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陆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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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我匆忙收拾好行李坐上新干线一路沿着东海道前往关西。当时我已客居东京2年，早已被这个城市的快捷舒适娇惯得不愿外出一步。若不是发生了那次前所未闻的大地震和核电站事故，我想自己会同往年一样欣喜地等待樱花在此处盛开吧。
“3·11”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正在大阪留学的英子便发来邮件，问我是否愿意西赴一聚，也好彼此间有些照应。当时未曾料到不久后核电站事故引发的种种骚动，周围的日本人也都是一如既往地工作、休闲、购物，于是我就暂时谢绝了英子的好意。12日之后，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机组接二连三地出现状况，当年的日本首相菅直人与官方长官枝野幸男每日疲惫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却迟迟不见事态有所改善。于是，我开始一边安抚远在江浙一带为自己担惊受怕的家人，一边着手准备奔赴关西。
搭乘“光”系列新干线从东京至大阪仅3个小时，但这一路却使人萌生穿越时光的错觉。从新大阪站转普通电车至大阪大学附近英子的住处，沿道的风景与以往几次的关西旅行所见并无差异。爽气的大阪商人高声叫卖着手中的货物，仿佛你若不立马掏钱包就是过了此村便无此店似的。车厢内午后阳光扑簌，抬头瞧见对面坐着那昏昏欲睡的老妇人，不知道是否在梦中遇见了什么好玩的事情，连嘴角都在微微上扬呢。
夜晚，我躺在被窝里与英子说起这一路上的种种见闻，英子笑道：“是啊！3月11日那天关西这边也有很大的震感。当时我有点害怕，但看到大家都是一如既往地生活，也就不担心了。现在我隔三差五还要往学校研究室跑呢！总不能因为地震来了就不搞研究了吧？”这让我想起东京的一位上班族朋友。地震后他本以为公司会立即放假，谁想到周围的日本人个个像没事人似的照常加班加点。核电站事故发生以后，问起身边的同事怎么不往他处避难？对方还一边工作一边匆忙解释：“虽然家中的孩子和妻子已经回到乡下的老宅，可这里还有工作等着我去做啊。”在日语里，上班族被称为“会社人间”（即“公司的人”）。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后，人们把公司当家，各自为某个集体奉献尽忠。虽然这在日本早已是见怪不怪的事了，但在我们这些外国人看来，处于地震与核电站事故的节骨眼上，他们还能保持如此冷静镇定的态度，真是令人即钦佩又费解。
那些日子，我独自穿梭在大阪的大街小巷，试图寻找一些同自己一样惊慌失措的面孔。在日本著名武将丰臣秀吉的居城大阪城前，我遇见一位正在晨练的老伯伯。他见我手腕上挂着相机便主动过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忙拍照。待我在护城河前站定时，伯伯朗声喊道：“我说这位小姑娘啊，拍照的时候要开心啊！要大声地笑出来！对对对，还有这个姿势也要多摆几个，这样多好啊！”我被那一口字正腔圆的关西调逗得笑弯了腰，不由感叹“啊……这里是大阪啊！我已经不在东京了”。这个城市源源不断的活力和大阪人独有的幽默感真是令人心生欢喜。虽然直到离开大阪前，我都未能寻到与自己“同病相怜”的人，但却发现这个城市的24小时便利店、商场等处都摆出了“东日本大地震募捐箱”；学生和市民团体在街头呼吁人们伸出援手帮助灾区。过往的人行色匆匆却在经过募捐箱时停下脚步打开了钱包，随即便又转身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同时，英子亦与我谈起学校正在招募奔赴东北灾区的志愿者一事，校方及学生社团呼吁大家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为灾区尽一份力量。
在大阪度过平静的一周后，一通电话将我重新带回了东京。地震发生前我曾给日本放送协会（NHK）环球广播网中文组投了简历，希望能得到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这通电话正是中文组的负责人打来的，对方询问我能否去位于东京涉谷区的NHK总部参加面试。怀着一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豪情壮志”，我顺着来时的路线回到了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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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的东京，樱花尚未开好。行人神色匆忙，眉宇间似乎总有一股无法化解的忧愁。因为出现事故的核电站机组无法正常运行，关东地区的电力供需日趋紧张。东京从14日开始在23区以外的邻近市村町实行阶段性停电计划。23区虽然不在这个计划表内，却也是随处可见“请节约用电”等告示字样。首都圈内的多数电车在白天关闭了车厢顶部的照明。遇见阴雨天时，车厢内暗沉沉地令人难受。我发现周围人们的眼神并不交流，他们或闭目假寐或茫茫然往车窗外望去。戴口罩的人明显多了起来，自己便也随大流买了一大包置于家中。朋友笑话我：“人家戴口罩是为了预防花粉症，你还以为这东西能防辐射啊。”话虽如此，但口罩和阿Q精神一直陪伴我度过了那个灰色的3月。
