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2年4月15～27日，由教育部国际司组团，并约请国家留学基金委秘书处、中国教育报刊社（《神州学人》、《中国高等教育》）等单位一行5人组成出国留学综合政策调研组，前往日本、韩国、朝鲜3国，开展出国留学政策的综合调研工作。在中国驻日本使馆教育处、驻大阪总领馆教育组、驻韩国使馆教育处、驻釜山总领馆、驻济州总领馆和驻朝鲜使馆教育组的积极协助下，调研组详细调查和全面了解了3个国家中国留学人员的基本情况。本刊上期已刊载在韩中国留学人员的专稿，本期推出在日中国留学人员的专题。
记者手记
文/本刊记者 王芳
日本，古称“东瀛”，“扶桑”，是中国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以樱花、红叶和富士山闻名遐迩的日本，是位于亚洲大陆东岸外的太平洋岛国。
中日两国自1972年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教育交流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规模不断发展扩大，合作领域逐渐拓宽，合作的层次和水平不断提高。中日教育交流已经成为我国对日外交工作和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总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提供了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
日本作为中国留学人员较为集中的国家之一，留学生不仅人数多，且保持着较高的回归率。同时，回国留学人员中高学历占有很高的比例，是中国海外留学人才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是日本最大的海外留学生生源国。目前，在日中国留学生总数为109941人，其中正规生87533人，语言生22408人。
调研组在中国驻日本使馆教育处与工作人员座谈时，教育处公使衔参赞白刚介绍说，目前在日留学人员回国的人数逐渐增多，从学生来讲回国工作或者为国服务都很主动，而且留学回国人员的层次、综合素质及爱国热情也越来越高。在留学生服务与管理方面，教育处始终强调以正面教育和鼓励为主，并且寓教于乐，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白刚公参强调说，在外留学人员，无论是公派还是自费，都需要以学业为主，在遵守当地良好风俗习惯的同时，要时刻展示中国留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教育处的工作宗旨就是要配合国家大的发展机遇，使更多的海外人才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为配合贯彻落实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认真做好海外高层次人才和留学生的服务工作，驻日使馆教育处始终将引才工作和服务优秀人才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截止2011年5月，留日学人中已有59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其中，高校系统21人，科研院所11人，国有大中型企业27人。核心领域人才139人，其中高校教授、副教授73人，科研机构研究员48人，企业18人。优秀人才729人，其中，教授220人、副教授167人，分别分布在日本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
据教育处负责留管工作的老师介绍，在国家公派留学生的服务与管理工作中，面对公派生人数逐年递增、年龄逐年年轻、层次逐年提高的新情况，教育处进一步加强工作力度，精心做好公派生的服务与管理工作。例如及时登陆教育处网站注册，按时发放奖学金；及时组织召开公派生说明会，详细讲解公派生信息管理平台操作、使用情况；及时走访公派生较集中的大学和宿舍驻地，进行学习、生活指导；及时协助来日留学人员与当地中国学友会组织取得联系，帮助他们尽快适应留学生活等等。
调研组在驻日使馆教育处与东京地区留学人员座谈时，横滨国立大学的乔禹翔说，在日本，每个留学生不仅仅代表自己，而是代表全体中国留学生，甚至是代表国家形象。所以，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要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注重细节，做好身边每一件小事，将中国留学生最好最真诚的一面展示给日本民众，当好中日两国友好交流的民间使者。
东京工业大学国际开发工学专业博士生邵妍说，和其他同学一样，来到日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学习日本先进的科学文化，了解日本的社会思维模式，为学习为研究而来，所以留学生一定要在学习和研究方面多下功夫，要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研究成果争取认可和信任，为国争光。在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与高新知识的同时，做到既“知中”又“知日”，努力拓展民间交流渠道，肩负使命，为中日世代友好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据了解，目前在日留学生中95%是自费生，在服务与管理工作中，教育处始终一视同仁，平时注重加强与日本大学的联系，不定期走访日本各大学的留学生中心和留学生指导教师，主动了解中国留学生的学习研究和生活情况。同时，还建立了以中国学友会干部为主要成员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努力做到对突发事件迅速知情、快速反应、妥善处理，力争把损失和不良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积极指导编写印制《应急手册》。
