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大年初一抢着上香的人们
文/雪鱼
过年是个什么概念？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除夕夜要吃饺子，要一家人坐在沙发上看春晚，桌子上一定要摆满花生瓜子还有各式各样的糖果。大年初一一大早就要起床，打扮得漂漂亮亮，穿上新衣服去亲戚家拜年，拿着一份那个时候算是很多的压岁钱，然后开心得跟傻子一样。
只是从好多年前开始，我从小知道的事情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次在陌生的土地庆祝新年的时候我13岁，我开始明白为什么除夕夜往家里打电话总是占线，开始了解就算窗外烟火鞭炮放得再璀璨，自己所能面对的只有书桌上闪着荧光的电脑以及一年奢侈一次的外卖快餐。当年电话打通的时候我的内心其实很平静，淡淡地问候父母新年快乐，然后听到电话那头的哽咽，自己却依然没心没肺地啃着汉堡。那个时候的我可能真的没有意识到，也许以后的10年，我的除夕夜都会这么度过。
几年后搬去寄宿家庭住正好赶上年底，看起来不错的房东很热心地带我去了她的一个亲戚家吃年夜饭。新加坡虽说华人占了大多数，但要说起这些过年的风俗，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一样。比如说他们的除夕夜不会吃饺子，大多数人都会捞鱼生。鱼生就是一堆萝卜条、菜条，加上一些生鱼切成的条摆放在圆盘里，等到12点钟声一响，大家都会全部站起来用筷子把所有的东西捞起来再放下去，如此循环，寓意来年风生水起，年年有余。那天晚上房东亲戚家无比热闹，每个人都面带笑容，一大家的人聚在一起，吃东西的，看电视节目的，聊天的，其乐融融。我却突然感到了一丝丝的伤感。我来这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虽然每个人在问到我的时候都会笑容满面，但是陌生的孤独感还是让我开心不起来。总觉得本应该热热闹闹的除夕夜少了点什么，是几块儿廉价的糖果，或者电视机里面吵吵闹闹的节目，再或者，只是那份心境罢了。
时间一年年地过，我也从寄宿家庭搬了出来，和朋友合租了一间屋子。房子很大，但属于我们两个的只有一间小小的卧室，其中一张双人床，两个不大的写字台，旁边是一个便携式衣柜。房东是一个老头子，似乎也是离婚很久了，过年别人家都在团圆的时候，他只有一个人坐在客厅喝着酒，电视里响着嘈杂的声音，我心里也会微微一颤。也许，他也不快乐。
搬出来的第一个春节，朋友利用学校唯一的3天假期买了机票回家，而我因为实在舍不得掏那么多钱只为了3天，只好隔着电话给家人拜了年。之后，受邀去了一个关系远的不能再远的亲戚家吃年夜饭。到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他们一家三口似乎早已等我等得有些不耐烦了，我客气地道了歉之后开始坐在餐桌上吃饭。也许是大家本来就不熟，一顿年夜饭吃得我快要窒息了。没有人说话，听到的全是碗筷碰敲出来的声音，脸上挂着假到不能再假的笑容，我心想：“还不如自己一个人在家泡面吃舒服呢。”不过后来想想，似乎人家也是好意，只是那次之后，本来就不怎么联系的我们，几乎彻底断了联系。
上了大学之后的生活渐渐开始丰富起来，学校的功课加上放学后的社团活动，整个人也不会特意为了每年的春节去烦恼。似乎就在学校宣布第二天放假的时候才反应过来，原来又是到了除夕。我和朋友像模像样地在网上订了中餐馆的年夜饭，想着今年过年，终于可以不受拘束地吃顿饭了。一整天地无所事事之后，好不容易熬到了晚餐时间，本以为餐馆会人山人海，到了之后才发现来吃饭的寥寥无几。脑中突然回想起几年前去寄宿房东亲戚家的年夜饭，突然明白了什么。不是大家懒得出来，而是所在的地方，如果是家，吃什么都不在乎。我又伤感了。
一顿饭吃得算是开心，和朋友嘻嘻哈哈的，一边吃饭一边拍照，一顿饭吃了有两三个小时。吃到后来，重点已经完全偏离了过年，反而成了两个女孩儿的八卦聚餐。从包包、衣服说到了化妆品甚至男朋友，直到看到河对面的广场上一道火光直冲云霄，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声响彻底绽放，才惊觉农历新年到了。我特别伤感地走过去抱了抱朋友，说了句：“过年好。”记得那年除夕夜，我似乎过得真的很开心。