4月，公司迎来新职员，学校则照常开学。为了应对夏季大面积电力不足的情况，我们大学决定将上午第一节课从原来的9点整提早到8点半。此外，自动门一律关闭电源摇身一变成了手动门，教学大楼内的2座电梯被停开，几乎每一个教室外墙上都贴着“请节约用电”的标语。11日下午，正在向大家讲解日本古典文学的村尾教授忽然放下讲义轻声说：“让我们一起为在灾难中逝去的人们默哀吧。”我瞄了一眼手表——14点46分，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已经过了整整1个月。
5月的黄金周少了往年的喧嚣繁闹。日本政府及各企事业单位要求人们“自肃”（即“自我约束”），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和娱乐活动。那时，我在NHK的工作正逐渐步上轨道，每日繁忙的学业及工作迫使自己无暇顾及其他。环球广播网的工作间内有一块记事板，上面记录着在地震及海啸中死亡或失踪的人数。每当从记事板前经过，看到那不断被涂抹而增加的数字时，内心便涌起一股无法言表的沉重与悲伤。当时，在网络上流传着许多与地震、核辐射有关的消息，真真假假，令人难以分辨，多数情况下也确有“假作真时真亦假”之感。一次，我将信将疑地询问一位日本前辈：“这次大地震会引起富士山喷发吗？我们可以相信媒体吗？可以相信专家吗？”这位前辈笑着告诉我：“富士山是活火山。既然是活火山那它就有可能会喷发。我们在地球表面感受到的运转速度和地壳的活动速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类对大自然的了解其实还很有限。但是日本人自古以来同这样的大自然一起生活，所以总会有解决的办法。虽然现在的信息纷繁复杂，可也不一定非要去相信某个媒体或个人，因为我们可以自己去判断，不是吗？”
接下来的6月转瞬即逝。其间，一则新闻给正在东北进行灾区重建的人们带来了振兴旅游业的希望——位于岩手县平泉町的“平泉文化”被正式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在东京，因抢购风潮而引起的部分物资不足的情况得到极大改善。一位留学于神户大学的朋友打电话“抱怨”道：“我在这边的便利店都买不到大瓶的矿泉水，听说很多物资都被运去支援关东和东北人民了。”后来，我在学校里遇见神户出身的平原小姐。她的一番话解答了我的疑惑，“1995年神户发生大地震时，以东京为首的关东地区很快就运来了救援物质，这份恩情神户人至今难忘。这次我的家乡积极支援关东和东北地区也有一种报恩的意思吧。”
东京浅草寺。
7月，东京人的餐桌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因为福岛、宫城、岩手3县出产的部分牛肉被检验出含有超出规定标准的放射性铯，日本政府要求3县暂停牛肉出产。东京的主妇们更加关心起超市食品的产地，即使是那些不在“黑名单”上的东北出产的瓜果蔬菜有时亦未能逃过主妇们的火眼金睛。
8月的东京，夏日炎炎。商场里一下子出现了许多节能节电型家用电器产品。我一边感慨生意人头脑敏捷，一边又不得不佩服日本人这种应对难关的积极态度。我们大学因考虑到东京电力公司可能会在夏季再次实行阶段性停电计划而提前放假。暑期里，白天去图书馆等公共场所“蹭”冷气；夜里则关灯开窗，迎着晚风静静晃弄手中的团扇。虽然居住在这座城市已逾2年，但我还是第一次发现原来她竟有这么一番星光闪烁的美景。
9月初，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永田町的首相官邸迎来了它的新主人——野田佳彦。野田成为继菅直人之后的第95任日本首相。我问一位正在市政府当公务员的日本朋友：“你对新首相有什么看法？”朋友道：“我虽然不十分热衷于政治，但也关注新首相能否做好灾后重建工作。说到底，我们这些国民还是最希望能过好自己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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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0月以后，东京的生活似乎逐渐恢复了原样。电视报纸的头条新闻从地震、核辐射变成了日元高涨、欧洲经济危机；地震后纷纷回国避难的外国人也有了回返的迹象。11月，东京电力公司在震后首次向媒体开放福岛第一核电站。12月，京都清水寺住持森清范贯主挥毫写下2011年日本年度汉字——“绊”（即“羁绊、纽带”）。 一位东京出身的朋友感慨道：“以前，我总觉得像东京这样高度发达的国际大都市，人情淡薄，邻里老死不相往来。可是这次地震发生以后，周围的人都说要多关心家人朋友。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似乎更强了。”
年底，第62届红白歌会在NHK演播大厅举办。来自福岛县的“猪苗代湖S”乐队献上一首《I love you ＆ I need you福岛》。那份对家乡的浓浓情谊，令人感怀难忘：
我把真正的自己
留在了福岛
留在了福岛
留在了福岛
我真想在福岛
在福岛
在福岛
爱你
明天开始又会有好事发生吧
明天开始你也要重新启航吧
看完红白歌会，便是正月。如同往年一样，人们纷纷前往神社祈祷下一年的安泰与和平。流离失所的灾区民众则在临时搭建的住房中度过了整个冬天。
2月，电视台和各大报纸开始预测今年樱花盛开的日子，并告诉大家东京赏花的好去处。周围的女朋友们也重新聚拢在一起议论着今春流行的裙子款式。一切似乎又回到了2011年3月11日以前，东京也将迎来她一年中最美的时光。一天，路过日本著名的连锁书店三省堂书店，瞧见正门书柜上赫然摆放着一排《福岛核电站事故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查证报告书》，我忽然发现原来这座城市并未曾结束什么，她的一切都还在进行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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