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惠芬 戴红
“叮……”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了熟睡中的葛均波医生。
“葛医生，有个急性心梗病人需要您手术。”
“好，我马上来。”
凌晨4点，葛均波赶到医院为病人手术，随后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工作。
已经数不清多少次接到这样的电话，这个华东地区第一条24小时急性心肌梗死抢救“绿色通道”，10多年来已经抢救了约2000例患者。
而通道的主持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葛均波，带领着一支精湛的团队，日夜坚守，凭借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技术，成为了打开无数患者生命通道的救“心”人。
“半月现象”：国际心肌桥诊断标准
20世纪70年代，一天深夜，在山东省五莲县城医院，刚上初中的葛均波被匆匆送了进来，他的左臂在骑自行车时摔骨折了。2位年轻的值班医生马上凭经验为他接上断骨，绑上石膏。
1个月后，葛均波来复诊，医生傻了眼，石膏取下后，本应康复的左臂竟一动不能动。父母急了，孩子的手若是残废了，将来可怎么办？一家人四处求医，但无论什么偏方，都不管用。
几个月后，父亲打听到附近县里有位老中医，治骨伤很有名。父亲骑上自行车带着葛均波，一早便出发，赶到老中医家时，已是天黑。老先生一把推开父亲送的礼——1袋自家种的花生，说：“我什么也不要。”
老先生仔细询问了几句，又看了看眼前的葛均波，抓着他的胳膊一推，葛均波的左臂立即恢复了活动。眼泪在葛均波的眼眶里打转。“那可不是因为疼，那是因为佩服。”葛均波回顾这段往事时，依然有些激动。
“如果我以后也学这么一招，不是也可以为天下人治病吗？”少年葛均波萌发了学医的念头。从此，“做医生，治病救人”成了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
几年后，葛均波考取青岛医学院，继而在山东医科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8年起在上海医科大学心内科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公派赴德国美因兹大学医学院留学。在儿时选定的这条道路上，葛均波勇往直前，勤学不懈，十几年来一直保持着凌晨4点起床读书的学习习惯。
付出就有回报，初到德国第一年，葛均波就在《德国心脏病杂志》上发表《腔内超声准确性及可行性研究》一文，并引起国际同行的重视。
1993年，葛均波获美因兹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紧接着，他跟随导师艾倍尔教授到埃森大学医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并于1995年担任该院的心内科血管内超声室主任。
1996年，葛均波发明的“可视冠脉激光成形术”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成为治疗冠心病的又一良好手段。
1997年，一个普通的周末，葛均波照常来到心内科实验室分析资料。一位心肌桥患者血管内超声图像上的半月形暗区引起了葛均波的注意。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半月形暗区并非特例。他立即找出实验室里所有心肌桥患者的血管内超声图像，经过仔细研究，他发现每一例患者的超声图像上都存在相似的“半月现象”。
在此之前，由于心肌桥造成的冠状动脉缺血和冠心病造成的心肌缺血在症状表现上非常相似，但二者的治疗方法却截然不同。如何准确判别这两种疾病，一直是个难题。
葛均波的这个发现大大提高了心肌桥的诊断率，使其检出率由不足5%提高到95%以上，血管内超声图像上的“半月现象”，从此成为国际上通用的心肌桥诊断标准。
欧洲著名心血管病专家桑切斯（Sanchez）教授等把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称作“应用血管内超声检测心肌桥的先驱”。
赤子回国，促成开展心脏移植术
就在众多荣誉和机会纷至沓来时，葛均波却萌生了回国的想法。当他向导师艾倍尔教授郑重提出想回到中国时，艾倍尔教授十分意外：“简直不可思议，我为你办妥了一切，你的主任职位甚至连德国专家都想竞争，可是你现在却要放弃……”
第二天，葛均波再次找到导师，希望导师能理解他报效祖国的愿望。艾倍尔教授对他说：“我将保留你的办公室，如果你今后遇到不如意的事，仍然可以回这儿。”
1999年4月，葛均波怀着一颗赤诚之心，举家回国，受命担任上海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心导管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
刚回国时，葛均波发现中山医院在心脏移植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基础工作，包括狗与兔的动物实验都做了，但迟迟未开展心脏移植手术。
葛均波心想，德国的心脏移植手术做得那么好，为什么上海就不能做呢？上海也要敢为天下先嘛。
于是，葛均波把从德国带回来的所有有关心脏移植手术的资料都复印出来，递交给当时的院长杨秉辉，还给当时上海医科大学的校长写了信，希望促成开展心脏移植手术。
同时，葛均波还建议由心内科选择病人，由心外科医生主刀，并提出，手术的一切后果由他来承担。
葛均波回忆说：“当时，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万幸的是，我的建议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大家共同努力，一起承担责任。”
