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晓龙
一路向北
初次登上北欧的土地,是2011年的初秋。那时的我,刚刚结束7年的复旦求学生涯,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丹麦,开始我的博士生生活。
多年后,我依然记得那天的情景:第一次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和时差带来的负能量,让我的身体疲惫不堪。拖着巨大行李箱穿梭在哥本哈根机场,混沌地快要失去意识。好在有天生自带的人体导航系统,没过多久,我顺利地找到前往市区的大巴。
迎接我的是这里明媚的阳光和鲜甜的空气,相对上海灰蒙蒙的天空,这里的湛蓝让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开始兴奋地打量这个陌生的城市。
到了市区,转车的地方正好是一条相对热闹的街道,我没有立刻转车去学校,而是在路边买了一瓶啤酒,边走边喝。不料却低估了丹麦啤酒的烈度,喝得太猛,不一会儿就感到头晕眼花。眼看着要站立不稳,我跨进了街边的一座小教堂,里面似乎有牧师在布道,不过后面再发生什么,我真的记不得了。
再次醒来,还是在教堂的长椅上,牧师和教徒们已经散去,陪伴我的只有空空的讲坛和后面高耸的木制管风琴。时间似乎已经到了傍晚,日光依然很强,透过教堂五彩斑斓的玻璃,映在地面上,成了一个个跳跃的斑点。迎着金黄的光线,似乎还能看到细微的尘土在飞舞。一种庄重而肃穆的感觉在我心底涌上来,很特别。
一阵折腾之后,终于来到了学校。学校在一个叫做Lyngby的小镇,据说是哥本哈根的富人区。路上鲜有行人,一幢幢设计精巧的别墅颜色各异,周围多有白色栅栏区隔,院落里盛放的玉兰非常漂亮。玉兰也是上海的市花,每年春夏,都能在街角看到它的倩影,但丹麦的玉兰却与之不同,花朵更为密集,开放的状态也更为繁盛、恣肆。这或许同两地的城市美学有所关联,上海趋于精致内敛,哥哈则更为奔放质朴。
到了校区,景色又发生了变化。开阔如茵的草坪、低矮质朴的教学楼和道路两旁高大的树木相互映衬,错落有致;建筑多为大地色系,装饰极尽简约规则,处处透露出现代工业设计的冷峻、理性气质。
安顿下来后,我迅速进入了科研状态。我们的团队非常国际化,有来自法国、意大利、中国和丹麦各个国家的同事。虽然国度不同、母语不同、信仰不同,但相同的研究领域、共同的科学追求、一致的严谨作风,让我在短时间内就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
3年的研究生活,就在新鲜和好奇中渐渐展开它本原的面貌。这其中,有惊喜也有挫败,有欢乐也有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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