关西地区是日本第二大经济圈，是除东京地区以外经济、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中国驻大阪总领馆领区涵盖西日本地区2府12县。中国驻名古屋总领馆辖区三重县的中国留学生的服务管理工作也由驻大阪总领馆教育组代管。目前，大阪领区内共有大学165所，其中国立大学23所，公立大学20所，私立大学122所。另有短期大学57所，其中公立6所，私立51所。此外，还有专门（专修）学校近1000所，绝大多数是私立。
据驻大阪总领馆教育组参赞衔领事袁自煌介绍，日本关西地区是仅次于东京地区的接受外国留学生最多的地区。目前，大阪领区内共有各类中国留学生约35000人，分布在130多所国、公、私立大学以及日本语学校学习。其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者约占55%。另外，还有约500名留学人员在日本的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公司等就职。教育组的留学生管理工作坚持贯彻国家关于留学工作的方针、政策，从当下留学生群体实际出发，增强与留学生的感情联络，寓管理、教育于服务之中，保持和巩固留学人员队伍的稳定，使广大留学人员成为一支热爱祖国、以多种方式为国服务的知识群体。教育组通过多种渠道发现优秀尖子留学人员，完善优秀留学人员库建设，对因各种原因留在日本的留学人员，经常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鼓励他们在条件成熟时回国工作，或以适当方式为国服务。
由于大阪领区内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突发事件、交通事故等伤亡事件时有发生，为预防和应对并及时做好相关工作，教育组与各中国学友会和有关大学的国际交流及留学生机构建立了沟通机制和渠道，不定期走访领区内各大学留学生科、留学生中心、留学生指导教师，主动了解中国留学生的学习研究和生活情况，对突发的各种事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妥善处理，积极协调和帮助受伤害的中国留学生，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文/吴映晖（东邦大学医学研究科社会医学中心博士生)
曾读过这样一段话，“精英和常人的区别在于计划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历史是人民大众创造的，但历史更是由一小部分精英去推动的，如果没有某些人长途旅行的需要，飞机也不用被发明，大家赶牛车就可以了。所以作为年轻人，我们需要跨越式的发展。”作为一名在日攻读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每天面对高度发达的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想如何能够学习到先进的知识与经验并且为我所用，不容忽视的发展差距更需要跨越式的提高来进行弥补，所有海外学子都肩负着这样的重任。
我有幸于2008年11月～2009年11月作为访问学者在日本东邦大学进行了为期1年的研究工作，回到家乡昆明时心中却是五味杂陈。故乡永远是让人内心可以寻找到宁静的地方，但是中日两国在社会发展程度、文化差异、国民素养以及医疗卫生服务和教育体系建设等各方面的巨大反差让我开始萌生一个想法：如何能够为自己的国家贡献一份绵薄之力去弥合这些差距呢？从个人角度而言，由于中日两国不同的教育模式和研究水平的差异，若想有所贡献，首先要做的是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和科研水平，语言关的攻克更是最起码的要求了，而所有这些对于我而言都是极大的挑战，我不禁问自己，可以做到么？为了能实现理想，在导师长谷川友纪教授的鼓励下，我最终还是收拾好行囊，于2010年4月再次来到东邦大学，开始了为期4年的博士学位的学习。
长谷川教授所在的东邦大学医学研究科社会医学中心以其所从事的“医院的病人安全文化”方面的研究在日本享有盛誉。病人安全是当今医疗领域最主要的话题之一，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面临着严峻的医院病人安全方面的问题。2009年美国医学研究所的报告中称：每年美国医院内因可预防性医疗错误致44000～98000人死亡。而在中国，相关方面的研究还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医疗卫生机构以及国家有关部门的注意力依然集中于如何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水平上，而忽视了由于病人安全文化方面建设上的滞后所带来的对于实际医疗效果甚至医患关系方面的负面影响。