在葛均波的积极推动下，2000年5月，中山医院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在心外科、心内科等多科室的协作下获得成功。如今，中山医院的心脏移植手术已成为全国的典范。
葛均波在实施手术。
创新技术，打开生命通道
冠心病的介入治疗是葛均波的强项。直径不足2毫米的金属支架，平常人要想拿住都很困难，葛均波要做的却是把它放入人体的血管内，以支撑起闭塞的血管。葛均波曾多次在国外公开做手术演示，外国人把这归因于“中国人的手巧”。然而，葛均波在这份“巧”中融入了多少心血，只有他自己知道。
葛均波勇于开拓，在科研领域孜孜不倦，更将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引入新技术，踏踏实实为病人服务。在他的主持下，中山医院心导管室工作量直线上升，2001年全年完成心导管诊疗手术1600例，2011年更是增加到8400例，10年翻了5倍多。
凭着医学研究上的专注，葛均波创造了多个心脏病诊治上的“中国首例”和“上海第一”。 回国不久，就成功进行了中国国内第一例“带膜支架植入术”治疗斑块破裂、上海市第一例切割球囊治疗冠心病、上海市第一例“冠状动脉腔内照射治疗技术”、上海市首例“颈动脉支架植入术”治疗脑缺血等等。
对一般性血管堵塞的冠心病患者，葛均波采用“球囊扩张+支架植入术”为病人打通血管，而有些冠心病患者的冠状动脉已完全堵塞并伴有严重钙化，上述方法难以奏效。葛均波1993年春节回国讲学时将“高频旋磨术”介绍到中国，该项技术独步亚洲，位居世界前列。
“球囊扩张+支架植入术”用的导丝与头发丝一般粗细，直径0.36毫米，长1.9米；而“高频旋磨术”用的导丝比前者更细、更长，直径仅0.23毫米，长3.25米，更难于控制，而且导丝上还有一个直径1.25～2.5毫米的金刚石橄榄形微小钻头，由涡轮推动，以每分钟15～19万转的高速度将血管堵塞处打通，然后再进行球囊扩张及安装支架。
这需要十足的胆量和充分的自信，更需要眼睛、大脑和双手的完美结合，稍有差池，就会增加病人的痛苦。葛均波之所以敢做这样的手术，关键在于他具有高超的技术、丰富的经验与熟练的手法。
一年春节，一位76岁的老人慕名来到中山医院，他因患冠心病陈旧性心肌梗死，步行2米，就会胸痛、胸闷，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经冠状动脉造影提示，老人心肌最重要的血管——左前降支99%已堵塞，并伴有严重钙化。
葛均波带领他的助手运用高频旋磨术，在患者严重钙化的冠状动脉中，硬是“钻”出一条1.25厘米的“隧道”，然后再扩张球囊，安置支架，并一次解决3支血管病变。1个小时后手术结束，患者的症状立即得到改善，转危为安。
目前，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已成为冠心病的主要治疗手段，具有手术创伤小、术后恢复快、住院时间短等优点。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是目前冠脉介入治疗中最为复杂的病变。由于血管腔完全堵塞，用常规操作技术引导钢丝难以顺利通过病变。葛均波独辟蹊径，在国际上率先采用“对吻引导钢丝技术”，来进一步提高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病变的开通成功率。
2010年10月3日，葛均波成功完成中国国内首例“经皮主动脉瓣膜置换术”。该项手术应用心脏导管技术而无需开胸，为那些不能进行外科开胸手术的患者，特别是高龄患者带来了希望，也为我国心脏介入史谱写了新篇章。
2012年5月26日，葛均波又成功完成中国国内首例“经皮二尖瓣修复术”，再次刷新了中国的医学史。
心脏病人的抢救贵在快速及时，但一般的门诊和急诊都很难达到这一要求。为了使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能得到更快、更好的治疗，葛均波倡导成立了华东地区第一条24小时抢救急性心肌梗死病人的“绿色通道”，挽救了无数冠心病患者的生命。
葛均波带领团队在心血管疾病诊疗技术和基础研究上，创造着国际和国内一个又一个“第一”，不断完善自己创建的这条“绿色通道”，手术成功率达96%以上。
葛均波（左）在看门诊。
中国研发：让患者用得起药物支架
作为心血管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冠心病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便是安装药物支架。目前我国有数十万冠心病患者需要放置药物支架。
10余年前，一个进口药物支架要4万多元，有经济能力承担的患者寥寥无几。
10余年后的今天，药物支架的国产化进程大大推进，每个支架价格从4万元降至1万元。
将药物支架国产化并加以改良的，就是以葛均波为首席科学家的“863计划”项目“国产药物涂层支架研究与开发”课题组。
当年，进口药物支架刚来到中国时，葛教授万分感慨：“一个要卖4万多，有几个病人用得起啊！”
在最初使用药物支架的日子里，葛均波体会到了立竿见影的疗效，可随着病例越来越多，他渐渐发现了其中的不足。原来，药物涂层材料无法在体内降解，由此导致的血管持续性炎症反应和内皮化延迟，具有诱发支架内再狭窄和晚期血栓形成的危险。支架上的药物全部释放后，金属支架有可能引发炎症，一旦引起支架血栓，患者的死亡率高达40％，这让葛均波十分忧心。他琢磨着，要设计一种新型支架，避免可能发生的副作用。
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葛均波正式开始研制可降解冠脉药物支架。他与学生们几乎放弃所有休息时间，一心扑在找材料、搞药物涂层技术上，最终找到了性能良好的聚乳酸类材料，并开发了非对称性涂层技术，研制出现在临床普遍可见的“可降解冠脉药物支架”。
“可降解冠脉药物支架”将原来可能发生的支架血栓率从1～1.5％降至0.15～0.3％，极大提高了支架的安全性。
