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家剧院前的歌德与席勒雕像。
文/余玥
穿过散布在魏玛与耶拿之间的森林和花田，顺着图林根州奶汁与蜂蜜般流动的绿色丘陵，15分钟后，我已经站在魏玛火车站的大厅里，看见沙莎向我打招呼。时间够多，不必急于到伊尔亩公园旁边集合，我们决定先去吃中饭。
当年席勒来见歌德的时候，不知道歌德是否也会远远地来接他，然后一起去用午餐呢？至少在耶拿，在席勒故居绚丽的小花园内的石桌旁的石板上刻着如下抄自歌德《谈话录》的字样：在这张桌子上，我常和席勒一起用膳交心。可见饭局总是经常的，即使歌德丞相未必像沙莎一样殷勤，会主动来迎客人。话说起来，在那个伟大的时代，教授们交杯换盏地碰面其实很常见，歌德丞相是绝不免俗的。费希特、谢林在耶拿的时候也常去参加这些类似的活动，好和除了歌德席勒外，赫尔德、洪堡、施莱格尔、施来马赫、诺瓦利斯之流混个眼熟，方便日后处事。黑格尔则比较倒霉，来耶拿的时候，各大名人已成星散之势，所以席间也许因此少了好多乐子，也未可知。
当然，哲学讨论作为下酒菜或者饭后余兴节目是必须的。1800年前后如此，如今的精神科学学生之间也是如此。沙莎和我常常甚至因此有些冷落杯碟的意思，今天也不例外。说来其实今天天气出奇的好，阳光敲在剧院广场对面、包豪斯博物馆前面的银灰色大招牌上脆响涟涟。在像德国这种多半年都会阴冷郁闷的国家，逢着这光景，必定是满街的咖啡馆和小餐厅都爆满，放眼望去，人人的脸面皮肤都开始绽出些幸福的红晕，不至于和冬天时候一样个个愁云惨雾、惨白惨绿。所以要找个位置，其实还不那么容易。终于算是在原来的马丁路德故居、现在李斯特音乐学院的一个演奏厅旁边找到了个空桌坐定，但可惜阳光演奏厅被挡住了，只照在街角的镀金小铜像和喷水池旁堆着的紫鸢花上，熠熠生辉。草草点餐毕，就哲学一下，当做开胃。
沙莎原先和我是一个导师手下的学生。桑德考伦教授虽是一介女流，骨子里倒是硬得发干，学问是没的说，算是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指标性人物，可是有时待人情滞，沙莎处不惯，就转投了别家字号，改做社会学研究，题目大约是关于互联网的反讽性特征——据他说是要用查尔斯泰勒将施莱格尔的反讽学说现代化，并且结合社会学调查运用之。具体怎么操作，现在还在难产中。我问他为什么选择反讽概念的时候，没有理会苏格拉底以来的传统，直而是接从19世纪的浪漫主义开始，他说那是因为从那时的耶拿起，反讽对于哲学而言才不必是为了理性学说的建立服务的工具，而可以是一种生活态度：半开玩笑半认真的生活态度取代了必真的真理追求，这是现代性的胜利成果之一，如今人们在网络上的言行举止的自由度，其实不是源于求真的力量，而是源于反讽的姿态。这是发生在1800年左右的大事情，此种观念的世界性意义，人们直到今天才初次看到。
“那黑格尔对此会怎么说？他显然是看到了反讽的力量的，但这可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严肃的哲学态度。如果黑格尔健在的话，他也许会批评网络社会的反讽性质和法国大革命达到的绝对自由与绝对恐怖类似，其实不过是一般而言将个体绝对化的结果而已：每每就单个个体观察，才能得出互联网的反讽性质。但网络难道没有文化群体的特征吗？这些网络文化群体难道也只有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态度，而没有任何严肃的追求吗？”
“网络文化群体当然是有的，这没有问题。但它们可以像黑格尔希望的那样，具有通过共同语言和共同意志的组织形式，将自身在网络上扩展为某种类似城邦政治体的自生成自纠正结构吗？至少如今看来，网络的无政府性质——或者耗散性更为现实一些。而这恰恰是符合反讽的事实的。”
说话间饭菜上齐。沙莎推荐的含酒精的咖啡一点不好喝，味道像是麻辣锅的底料。脑子里想着刚才讨论的主题的背景：1807年，耶拿战役失败，继奥地利之后，普鲁士也栽在了拿破仑手里（现在耶拿郊区某座山丘顶的拿破仑石，据说是当年拿破仑登高一览之所在。我去看时，寥落的一块，嵌在天幕里，经风经雨。脑子里不知道怎么地就浮上来《牡丹亭》中金国国主一见偏安淮扬之国时的唱词：“吴山最高，我偏立在吴山最高；淮扬低小，我看见了淮扬低小”）。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是什么，至此对于德国人而言已经很清楚了：革命催生恐怖和专制，但也催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那时，当拿破仑趾高气昂地到魏玛会见歌德，又到爱尔福特会见俄国沙皇的时候，这把新时代的刀已经驾到了整个欧洲的脖子上。德国人必须重新从基础上理解这个新时代完全混乱无序的、但在各个方面又都饶有趣味的世界景观，才能维护和重建整个民族的尊严。而这些理解和阐释，如今复又生产着我们对当代社会进行考察的基本模式。
