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欣
19岁，高中毕业，满怀着一腔浪漫主义的激情，相应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随父母下放到湖北公安县杨厂公社荆江大队做知青；21岁，结束知青生活，参加高考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进入象牙塔深造；25岁，大学毕业，分配到一所高中担任英语教师；30岁，结束高中教师生涯，考取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正式走上学术研究道路；40岁，考取华中师大博士研究生，任副教授；42岁，晋升为教授……
1997年，访问俄勒冈太平洋大学，把中国当代文学介绍到了美国；2007年，出任德国特里尔大学客座教授，为严谨的德意志民族展现中国当代文学的变幻多姿；2008年，所著《世纪末文化思潮史》一书由韩国白石大学教授柳泳夏翻译在韩出版；2009年，应邀出席韩国“中国文化研究学会”召开的国际学术大会，鼎力推介“汉味小说”…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樊星的经历，与同时代学人相比，一样充满了戏剧——人生道路的选择，往往在起初的几十年里，不是那么俱随人意。可贵的是，对于自己最初的梦想，心中永远怀有坚定的渴望。
真正与他面对时，沉稳、从容的学者风度中散发出的自信与洒脱又会使你如沐春风。简单而不失魅力，就是樊星给人的第一印象。
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名牌学科之一，樊星则是该学科云集的诸多知名学者中的一员。幽默风趣、善于发现、游刃有余、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这是同学们眼中的好老师；博学多才、治学严谨、成果丰硕、心胸开阔——这是老师们眼中的好同事。
兴趣是坚持的动力
对文学执著的兴趣，是促使樊星走上文学研究的道路并且一直坚持下来的最重要动力。“我从小就对文学有兴趣，很喜欢。”曾经做过下乡知青和中学英语教师的的樊星，正是凭着这种执著的兴趣，才最终从外语的王国中回到了母语的花园默默耕耘，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前进，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精彩。
少年时代关于文学之初的体验，时至今日还那么鲜活地珍藏在樊星的记忆里。那是在“文革”时期，学校被迫停课，樊星到处找书看。
“每当我从邻居和同学那里借到《三国演义》、《铁道游击队》那样的连环画；《破晓记》、《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那样的长篇小说和《大别山上红旗飘》、《伟大的战略决战》那样的革命回忆录时，都会一路满怀喜悦的心情，飞跑回家。在路上常常有些同学或小伙伴会拉我去玩，我还会毫不犹豫地甩掉他们的手。回家之后，将自己关在房里，静静地享受一个人读书的乐趣。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我与文学结缘……”
爱书、读书的兴趣开始在少年樊星的心里生根发芽。他欣喜地发现，“一书一世界”。他热切地期盼着自己能够打开一扇又一扇书籍的大门，去探寻未知的精彩。于是，每当遇到欲求而不能得的好书时，抄书也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那个年代，好书真是不多。有一次借到一本《唐诗一百首》，我爱不释手，很想掏钱买下来，即使多出点钱也在所不辞。可书的主人也舍不得。没办法，就下了决心抄。不记得过了多少天，我终于一字不漏地抄完了那本书。一直到今天，在我的书房里，那本我手抄的《唐诗一百首》还天天伴随着我……”
抄书的经历也培养了樊星坚持做读书笔记的习惯。在后来与文学打交道的日子里，他先是记卡片，后来发现卡片积多了不便查阅，于是在活页纸上记笔记，积多了就分门别类，装订成册。这些珍贵的资料，成为他后来做文学研究时最有力的后盾。
读得多了，自然就想写些什么。还在小学时，有一次老师要求大家写歌颂毛主席的诗。樊星只写了四句，就高高兴兴交给了老师。没想到老师却说：“你怎么只写了四句？好好想想，再多写一点！”老师的话一下子使他激动不已，因为别的同学也交的是四句诗，老师就这么收下了。他想原来自己在老师的心目中这么有分量！那么就一定好好干吧！于是当天，他重起炉灶，洋洋洒洒写了一首二十行的诗。那首诗后来发表在学校的专刊上，令他激动不已。课间休息时，他装着无意地在专刊前走了几个来回，偷眼看看自己的作品和名字，心中狂喜无比。那实在不能算是“诗”的文字，竟是樊星“公开”发表“作品”的开端。
