《磨坊主阿诺德案考论》,后来发表在《比较法研究》上,可惜也许因为过于学术化,名字也太平常,影响力不大。后来我发现国内很多房地产公司强拆,就专门写了篇文章《德国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介绍德国土地征收制度中的公共利益,力图向国内表明,不是随便什么理由都可以强拆的。所幸文章传播比较广泛,产生了一定影响力。
  在德国攻读博士期间,我最关注的问题就是,怎样作研究才有意义,特别是对中国有意义。我认为中国当下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所以我的视角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问题。身处欧洲,自然就想到欧洲的经验,主要是东欧各国转轨的经验。因为东欧各国包括俄罗斯曾经都实行过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尤其是前苏联土地制度对我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苏东剧变之后这些国家都进行了土地改革,其中有成有败,这些经验毫无疑问对我们有借鉴价值。经过4年多的刻苦研究,我终于完成了论文。300多页的博士论文出版之后,虽然也获得了一些德国教授的好评,我却没有任何喜悦之感,因为我深知,这只不过是开始。
  回国之后,在环境相对较差的日子里,自然是百般怀念德国,然而他乡再好终归是他乡,关键还是要建设我们自己美丽的祖国!(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2011年度“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获得者。题图摄影/修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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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K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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