如今人们喜欢肆无忌惮地谈论那个古典时代，勇敢地表达与之区隔的意见，比如在包豪斯大学，据说黑格尔就总是被作为现代艺术的最大反面教材而被攻讦。相比之下，耶拿席勒大学的精神科学学生相比起其他地方（比如柏林和魏玛）的青壮派来，并没有太强的攻击性和批判性，他们满足于对既有事实的研究，所以也相对守旧，和现代性的风潮有些格格不入，这和1800年代的那些革新派可大不一样。但我却颇为迷恋这样的气氛。因为抵制时代风潮的人往往不仅是些迂腐的、或者过于朴素的傻瓜蛋，而且也很可能是对时代的病症确有所见者，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新时代的开创者们更容易结成相互切磋的友谊关系，中文所谓“诤友”是也。但沙莎当然不属于这样的人，他受够了那些总力图熏陶和教育人的古典气息，一方面因为他不是土生土长的耶拿派，而是从遥远的北方自由港汉堡过来人，另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的社会研究的、而非形而上学研究的兴趣。想想也是好笑，当年马克思之所以选择耶拿作为博士论文答辩地点，是因为这里的风气相较柏林远为自由活泼，现在则相反，耶拿成了传统德国观念价值的捍卫者，而柏林——包括魏玛，早被数万天才杰出的、穷困潦倒的艺术青年们攻陷了：在那些地方，多的是没有市场的创意和自傲感。当然，就算如此，到魏玛进行古典朝圣也是现代青年们带着他们既期待又想故意加以伤害的矛盾心情所乐意从事的，格皮乌斯和托马斯曼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来到魏玛，模仿歌德和席勒，与他们的志同道合者会面合影，然后一起反对歌德席勒的古典性，开辟现代性的道路。这种好玩便宜有创意的事情，大家也都乐意随大流跟风，去年剧院广场的圣诞市场上，我和沙莎也不免俗地花了3欧元，摆着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友谊亲善的姿态合影，并用这合影做成了值得私人收藏的明信片。
草草吃完草草点定的午餐后（精神科学的学生在这个意义上总有那么些“非人道”主义，不仅能饿着肚子讨论真理，而且能食色在前不入正眼），就得到夏绿蒂故居旁、歌德的银杏树下、伊尔亩公园入口处和其他人会合了。麦尔先生奇怪地并不在场，一问之下才知道，由于场地问题，我们今天得幸，可以在麦尔先生家进行我们的国际哲学研讨班的活动。于是取道麦府。那是栋3层楼的独立别墅，在尼采故居旁边（当年尼采发疯之后，在耶拿治疗未果，就在这里去世），干净洒落的前庭，后院则是树木苍苍，颇得负阴抱阳之法。
麦尔先生是印度人，在德国念到博士之后，就在慕尼黑大学教了20年的书。如今退休之后，女儿（莫不是也是搞软件的如此殷实？）花钱在魏玛买下了这栋房子，和两只猫，都胖到不行，还直掉毛。麦尔先生些或是甫得浮闲时日，心有不甘于事，便师法当年萨义德在魏玛，组织了这么个国际哲学讨论班，每月一次，大家喝着咖啡坐而论道。当然，和国内许多类似的研究班不同，由于参与的多是古板较真的德国人，这个国际哲学讨论班的成色十足，每次都有正式的报告人，也有严选出的讨论文本和讨论主题。比如此次的主题便是黑格尔耶拿时期时间问题的国际哲学解读。参与讨论的学生的学科背景也很复杂，有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学、哲学、法学、政治学等等。