青年时代的樊星也曾是个“文学青年”。在那个“文学高于一切”的年代里，他进行过不少文学创作，可是稿子投出去后发表的却很少。但他并不气馁，因为《上海文学》、《青春》、《长江文艺》的一些编辑，在给他的退稿信中对他寄予了热情洋溢的鼓励与指导。也是从那时期，他偶尔写作的一些读书笔记赢得了编辑的肯定，并相继发表。他发现自己在文学研究上的亮点，觉得自己也许有做学问的潜力，于是就把对文学的兴趣从创作转向了研究，并一直坚持了下来。
怀着对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强烈兴趣，樊星1997年赴美国俄勒冈州太平洋大学访学，访学经历给樊星展现了另一番学术天地。在美国，他第一次接触到互联网，第一次在外文图书的海洋里遨游，第一次用英语给外国选修中国文化课程的学生讲中国文化，也从他们那里了解美国的“新生代”文化……樊星在美的研究课题是“中国当代文学与美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何谓“美国文化精神”是他在美思考最多的问题。
路遥说过，“三日无诗却自忧”，樊星对此极为认同。对于文学的浓厚兴趣就是在这样的坚持下细水长流，学术研究的雄厚实力也在一点一滴的积累中集腋成裘，成就了今日的樊星。
文学就是生活
生活体验，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樊星认为，当代文学是与生活同步的文学，所以从事当代文学研究需要保持对于当代生活的关注。这样就会有持久的兴趣和热情徜徉于文学的世界，保持对当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化的生动感觉。樊星努力在自己的研究中贯注这种现实感、生动感。他给大家作过的那些讲座也常常是与当前大家关注的文化话题密切相关的。
在走上文学研究道路之初，樊星的选择其实不止现当代文学一种。论理，英语专业出身的他，似乎更适合研究外国文学，或者是研究在那个年代源源不断涌进国内学界的西方文艺理论。可是他坚决地选择了现当代文学。
“能实现与现实生活的无限接近，是现当代文学最吸引我的地方。”
樊星（右）与作家陈忠实。
樊星坦言，选择现当代文学研究，一方面可以说是对社会生活与时代潮流的追随，因为他的青年求学时期正是“文学热”空前高涨的1970年代末到整个1980年代；另一方面也是对于个人兴趣的一种学习提高。现当代文学还拥有最广泛的的受众面，在现代文明熏陶下，无论是老师、学生，还是企业家、农民工，无论是做研究、搞学习，还是休闲放松、娱乐解乏，读读名著、翻翻杂志，文学都在与人类生活发生联系。文学的发展几乎贯穿着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它的影响力如此巨大。
“我热爱生活，所以就当然选择了现当代文学。”
“简单，有规律”，这是樊星对自己日常生活的评价。文学鼓舞人更好地认识自我，对人的一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保持对文学的兴趣，有助于更好地感受生活、认识生活。
“我的生活中似乎从未远离文学。”对这一点，樊星感到欣慰。哪怕是在响应“上山下乡、战天斗地”口号的知青岁月里，在劳动间隙，他也会从随身的口袋里掏出文学书籍，一个人静静地品读。就着乡间的油灯，他读完了《虹》、《青春之歌》、《三家巷》，还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那些名篇，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法兰西内战》等等……在读书和写作中度过了枯燥的年月。知青生活使樊星对中国最基层的民间有了真切的体认，对于他以后的文学、文化研究有着深远影响。在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以后，他已经发表了好几篇研究“知青文学与知青文化”的论文。在高中教书那漫长的5年时间里，樊星的生活也从未与文学隔离。那时他一心想成为一个小说家，写了几十个中、短篇小说，都没有发表。倒是几篇读书笔记在投给《书林》和《文艺评论》杂志后不久相继问世了。于是他认识到自己的长处是文学评论。这样，他决定考研究生。经过1年的准备，樊星终于在 1986年春节过后走进了研究生考场。考试过后的一周时间里，他发现握笔的右手都不能再像平时那样自如地握笔了——因为在考试的几个小时里的奋笔疾书，让右手手指“操劳过度”，在考完试后突然松下来，才感到酸疼，一直疼了一个星期。在那个考完试的元宵节晚上，亲人们都上街看灯去了。樊星对看灯没什么兴趣，就舒舒服服洗了个澡，然后躺在床上开始读因为备考而来不及读的中篇小说《老井》。不久，樊星从导师王凤先生那里了解到，自己的总分、专业两项考了第一。这样，他的人生角色再次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将作别高中老师的生活，成为中文系一名研究生，从而在更广的生活空间与文学亲密接触——他终于能够甩开膀子，干自己喜欢的事业了。
理解是立足社会的第一要义
在自己求学、治学的几十年里，他对“理解”二字，有着深刻的体认。