另一方面，由于全部国产化，支架成本明显降低，每个售价“缩水”至1万多元。国产支架市场份额走高，进口支架也被迫降价让利，降幅高达7成至8成。
初步估算，葛均波研发的“可降解冠脉药物支架”，在全国超过900家医疗机构获得临床应用，平均每年超过8万例冠心病患者获益，每年为患者和国家能省下12亿元医疗费用。此外，该支架已出口俄罗斯、印度、新加坡等多国。葛均波也因此荣膺2010年度上海市技术发明一等奖，2011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999年归国至今，葛均波先后承担16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包括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国家“973计划”子项目（2项）、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卫生部临床学科重点项目等，发表SCI-E收录论文152篇（第一及通讯作者66篇），他引2820次。主编英文专著1部、中文专著5部。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2项、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等14项科技奖项。
面对成功与荣誉，葛均波并没有自我陶醉，他说：“成功与荣誉只能说明过去，我将继续不懈地追求新的人生境界和人生智慧。”
葛均波从未停止追求的步伐，每当去国外开会，他就抓住机会学习国外的最新医疗技术，力求精益求精，不断践行着治病救人的神圣使命。
侠骨仁心，不负生命的重托
“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好医生，只会看病还远远不够，千万不要陷入‘技术至上’和‘机器崇拜’的怪圈。因为比治疗病人心脏病更难的，是治好病人的‘心病’。”葛均波经常对学生说：“医生不仅是生命的工程师，更要努力成为患者心灵的按摩师。”
在葛均波所在的心内科里，有几条“大忌”：患者在讲述病情时，医生不能只顾埋头写病史，看都不看患者一眼，就开出一堆化验单。
葛均波认为，不看着病人就是不尊重病人，冷冰冰地问两句，不可能获得详细的病史，而有时看似细微的信息恰恰能对诊断起到重要作用。他告诉学生：“机器再先进，只见人却不见心，仅凭一张X光片，一张CT报告，一张化验单，医生怎能真正了解病人的痛苦？医生如果过度依赖机器，就是医学的悲哀。”
冬天，用冰冷的双手为病人“触诊”，也是葛均波决不允许的。他说：“医学不是冷冰冰的技术主义，而应该注入良心的温暖。”
从医这些年，葛均波从来没和一位患者“红过脸”。对待每一个病人，他都将心比心，哪怕有时候一开始并不能得到病人的理解，他也会耐心解释，直到病人理解。
曾经有一位80多岁的冠心病患者从外地慕名找到葛均波：“葛医生，请你给我做介入手术吧。”
葛均波详细了解老太太的病史后说：“以您现在的情况，没必要做这个手术。”
患者和家属都急了，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葛医生就是不愿意做这个手术。
葛均波耐心解释：“您的心脏病属于稳定性病变，只要不干重体力活，不赶公交车，不会出问题，以您现在的年龄，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出现。放置支架后反而需要长期服用抗血小板凝结的药物，对您来说有脑出血的风险。所以，放支架的弊大于利。假如您是我母亲，我一定不建议您做这个手术。”
一句“假如您是我母亲”，终于说动了患者。
有一位徐州来的老干部患多支冠状动脉血管病变，老伴陪着他四处求医，因病情复杂，安放支架风险很大，没人敢冒风险为他动手术。
病人最后辗转来到中山医院，看着病人所受的痛苦和四处求医的艰难，葛均波感到揪心，决定收下这个病人。
为了这台手术，葛均波连着几个日日夜夜，反复推敲研究，讨论手术方案，预防各种可能出现的意外。
那天的手术真是一场硬仗，葛均波和同事们在X线的辐射下工作了整整4个小时，手术终于成功了。守在手术室门口的老太太热泪纵横，拉着葛均波的手颤颤巍巍就要跪下，在场的人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葛均波的病人中，有很多来自外地，他们大都由于疑难杂症慕名而来。“每当看到有些病人一层一层地解开衣服，从最贴身的衣服内袋里掏出一叠钱，里面的每一张都带着体温时，我明白必须把他们的每1分钱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葛均波说。
在葛均波眼中，医生和患者之间绝不是利益交换的关系。否则，医学技术虽然进步了，但医患之间的情感却会越来越疏远。
葛均波说：“做医生最重要的品质是真诚待人，把病人当成自己的家人。也许最终不是每件事都办得成，但是你必须去努力。”
当年，给葛均波看病的年轻医生就是因为仅凭经验接上了断骨，没有在X光片上看复位情况，耽误了病情，给葛均波留下了肘后翻的后遗症。
葛均波经常开玩笑地指着自己的胳膊对大家说：“生病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医生应该多为病人想想，所以我要做一名好医生。”
有一次，葛均波感冒发热，他在办公室里一边挂着补液，一边编写教材，直到凌晨3点。正要回家休息的时候，突然一位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需要抢救，他立即带领“绿色通道”的一班人，投入抢救工作，最终挽救了病人的生命，他自己却累得筋疲力尽，稍作休息后，他又投入了新一天的工作中。
过度的劳累，体力和脑力的透支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痕迹：不到50岁已经两鬓斑白；由于参加介入手术陪病人“吃”了太多的X光，面色黝黑；20多斤重的手术防辐射“铅衣”他经常一穿就是几个小时，长期的负重站立手术让他的腰椎不堪重负，有时甚至无法起身行走，被迫卧床。