因为是第一次到麦尔先生家中做客，吃着他家人提供的蛋糕，大家也都不吝赞美之词，纷纷夸奖这屋子风水颇好，麦尔先生女婿做蛋糕的手艺不错等等。但我倒是愿意和那两只油光水滑火气不大的猫周旋周旋。恍惚间听到他们就地取材聊起尼采来。想当年他和莎乐美风风光光地在图林根森林里面徜徉，后来居然就不明不白地下了世，也真是可惜。尼采的妹妹算是个老不修，当年和李斯特的女儿在魏玛争风吃醋，因为李斯特女儿嫁给了当时风华正茂的瓦格纳，气不过人家风头太健，就趁希特勒来魏玛看戏的时机，和他牵连上了。又趁着荣格喜欢研究尼采得梅毒一事的心理动机一事，把弗洛伊德等当时名流也撺掇了过来，开了一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才算是平分了秋色。其中时代更迭权势转移的迹象，已经可观。其实1850年以后，德国精神可谓突变，当年叔本华在魏玛认识了歌德，托他老人家的福气，在耶拿大学顺利地拿到了博士学位，可从此声名不闻，直到1850年后，随着反对黑格尔的声浪高涨，叔本华才突然成了时代宠儿，苦恼意志说一时风行，对尼采等影响极大。权力意志哲学加上瓦格纳宣扬的雅利安人的高贵观念，德国就此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实际政治军事领域，也开始狂飙突进了。这时候，德意志精神的生命力旺盛燥热，乃至于最终夺朱紫而有恶色。但此事也绝非全无可取，倭易铿的生命哲学，后来就被在耶拿读过书的张君劢引进中国，在当年五四学人中一度被奉为圭皋。此事算得上是国际哲学交流的一件大事。在如今耶拿大学哲学系的主页上，还能见到张先生的大名，也算是中德缘分由来不浅。
我们如今讨论的主题自然不再是德国哲学而已了。麦尔先生深感非欧洲哲学至今在欧洲不受待见，于是他作为光辉灿烂的亚洲多元文化之一的印度文化的代言人，定要虎跳出来，发出些振聋发聩的声音。只是“山林”之中，其声虽能至远，而闻者反而越稀。这也是文化传播的困境。但反面说来，也未必有那么糟糕：至少，国际哲学的称呼听来虽然是名过于实，却在一开初就能在守旧的耶拿-魏玛小圈子里引起兴趣，也可见亚洲文化之复兴，引起的反应已不仅仅在于笔头上而已。我的德国好友克里斯多夫，一个典型的德国右派，是整日里忧心德国优势地位可能不保、说到德国人口日益减少会掉眼泪的那种理科生，现在也开始对中国、对亚洲日益好奇，在他可怜的、在德国十分罕见的小眼睛里面，常常伴随着一种由国际差异所带来的反思所激起的愉悦，这说起来还真是不容易。当然，克里斯多夫和沙莎两个人简直是水火不容，上次因为德国政治的问题，差点在咖啡馆吵起来，吓得我周围的客人们纷纷躲避。在开放的德国文化和主导型的德国文化之间的认识差距，由这两个人的不同立场冲突，可以一观。
克里斯多夫出生在东德，柏林墙倒塌后的第一代青年，拥有正义敢言的性格，很好相处，但也偏执得紧。我以为，在他看来，所谓国际化的潮流，可圈点之处虽多，但可批判的地方也不少。他在耶拿上学，向来只从欣赏的角度看待魏玛，但并不以为魏玛精神是值得从道义上加以支持的、开明的德国精神，恰恰相反，那是唯一属于德国的、德意志的魏玛精神。魏玛不必成为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就已经不会丧失其全部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他一点也不喜欢柏林纽约或者上海，更不赞成那些在他看来属于资本主义的、廉价的文化——经济交流。换言之，纯正的德国风味，才是他的最爱。至于国际哲学交流之类，有当然更好，但没有，其实对他也不损失什么。那种纠结在前一代东德人心中的德国情结，看来在很多青年人心中已经结出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种子。而如今的耶拿-魏玛圈子里，有了这种风味独特的思想倾向，倒未必是一件坏事。至少，国际化的魏玛-耶拿从一开始，就带上了使它们看起来更具有层次感的阴影。
倒不必详说那些过于专业的哲学讨论。总之，讨论班结束的时候是晚上快6点，我和沙莎匆匆告别后，独自一人返回耶拿，在天堂火车站附近坐有轨电车回家。
当初克里斯多夫还在耶拿的时候，耶拿大学城就被开始被叫做学生的天堂，这个名字正是源于耶拿市中心的天堂火车站。今年许多中国校长来耶拿参访的时候，现任耶拿校长还很会处事地拿这一点出来作文章，以强调耶拿的国际化程度和舒适度。据说天堂是到处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地方，在我看来，这牛奶与蜂蜜倒不必只是在耶拿流淌，而是融融地顺着那些绵延的丘陵，也淌到魏玛那里去了。
作者在席勒故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