1977年恢复高考时，知青樊星的理想是考取名牌大学。他借来了一些复习资料认真准备，就连出工务农时口袋里也装上一本高中数学教材，休息时就掏出来看上几页。他以为凭借自己的实力，考上名牌大学不成问题，却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填报志愿失误，最后收到的是一家师专的录取通知书。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觉得这不真实，亲友、同学和老师也都不相信这一事实。这次失误可能是樊星目前为止遇到的最大挫折。可是他很快从难过的情绪中走出，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学习生活中。
“因为我很快认识到一个事实，优秀对于一个人而言，不总是常有的。与其说在一边自怨自艾，不如调整状态，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新的挑战中去。我们那时候提倡‘与时间赛跑’，我是没有时间来叹息的。呵呵，毛泽东不也是师范生出身吗，不也一样做出了了不起的成就吗？想到这些，我便更好地理解了社会，理解了自己，心情也平静了。”
的确如此，在求学师范和高中教书那近10年的时间里，樊星对自己的要求没有一点松懈。他保持着大量地阅读，博览群书，笔耕不辍。1980年，还在本科期间的他，学术观点就已经被全国大型文学杂志《诗刊》引用过；1983年，他的读书笔记《这样探索人生》，在中国文化界颇有分量的《读书》杂志全文发表。这些都得归功于与他对现实社会的深刻理解，从而对自己做出了准确的定位。
2007年夏天樊星（右）在德国与特里尔大学卜松山先生合影。
“这是个提倡个性的年代，但又是个性很容易在喧哗中流失的年代。简单的生活有助于我们保持比较独立的生活方式和个性意识。当然，另一方面，在与那些时尚的生活方式保持距离的同时，还应该去理解它们。因为生活方式已经多元化了。如果不理解与自己不同的生活，恐怕也很难理解现在的文学吧。应该保持个性，发展个性，但也应该理解别人，理解世界，唯此才能体味生活的丰富和文学的复杂。”
当前文化领域商业化、娱乐化气息弥漫，尤其是在上个世纪末网络文学兴起之后，传统意义上的“严肃文学”已经日益面临边缘化的窘态。对于这样的现状，樊星也有自己的理解。
“可不可以换个角度看问题呢？一方面，商业化的确带来许多消极作用，使许多作家变得浮躁，‘媚俗’；但另一方面，商业化也促使一些优秀作家，像史铁生、韩少功的作品更快地走向大众。也就是说，商业化也有积极的一面，值得研究：为什么那样高品位的优秀作品也能走向市场？还有，在生存竞争压力极大的现代社会，文学的适度娱乐性也有利于大众生活压力的放松。而网络文学悄然兴起，事实上也推动着大量的文学青年涌入文坛，草根阶层的写作者们，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展示自我才华的机会。”樊星分析说，这种现象既是商业化推动的结果，也彰显了文学的多重价值。像池莉的《生活秀》甚至推动了武汉小吃鸭脖子扬名全国，许多外地人到了武汉就要去吃吉庆街的鸭脖子，这也是文学推动商业发展的一个成功范例吧。文学的商业化进程既能使不少文学青年迅速成名，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更多的文学青年进入文学的园地。所以，我们不能单纯对“文学与商业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作简单的否定，而应该深入去思考文学的复杂性——不是简单的“骂”或“捧”，而是去发现、去理解文学以及世界的丰富与玄妙。
心存理解，方能撇开纷扰，释然静观。
樊星，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家。兼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武汉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1997～1998年赴美访学。著有《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世纪末文化思潮史》等专著，在《文学评论》、《文艺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
曾获湖北文艺最高奖——屈原文艺奖、中国文联2000年度优秀文艺论文一等奖、湖北省第三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博士论文《影响契合创造——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中国大陆当代文学》获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奖，2003年“新生代文学与传统文化”项目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