“病人安全文化”是指医疗机构为实现病人安全而形成的员工共同的态度、信念、价值观及行为方式。而这种安全文化可约束从业者的思想和行为，减少差错、事故的发生，是医疗安全的思想基础、行动依据和内在动力，是提高医院安全和医疗质量不可低估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从2010年4月开始，在长谷川教授的带领下，我们针对日本14家医院的8192名医院工作者和美国884家医院的337862名医院工作者，以及中国台湾74家医院的10289名医院工作者开展了关于医院病人安全方面的对比调查研究。其研究结果揭示了各国各地区医院间甚至不同科室与不同职种间在病人安全文化方面的表现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反映病人安全问题和提升安全文化都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迫切地希望自己在学习和科研过程中的收获能够对国内医疗卫生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有所帮助。经过与国内相关医疗机构和科研院所的交流，我发现国内病人安全文化的研究还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应用类似研究方法和手段的课题也非常有限。所以，我计划在下一阶段开展针对国内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的京津沪和医疗手段相对落后的云贵川等地区的医院进行病人安全文化方面的课题研究。通过测评这些地区医院安全文化的现状，分析我国现阶段医院安全文化的问题和影响因素，将其结果与美国、日本等国以及中国台湾的调查结果进行对比，以期发现国内安全文化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总结我国传统医疗文化的精粹，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为我国医院病人安全的建设和医疗质量的提高提供一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支持。
有鉴于此，我希望在学成归国后，能有机会在国内的医学院校组建医疗安全文化的研究团队，开设一门系统介绍“医院病人安全文化”的课程。让学生在进入医院接触临床工作前，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案例分析，就能掌握什么是病人安全文化、安全文化的重要性及如何影响着病人和医院的安全，从而建立起健全的安全文化思维和行为模式，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发展添砖加瓦。
作为博士三年级的学生，我很幸运能够借助我国的公派访问学者制度打开了自己了解世界的窗户，确定了今后的奋斗方向。我更希望国内相关部门能够定期组织国内对口院校以及科研院所访问日本，与我们这些留学生进行定期的交流，甚至可以按照不同的学科或者研究方向通过组织学术交流论坛的方式，让海外学子更及时准确地了解国内相关学科专业的发展水平或者方向，这样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才能够更有目的性和计划性，学习到的知识才能更好地切合国内社会发展的实际，为国家作出我们的贡献。
感受在日“小”留学生
文/孙成志（大阪大学大学院言语文化研究科博士生）
即使你没有来过日本，如果你曾经看过张丽玲十几年前拍摄的讲述一群在日留学生学习和生活经历的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你就会同我一样，可以自然地从心底感受在日留学生的艰辛、成长和幸福，也会像我一样，不再单纯地从第三者的角度去体会别人的人生，而是尝试更多地理解和分享别人的心灵故事。纪录片中有一集的题目叫《小小留学生》，真实深刻地讲述了一名9岁的北京小女孩张素，同母亲一起跟随在东京工作的父亲来到日本，在日本公立小学中学习和生活的感人故事。
在初到日本坐电车时，当被问及不懂日语害不害怕时，纪录片的小主人公张素坚定地说：“不害怕。”那如果日本小朋友欺负你，你怎么办？她说：“用学习对付他们。”我着实诧异于这两个答案，也为这个9岁小姑娘的坚毅感到骄傲。跟父母团聚，跟家人在一起是每一个中途追随父母来到海外的小孩子的心灵依托，所以他们不怕。而在异乡或是国外，证明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做得比当地人更好，从而赢得大家的尊重。这两个道理，无论是对张素这样的“小”留学生，还是对像我这样的“大”留学生，都是共通的吧。
现实生活中，从事教育科研、新闻报道或者政策研究的人们，往往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海外求学的本科生、研究生或是其他研究型人才，即这些“大”留学生身上，而容易忽视像张素这样在中国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来到日本的“小”留学生，以及他们所经历的人生和故事。今天，难得有机会通过文字的形式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留学生活，于是决定将话题的重心放到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到的身边的“小”留学生身上。