大年初一无所事事，没有亲戚要走，没有红包要拿，一觉睡到自然醒的时候已经大中午了。迷迷糊糊地洗了澡，让自己彻底清醒后我拉着朋友出去走走。路上到处都是穿着新衣服的华人，拿着两个橘子，放在小小的纸袋里打算去拜年。新加坡华人过年讲究吉祥如意，所以拜年都会带上两个橘子，取吉祥的谐音。坐在空荡荡的公交车上，看着路上的人明显比平时少，我突然觉得在这个时候出门是个错误的选择。
为了填饱肚子，我们不得不冲向那些还在开门营业的西餐馆。想想几年前的除夕夜自己吃的就是这些汉堡薯条，现在变成了大年初一的第一餐，心里顿时微酸。原来自己想了那么久要改变的东西，依然存在。不知道是自己起得太晚还是心里不痛快，看着桌上够三四个人分量的“大餐”，我们两个有种绝不浪费一颗米粒的决心，结果吃到最后，我恶狠狠地对朋友说：“我发誓，半年内再也不碰汉堡薯条。”吃完新年第一顿饭的我们本来想逛逛街，结果发现街上还开着门的商店少之又少，大部分的华人都在忙着过年，出来工作的都是印度人或者马来西亚人。我们商量之后，觉得还是去看部电影打发一下时间——刘德华主演的《新少林寺》。本来看这部电影就是突然的决定，丝毫没想到这是一部悲剧，看完的时候我眼泪汪汪拉着朋友的胳膊说：“我想哭。”朋友很是鄙视地看了我一眼道：“你已经在哭了。”回去出租屋的路上给奶奶家打电话拜年，本来刚哭完的声音就奇怪，加上奶奶耳朵不好，刚说了句奶奶过年好，就听见那边80多岁的老太太似乎有点哽咽地说：“宝儿不哭，自己买点儿好吃的。”我的眼泪再一次没有控制住。
初二是法定假期的最后一天。本来前两天不按时吃饭加上中餐西餐混着吃闹得胃很不舒服，想想第二天还要一大早爬起来去上课，我心里无端端的更是不爽。同屋的女孩儿一大早就拿着电话给她外婆家拜年，我只有一个人抱着电脑半卧在床头，努力想在网上找点事儿干。
其实从我12岁开始，就有些讨厌大年初二的到来。外公去世的时候我才10岁，记忆不是很清楚，只是不停地哭，家里乱作一锅粥，我却再也找不到坐在角落里对着我微笑的那个老人。紧接着就是2年后外婆的离去，母亲似乎已经哭得毫无力气了，我却依然不知所措。大年初二，本应该一家人热热闹闹在外婆家吃饺子，但12岁的那个大年初二，只有我和父母待在家里看电视。那一年是我最后一次在家过大年初二，我很努力地让自己笑出来。
朋友打完电话回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对我说：“笑一笑，没人愿意看见你哭。”我笑着抱住她，对她说了声：“谢谢。”我很庆幸，在国外这么多年，我并不是一个人。
过完大年初二，对于在新加坡留学的我们来说，春节就算是彻底过去了。同学们到了学校最多也就是说两句谁拿的红包多，谁拿的红包少。我可以说一毛钱也没有拿到，根本没有可比性。这种时候我一般都会让自己比较忙，放学了依然心不甘情不愿地去打工赚点儿零花钱，春节对于我来说，越来越没有意思了。
离开新加坡之前的最后一个春节，是我在新加坡近10年中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春节，甚至那天街边的咖啡店播放的音乐我都记得一清二楚。我和一群都在除夕夜无处可去的朋友们去吃了好吃的火锅自助餐，还去尝试了号称全亚洲最大的摩天轮。除夕夜和朋友们通宵坐在酒吧，听着那种曲调慢慢甚至有些悲伤的音乐，我似乎又有种想哭的冲动了。一个我在实习时候遇到的男生突然说：“啊，今天好像没有吃饺子呢，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这就不算是过年。”大家似乎在一瞬间更加沉默了，我突然提议：“再去买一次汉堡薯条吧。”没有理会大家无奈的眼神，我跑到了那个时间依然开门的M记买了3个大汉堡，顺便要了一份刀叉。跑回酒吧的时候，海边的午夜狂欢似乎也安静了下来。听着那边熙熙攘攘的人群开始消散，我开始用塑料刀叉切汉堡鸡肉，然后在一群人惊讶的眼神中把一小块鸡肉包在一小节面包中，用叉子固定住，然后举到朋友面前，兴高采烈地说：“看，自制西式饺子！”一群人愣了一下，然后都被我逗笑了。然后我的眼泪就毫无预警地掉下来了，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依旧笑着，似乎都是商量好了，不论多么不开心，也要让自己笑着。吃了几个西式饺子，喝了一大杯鸡尾酒之后，自己当时好像真的醉了，趴在最好的朋友肩上，近10年来第一次在春节的时候脱口而出：“我真的想家了。”
（作者雪鱼，本名张思博，2003年赴新加坡，2007年毕业于新加坡军港中学，2011年毕业于新加坡理工学院生物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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