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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谈乐炎
中国绿卡升级。
2012年12月，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25个部门联合下发《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持有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证（即“中国绿卡”）的外籍人员除政治权利和法律法规规定不可享有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外，原则上和中国公民享有相同权利，承担相同义务。
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知名移民法专家刘国福看来，《办法》来的“还是有点晚”，“《办法》应该在2004年中国实施‘绿卡’制度的时候就随之出台，现在虽然有点‘亡羊补牢’的意味，一些细则还存在用语模糊等问题，但终是进一步健全了‘绿卡’制度，使在华外国人对永久居留有一个更确定的期待。”刘国福对记者表示。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富裕及中产阶层、知识精英移民海外时，众多外籍人士也纷纷看重了中国激烈变化中内藏的巨大潜能，他们纷纷来华投资、工作、学习，并且希望能获得在中国永久居留的资格，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境内短期和长期居留外籍人员已超过102万人，其中长住外籍人口将近60万。
然而，面对汹涌而来的外国移民大军，中国尚没有一部明确的《移民法》来规范应对，一方面中国渴望外国投资者、高科技人才“加盟中国”助力发展，另一方面又对绿卡门槛咬紧不放松，对外国人的出入境、在华管理上也处于不断修正法规的摸索阶段。
绿卡之“卡”
中国绿卡被称为“世界上最难拿的绿卡”，8年过去了，持有中国绿卡的外国人只有4752人（截至2011年底中国出入境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比起60万的外籍常住人口来说，显然是冰山一角。有人笑称，“比尔·盖茨、巴菲特够不够优秀？他想来中国定居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他没有现行规章要求的中国工作经验。”
64岁的比利时人范克高夫来华20年后终于拿到了那张梦寐以求的“绿卡”，他是最早来华的外籍商务人士之一，现在是一家中外投资顾问公司的负责人，他还有一个比较有社会美誉度的职务——北京市政府的高级顾问，曾为北京奥运会“搭建中国管理机构和外国商业团体之间的桥梁”，他曾经认为“没有比自己更有资格拿到中国绿卡的人了”，即便这样，他的绿卡申请之路仍然历经波折——在提交大量文件、多次面谈后，绿卡才得以到手。
而对于大多数没有绿卡的外籍人士来说，就意味着时刻要关注着自己的签证时间，经常提醒着自己是一个“外国人”。
2012年12月13日，在常州生活了6年的刘昊终于拿到了中国“绿卡”，他是常州首个获得任职类“绿卡”的外籍人士，现在是常州一家高新企业的高管，回忆起2006年那次“夺秒签证”经历，刘昊仍是心有余悸。当时他从德国出差回到上海浦东机场，落地那刻突然发现签证还有24小时就要到期，再不办理签证延期，就属于非法入境中国，于是他赶紧回到常州换了一身衣服，又直奔上海，而后坐飞机到澳大利亚，赶到领事馆办理入华签证，然后再赶回中国。30个小时后，他终于“合法”地踏上中国的土地，而此时他发现双腿几乎站不起来了。
“每年发200多张绿卡不如不发，外国人以为我们在玩文字游戏。”刘国福对记者表示，“中国的绿卡门槛过高，不利于人才引进，最重要的是想申请的很难符合条件，真正需要吸引的人也不一定愿意来”。
刘国福曾发表文章，称中国“绿卡”制度“仍然存在不足之处，没有完全实现其立法目的”。他表示，《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设计了以申请人职位为基础的技术移民制度，但是职务的内涵空泛，在不同国家、行业、企事业机构没有统一内容。中国绿卡制度应该国际化，主要参照传统移民国家的绿卡制度，消化、学习他们的具体立法经验，比如计分考核制、移民配额制和移民保证制等精华。
原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局长崔芝曾说：“我们的绿卡门槛确实比较高，但非移民国家的情况都一样，这是符合国际惯例和中国实际的。”
而刘国福认为，即使和非移民国家同比，中国的绿卡门槛也是高不可攀，他举例说，不是移民国家的英国，全国人口6200万，技术移民一年却也有3万多。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曲云海在2012年10月中旬曾向媒体透露，公安部与外交部正在研究制定相关管理办法，考虑放宽申请中国“绿卡”的门槛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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