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初步统计，截止2011年9月，在日本公立中小学及高中就读的外国儿童人数将近8万人，其中需要日语辅导的外国儿童人数近3万人，而占总体人数80%以上的葡萄牙语、汉语、菲律宾语和西班牙语这4种语言的教育援助需求问题尤为突出。我所在的大阪府，除了经济及教育事业发达所产生的社会吸引力以外，二战遗孤返日等历史原因，也使得在大阪府下属的公立中小学中，跟中国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以汉语为母语的儿童的比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来到日本后接触到的“小”留学生大体是像张素一样，因为父母工作或学习的原因作为随居者来到日本，这些孩子大多在国内接受了一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或家庭式的中文教育。另外，我还接触到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二战后从中国返回日本的战争遗孤子女或者他们的后代，这些孩子大多出生在日本，成长在日本，在日本小学中接受日本式的义务教育，这一群体虽然不是留学生身份，然而历史让他们的家庭内部语言多为中文，他们的骨子里有深深的中国烙印。
无论这些孩子的国籍是日本还是中国，现在他们中的多数人都生活在“双百”的语言环境当中，即在家庭内部几乎100%使用汉语和父母交流，而在学校接受100%的日语教育。作为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数都希望能将孩子们培养成精通中日两国语言和文化的双语人才，为日后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做好准备。从大的角度来说，这些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且又熟知日本社会的孩子们，对于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而言必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近年来，日本文部科学省及各地方教育局也逐步意识到了针对在日外国儿童教育的重要意义，无论是在教育财政支出还是师资配备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为了这些孩子的学习，日本的教育工作者在默默地付出努力着。
来日本留学以后，因协助导师科研的原因，我有幸结识了很多“小”留学生，也有机会走进了日本的公立小学。
舒畅（化名）的父母都曾是我大阪大学的校友，我们是在大阪大学中国学友会组织的国庆联欢会上认识的。舒畅的爸爸博士毕业后顺利地在日本著名的制药厂武田制药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妈妈在拿到博士学位后则选择了留在原实验室作研究员，完成她所在课题组的科研项目。2011年4月，稳定下来夫妻二人决定将在中国读小学2年级的儿子接到大阪一起生活。然而，用舒畅妈妈的话讲，在国外教育孩子比拿下生物医学博士学位更难。他们夫妻俩都是用英文写博士论文，日语的水平也只限于日常生活，自然，舒畅所处的语言环境就是标准的“双百”模式。来日本的头半年内，舒畅每周可以在学校接受当地教育部门免费为其安排的2次合计4小时的一对一的日语课程，剩下的就得靠他自己努力了。据舒畅妈妈说，半个学期结束后，对异国的兴奋感渐渐淡了下来，原本性格开朗的舒畅开始变得在家里也少言寡语，学习成绩受语言的限制，跟在国内的时候比起来差了很多。于是夫妻俩找到了我，希望能得到些建议。有幸的是，我的导师是一名研究儿童双语问题的专家，我们分2次讨论了舒畅的实际情况，最终给了他们夫妻3条建议。第一，尽量帮助孩子预习第二天的教学内容，并将课程要点做成便签贴在日文原文的旁边，同时注意观察孩子的学习情况调整便签的数量和内容；第二，加强中文母语的教育，每天坚持给孩子读故事书。10岁的孩子母语并未完全成熟，加强母语的教育有助于提高孩子对事物的理解能力和语言认知能力，对第二外语日语的学习也会很有益处；第三，在家庭内部，通过网络、书籍或电视等形式提供更多接触日语的环境，但这一行为必须建立在保证足够的母语接触数量的基础之上。半年后，我们的得到了舒畅妈妈的反馈，孩子适应得很好，学习成绩也是名列前茅。但由于工作繁忙的原因，跟孩子一起学习的时间十分有限，现在他们更担心的是孩子的中文教育问题。
而我对那个“特殊群体”的更多认识是来自于大阪府八尾市的一所公立小学。这所小学每个年级约有60余人，由于所在的学区是战后遗孤及家属的聚集区，每个年级大约有1/3的孩子跟中国有较深的渊源。受父母语言能力的限制，大多数的孩子在家中100%使用中文，在学校100%使用日语。研究表明，在幼年时掌握双语的儿童，其考虑问题的方式和看问题的视野会相对更加多元化。为了帮助这些孩子更好地掌握两门语言和理解两种文化，首先要做的就是客观地描述这些孩子的日语和汉语的语言能力。对于在日本长期生活的孩子而言，汉语和日语就像自行车的两个轮子，只有前后轮一样大的时候才能骑得更远；它们也更像是同一水域里的两座冰山，人们看见的是海面以上两座独立的冰山，但在海平面以下其实它们共享着大部分躯干。基于以上理论，以我导师为代表的研究小组正在着手利用已有的评价工具来客观地测试双语儿童的“听”、“说”能力；同时，又在尝试通过绘本或课外读物阅读等方式，来进行阅读能力测试工具的开发。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能为身边的这些孩子做些事情，我感到很高兴。这些测试都是通过一对一访问的形式来进行的，大多数孩子的汉语都停留在“听”、“说”的层次，在“读”的层面上，孩子们的汉语略显笨拙，不过你会从他们努力阅读的样子中可以看到希望，每个孩子都具有成为双语人才的希望。经过一系列测试，最终会形成对每个测试儿童的评价表格，供班主任老师和家长参考。