这种时候，葛均波就让导管室工作人员将手术病人造影图像接到他的床头，通过对讲机“遥控”手术。有时还请同事将他的病床推到导管室，做一回“动口不动手”的“君子”。遇到紧要关头，他便硬撑着起来，亲自操刀，令在场的同事、病人无不为之动容。
葛均波无私奉献的精神获得了病人的称赞，他也由此获得了各种荣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科技精英、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银蛇奖”一等奖、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中德医学会杰出贡献奖、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侨办首届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杰出创业奖”……
参政议政，彰显学者本色
2010年，葛均波当选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葛均波时刻铭记所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葛均波具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同时还具有很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他关注民生、关注热点，结合自身所长，认真调研，缜密思考，积极建言献策，提交了数十篇提案，并在各种会议和场合呼吁大家关注社会发展中的问题。
在医言医，葛均波最关注的还是医疗卫生改革。2009年，他的提案《提高我国医疗器械产业竞争力的对策与建议》被全国政协采用，并得到中央领导批示；2011年，他撰写了《关于合理利用医疗资源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等提案引起社会热议。
医保卡的使用关乎千家万户。部分医保定点服务单位为了追求利益，存在违规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针对“医保卡变身购物卡”这样一个普遍现象，2012年，葛均波提交了《关于规范医保卡个人账户资金使用的建议》，指出当前滥刷医保卡造成的社会危害，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意见建议。
他针对社会的一些热点问题，撰写的《关于加强监管食品中反式脂肪酸的建议》、《关于培养青年人社会责任感的建议》、《关于行政官员问责制科学化的建议》等提案，也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
2011年，天津车主许云鹤扶起摔倒的王老太被法院判赔10万元一案，在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引起人们对我国交通责任判定公平性的深刻反思及广泛讨论。葛均波就此提交了《关于交通责任判定公平性的建议》，对相关法理进行思考分析，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相关条款，重新界定行人或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的责任分担标准。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私人汽车保有量急剧增加。交通拥堵所带来的一系列诸如交通事故、空气污染和能源浪费是当前大城市的通病。针对这一情况，2012年“两会”期间，葛均波提交了《关于缓解我国大城市交通问题的建议》，分析了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具体建议。
在紧张的本职工作之余，葛均波热心参与九三学社的社务工作，认真履行职责，丰富社内活动形式，组织社员活动和研讨会，为复旦大学和上海市的发展献言建策。他注重医学保健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带领九三学社复旦大学委员会和中山医院合作创办了《健康促进》科普杂志，为疾病预防和医学知识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医者、科学家、社会活动家，葛均波以严谨务实的求索心和使命感，精心打造着人生舞台上的每一个角色。
葛均波，中国科学院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心血管疾病的临床和科研工作，研究方向为冠心病的发病机制、早期诊断和治疗方案优化。
1962年出生，1979～1984年就读于青岛医学院，1987年获山东医科大学硕士学位，1988年进入上海医科大学攻读心内科博士研究生，1990年公派赴德国美因兹大学留学，1993年获博士学位，1999年回国。
现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心导管室主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干细胞组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双聘教授。
2000年加入九三学社，任九三学社上海市第十五届、第十六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第九届青联常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