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汤超 整理/杨宇 杨波 王文乐 曹吉吉
我希望我们的科研能够保持在国际领先水平，而且要做得更好。不谦虚地说，我个人的水平已经处在国际领先的位置了，如果为了自己，我留在美国也能发展得很好。但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能为北大的发展、为国家的发展出力，和大家一起努力，把两个中心做到能够让国际认可的水平。
——汤超
我的物理留学之路
我是77级的大学生，就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喜欢物理，所以很想报考物理系。那时候中国科技大学是令人向往的地方，我最想进的就是中科大物理系。我的老家在江西，当年考大学的时候，中科大和很多学校的物理系在江西都不招生，所以我就上了中科大力学系。
因为对物理的热爱，大学期间我经常去物理系听课，那时的学风非常自由。大家虽然来自五湖四海，年龄差别也比较大，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知识的渴望。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机会。著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发起并主持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该计划的内容大致为：从1981年始，由中美双方联合通过专门的招生途径，每年选送百名左右国内大学生，赴美攻读博士学位。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较大规模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为中国后来的大规模国际人才交流和科学文化交流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
我参加并通过了CUSPEA的考试。1981年10月，我飞赴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开始了留学之旅。芝加哥大学是世界著名大学，被誉为诺贝尔奖的摇篮，先后产生了70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李政道先生和杨振宁先生。该校的物理专业非常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恩里克·费米教授。
进入芝加哥大学后，最初的一段时间觉得很不适应。老师的英语基本听不懂，其实在国内时我的英语水平算是不错的，经常自己听广播学英语，但是真到了全英文的环境还是不适应，特别是老师讲课的风格和国内完全不一样。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教电动力学的老师，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教授，专门研究太阳黑子和磁场。他一进教室就往桌子上一坐，然后开始闲聊，不时在黑板上随便写几个字，让同学上来解题，布置作业也比较随意，不过开始时我什么都听不懂。本来由于签证的原因我就没有赶上前2个星期的课，上课又听不懂，加之课程时间安排紧张，导致第一次考试我只得了一个C。但是我很喜欢这里的学习氛围和教学方式。
汤超（右二）留学期间主持灯谜会。
还有就是文化方面的不适应。刚到芝加哥大学，为了适应当地的环境，我有意选择住在国际学生宿舍，那里各个国家的人都有。我的室友是一个美国人，他是学医的，当时跟他有很多文化上的“小冲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每个月的电费、电话费都要和我分开付，连几块钱的税和几毛钱的邮票，他也分得特别细，让我觉得文化差异很大。问他为什么学医，是不是以后想挣钱，他说不是，就是为了今后能为穷人看病，这可能就是他的真实想法。
过了半年时间，我基本上适应了国外的生活，也交了不少朋友，英文也过关了。听懂了老师的讲课内容，熟悉了老师的讲课方式，成绩马上就上去了。暑假结束前有一个博士资格考试，这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是很严格的，许多著名教授都出过考题。那是在1982年夏初，我参加了博士资格考试，在同批的物理系研究生中考了第一名，这是我到芝加哥大学后的第8个月。记得博士资格考试有口试也有笔试，口试有4位主考官教授，其中一位是和费米教授一起工作过的著名原子物理学教授，他问我的问题我现在都忘不了，这种考试方式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这次考试之后，我开始为自己选导师。这里又有一个小插曲，那年春天，李政道先生到芝加哥大学作学术报告，报告结束后，他和学生代表、教授们座谈。因为我很想学统计物理，当时在得州大学奥斯丁分校有一位不久前获诺贝尔奖的统计物理教授，我正在考虑要不要转到他那里去学统计物理，所以座谈时我向李政道先生求教此事。李先生没有当场回答我，座谈结束时，他专门走到我身边说，那位教授拿的是诺贝尔化学奖。因为他这一句话，我打消了转校的念头。因为博士资格考试得了第一名，我成了物理系的“香饽饽”，谁都想要，我最终选择了统计物理的大师卡达诺夫教授。
我的导师培养学生的方式在我当时看来很独特，他把学生当同事，大家一起讨论，谁有主意就去做。在科研上他是个“急脾气”，经常是没等学生做完他自己就憋不住先做出来了。有时一大早进办公室，会在门下发现他给我们塞进来的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张纸条，上面详细列出了对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好像在得意地向我们示威。他的方式不是给你灌输什么，也不是把你当成一个帮他干活的人，他更看重的是怎样创造一个很好的研究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去追求学术，追求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跟导师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源于一次很随意的讨论。一天，他以前的一个学生回来拜访他，谈论了有关电子在准周期势中的波函数和能级，他们聊得热火朝天，我就在旁边听。忽然他转过头对我说：“你不是正在找课题吗，就去做做这个东西吧。”做完这个问题并完成了我的第一篇文章后（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我问他接下来该做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只是让我自己去想，顶多是和我一起讨论。其实，他是在培养我的科研独立性，让我自己去发现问题。在他组里有一批相当优秀的研究生和博士后，还有其他一些教授，大家都在一起合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我一直对科学问题感兴趣而不是对工具感兴趣，工具不会就自己学或者跟别人合作，这形成了我日后做科研的风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