来到日本以后，我时常会跟身边的“大”留学生们分享彼此的生活和经历，同时也在协助导师科研的过程中，深深体会了每个“小”留学生的努力和坚持，他们的经历与感受，有些是我们这些年长者不曾体味和知晓的，甚至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希望他们能得到更多的帮助，他们是家庭的财富，也是社会的财富。
我的留学生活还在继续，怀着感恩的心，希望日后的每一天都很精彩。
我在日本探索先进的制造技术
文/王江超（大阪大学船舶海洋工学专业博士生）
出国前，我在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船舶海洋构造物专业学习，2009年我申请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同年7月，我前往大阪大学攻读博士学位。9月，我进入研修生阶段，并于年底顺利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2010年4月，我正式进入博士生课程阶段。
在日本的高校中，所谓的7所“帝国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东北大学，名古屋大学，北海道大学和九州大学）一直拥有着毋庸置疑的教学和研发能力，掌握着雄厚的项目基金和顶尖人才。同时，也都在世界大学排名中名列前茅。当然，日本还有很多其他著名的私立大学，在日本乃至世界也是颇具影响。例如，关东地区的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和明治大学；关西地区的立命馆大学和同志社大学。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公布的2011年度在日外国留学生的相关情况，中国留学生为87533人，占外国留学生总数的63.4%。其中，自费留学生占9成以上，而且就读大学的学生超过留学生总数的一半，主要集中在东京都、大阪府以及九州地区。
随着国际航运的蓬勃发展以及海洋资源的探索开采，大型新型船舶的设计和制造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日本四面环海，有着悠久的海洋作业历史，其船舶制造以及海洋资源的利用，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同时，日本的相关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此领域都具有一流的研发能力。我所在的大阪大学，简称为阪大，这里有日本顶尖的科研机构，很受中国留学生的青睐。大阪大学的主校区位于关西地区的核心都市圈内，同时还拥有丰中校区、箕面校区以及中之岛校区。大阪大学以工学部和工学研究科的教学和科研能力著称，为日本的船舶、电子、汽车、建筑、交通以及重工机械等工程制造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而由大阪大学船舶海洋工学专业历届毕业生组成的“庚子造船会”，更是整个日本造船行业的中坚力量，其会员分布于日本的各大船厂和重工企业。得益于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我有幸进入大阪大学的船舶海洋工学专业博士生课程阶段学习。
我在大阪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有了更多的机会了解前沿的科研动态并且参与其中。在参加国际会议过程中聆听相关的科研成果并且与其他科研工作者一起讨论分析。2011年6月，我与导师一起参加了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国际海洋与极地工程学会2011年会。会议期间，我发表了关于大型船舶平板结构在焊接过程中产生的失稳变形的机理和基于计算力学理论的数值预测结果，获得了“最佳学生论文”的奖项。与此同时，大阪大学的图书馆和行政事务机构为留学生提供了很多便捷的、人性化的学习科研和日常生活服务。在大阪大学，通过网络和论文索取服务，可以很容易地进行相关科技文献资料的查阅和获取，还可以通过网络、电子邮件以及公告牌通知，及时知晓学校发布的相关生活信息资讯和注意事项。日本是个多地震的国家，所以防灾防震被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我们会进行定期的地震体验和防灾演练，并随时随地接收有关部门发布的地震监测和相关消息，这些防范措施可以让我们这些留学生安全地生活在异国他乡，安心地完成学业和科研。
留学期间，中国驻大阪总领馆教育组和大阪大学中国学友会，在学习和生活方面都提供了很多帮助，解决了很多留学期间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每年开学之初，都有相关的新生入学见面会，由学长介绍一些相关的生活和安全注意事项。在中国的传统节假日，例如春节、国庆节、中秋节、端午节等举办的演出晚会，丰富了广大留学人员的业余生活。同时每年的夏季旅行和丰富多彩的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很受留学生的喜爱和好评。
受益于国家的奖学金资助，我在大阪大学留学攻博期间，生活方面有了足够的保障。这里有良好的科研氛围和丰富的学术资源，为博士课程和科研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可靠的支持。
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我打算寻找相关科研领域的博士后职位，做更进一步的科研工作。并在将来回国，用自己的所学提高中国的船舶制造水平和海洋结构物的产品质量，提升生产和研发的综合国际竞争实力。
公派生的社会责任与自我约束
文/张牧原（早稻田大学政治学专业博士生）
我个人从事的专业研究是有关行政改革与政策制定方面的，尤其是关于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研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无论是国家整体实力还是国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升。但是在经济发展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滋生了一些社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如何更好地制定行政政策来对国家施政进行导向，是我们行政学研究方面的主要内容。我本人在这方面选择了社会保障改革，主要涉及到医疗改革、养老保险以及雇佣方面的改革。日本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与儒家文化圈，在社会文化方面有相似之处，这也是我当初选择来到日本留学的原因之一。选择有相似文化背景的日本，加上与中国社会结构相似的同为多民族大国的美国为参照物，对比我国的实际国情加以分析，最后得出一条适合于中国本身的社会保障政策之路，是我研究的主要目的。
我是一名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公派留学人员是由国家选拔的高水平人才，应当负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作为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绝大多数的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在留学期满后回国，进入相应领域成为相关专业的学科研究骨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因此在求学期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不仅要对自己的学业与研究负责，而且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一是明礼诚信。留学人员要有能够确保自己的研究过程与成果真实可信的责任。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诚信缺失,以及一些科研人员的不守信，造成虚假论文与剽窃抄袭，这对于广大科研机构以及我国的整体形象都造成了损害。为了维护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作为公派留学人员的我们就应该做好“诚信”二字，承担起提高科研水平的社会责任。
二是科学发展。推动国家的经济建设进步与科研水平发展，是我们公派留学人员的使命。我们必须承担起发展的责任。搞好科研水平，提高国家经济建设，要以提高自身水平为中心，以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力为前提，这样才能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但是这个发展观必须是科学的，我们不能只顾眼前，不顾长远，也不能只顾局部，不顾全局，更不能只顾自身，而不顾他人。所以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自我提高，从而提高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的整体形象。
三是对国家的回报。公派留学人员的经费是由国家提供的，是国家资助我们留学的，因此我们更需要回馈国家，回报社会。
留学期间，我还有幸在东京后乐寮寮生委员会中做了1年的服务工作，对于中日友谊这一个概念我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由于后乐寮归属于日中友好会馆，因此作为中日友好的见证人，后乐寮寮生委员会更是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中日友好使者这一角色。寮生委员会定期组织日本友人与寮生进行交流，一方面增进友谊，一方面也为那些不通日语的寮生们提供了学习日语、接近日本文化的机会。寮生委员会每年还组织寮生们进行为期3～4天的日本家庭访问，真正住到日本人的家里面，从吃住行中充分体验日常的日本生活与文化。不仅如此，一些家庭还主动为寮生在日本的生活排忧解难。很多留学生通过家庭访问的形式与受访家庭建立了联系，成为了真正的“亲人”。如日本加须市的家庭访问活动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到2011年为止已经接待了30批近900名中国留学生。后乐寮的学子们通过这样的活动充分展示了中国留学生的魅力，真正架起了一座日中友好的桥梁。只有这样的真诚，才能真正推动中日友好，推动中日之间的互相交流。
无论是与日本的议员一起，还是与普通的日本友人一起，后乐寮的寮生们都在向日本的朋友们传递“友谊”的信息，这样的友谊不仅仅是寮生们与日本友人的友谊，只有这样的民间友谊越推越宽，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之路才能越走越宽。
今年，我加入了东京地区中国学友会。对于学友会工作我有一些自己的认识。在日本的学习研究生活是十分艰苦与枯燥的，许多留学生由于语言不精，所面临的思想压力也相对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单靠留学生一个人，很多困难往往难以克服。因此，加强留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就显得十分必要。学友会适当开展一些活动，丰富同学们的课余文化生活，也可以增进同学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留学生虽然身在异国，但时时刻刻都应当心系祖国。留学生尤其是大多数公派生，都倍加珍惜来自祖国的支持和关爱，同学们的心永远跟着祖国的心一起跳动。近年来，身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在祖国遭受灾难时所表现出的团结一致的精神面貌，让全世界感受到了中国留学生独特的爱国情怀。中国学友会在组织的活动中也注意宣扬爱我中华、心系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除此之外也积极搭建各种提供回国服务、报效祖国的平台，使同学们即使身在海外，也能够感受到祖国人民的关爱与支持。
体会服务自我的志愿者精神
文/徐桐（东京大学大学院都市工学专业博士生）
到日本留学是一件对我而言具有挑战性的事情，特别是在日语说得还不流畅的情况下。所以在2009年我25岁生日的当天，带着一半是忐忑、一半是期待的心情，挥别送行的家人，只身东渡扶桑。
接受留日前辈的照顾。各种预想中的困难在到达日本之初便接踵而至了，比如作为国家公派留学生，需要尽快在日本办理银行账户，这样才能及时领到中国驻日本使馆教育处定期拨发的奖学金，而开口座（银行开户）又需要“外国人登录证”等身份证明手续，对于初到日本的我，面对这些困难简直是一筹莫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深刻领会到在日本的留学前辈帮助后辈的志愿者精神。东京大学中国学友会每年都组织“新生说明会”，讲解初到日本的注意事项，登录证明办理、银行开户、电话办理等，甚至去哪里理发等生活细节都一一说明，而且我居住的日中友好会馆后乐寮的中国留学生自我管理和服务的组织——后乐寮寮生委员会也专门安排留学前辈带着新生去办理各种手续。
融入海外学子之中。在初到异国的新鲜感慢慢淡去的时候，思念家乡亲人和朋友的感觉也变得逐渐强烈，这时候的我更加急切地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一些朋友，可以经常聊聊天，一起出去走走，做做活动。
在这个时刻，也是一些留学前辈将我带进了中国学友会这个海外学子自己的组织，通过秋天赏红叶、春天赏樱、到海边环保宣传捡拾垃圾、到日本朋友家中做客、体验茶道文化等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来丰富自己学习之余的生活，排解在异国的孤寂，同时也在这些活动中体验了日本的文化。
每逢佳节倍思亲，还是这句老话，但确实没有比这更为贴切的句子来形容海外学子的心情了。往往在中秋和春节这样特别的日子里，中国留学生们更加希望能够在一起度过。庆幸的是，我来日本这3年中，时逢中国传统节日，中国学友会总会举办晚会等活动让大家自娱自乐，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我寂寞的心情得到了缓解，还经常把和同学们的合影传给国内的家人，对他们也是一种宽慰。
早在出国之前就曾听一些留学前辈讲述，出了国门会更加了解国家和亲人在自己心中的分量。这一分量，在国家有大事发生时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比如2010年世博会，比如青海玉树地震等等，海外学子时而为国家取得的成就欢呼，时而为亲人遭受的苦难悲伤。同时，海外学子会以多种形式组织宣传和募捐活动，让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自己和祖国亲人的紧密联系。
将服务自我的志愿者精神传递下去。转眼之间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就要进入尾声了，现在回想起来，就如同当时这些照顾我的前辈们所言：“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刚到日本最困难的时刻，都得到了前辈们的照顾，所以也有义务主动照顾后辈。”这是我走出国门后，体会到的海外学子相互关怀、相互帮助的浓浓深情。现在，我也成为了刚刚来到日本的同学口中的“前辈”，我也在有意无意地将这3年多来在日本学习生活的经验，以及与身边朋友交流中的收获传递给后来的学子们。同时，我希望他们能一如既往地将这样一份服务自我的志愿者精神，回馈给同样身处异国的中国留学生们。
（题图摄影/韩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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