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行医的作者（中）。
文/林东
我于1977年考入北京医学院基础医学专业，毕业后通过中美生物化学研究生计划（CUSBEA）赴美国，在休斯敦的Baylor医学院读研究生，1988年获生物化学博士。之后的9年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从事遗传病的研究工作，曾两次与同事一起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1997年，我赴加大洛杉矶医学中心进修临床儿科，2年后转入奥克兰儿童医院。自2001年起在旧金山开业行医，曾几次荣获San Francisco Health Plan 的年度质优奖，是美国儿科学会会员，美国儿科学院院士，业余时间喜好阅读、写作、健身、旅行。以下是在我的诊所发生的几个故事。
“人之初，性本善”
“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不是没有争议的，多早算“初”？“善”的定义是什么？并没有说清楚。有学者猜想圣人所说的“初”包括了学龄前这一阶段，“善”也不排除有先天的成分。孔融4岁让梨，先天和后天的因素也许都有。
现代科学发现，母亲的饮食、情绪甚至所听的音乐都可以影响胎儿未来的心智。而且婴儿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就受到父母和周围其他人的影响，所以纯粹的先天素质实际上是很难证明的。但新生儿肯定可以有善意和善举，譬如他们有一种反射性的拥抱动作，不管谁靠近，都会被抱紧的。最初的几个月，婴儿的视力很差，但已经可以笑脸相迎，开始是不出声的微笑（smiling），很快就变成“咯咯”（laughing）的那种。打针疼，孩子“无缘无故”地挨四五针总会发泄某种程度的不满，但多数很快就可以不计前嫌，比较乖巧地在临走的时候还可以送一个飞吻（和口水）。
今天2岁半的尼克需要缝针，不知是吓的还是疼的，又哭又叫，处理好伤口之后我赶紧给他一块棒棒糖，那小孩泣不成声地说：“……谢……谢啦……啦。”左手接过糖，右手伸进口袋里，拿出了一块一模一样的还给我，原来候诊的时候小姐已经给过他一块了。多实诚啊！受那么大的罪，就是拿两块也不过份呀。
在美国有“Is it nature or nurture（先天还是后天）？”的口头禅，尼克的妈妈怎么想呢？她摸着儿子的卷发，含笑不语。
T恤衫的故事
在来过我诊所的年轻人里，有3位曾送T恤衫给我，每一件都可以讲述一个小故事。
第一件的设计很简单，Harvard和那枚醒目的校徽。开始看他大概是小学毕业前后，两个特点显而易见：聪明和过重，到进高中的时候体重超过200磅，为此跟他长谈过一次，还推荐了一位有经验的营养师。一年后再来的时候，几乎不认识了，瘦了一大圈。当时就觉得这个小伙子有某些过人之处，因为超重的孩子每天都见，但能在一年之内成功瘦身的却屈指可数。孩子被哈佛大学录取的时候，父母的眼圈红了，含着泪水。家里从来也没有人进过大学，从广东乡下移民来美的时候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十几年来吃了不少苦头。
第二个年轻人功课一般，酷爱运动，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一名“阿Sir”，这是香港人对警察的尊称。高四那年，海军陆战队正缺人，征兵的看中了他，他也想去磨炼磨炼，毕业后随即入伍，被派往伊拉克，令家人、朋友万分牵挂。回来后他专门跑来报平安，并送一件T恤衫作纪念，颜色是红的，前面有“Marine First Battalion（海军陆战队一分队）”的字样，背后是一幅伊拉克地图。
第三位也来自移民家庭，父母靠摆街摊维持生计。年轻人发现，同样的衣服、皮包在礼品店里或互联网上的标价要高好多。他灵机一动，把进的货拍成照片，放到eBay上卖，结果还真挺成功的，贴补了不少家用。知道美国大学招生办的喜欢这种奋斗的故事，我建议他不妨在申请大学的作文里顺便提一下。前年他被一所理想中的大学录取了，认定那个段子起了关键的作用，于是带来一件热卖中的“名牌” T恤衫，非让我收下不成。
说起来不好意思，这3件T恤衫我都没敢穿。哈佛梦年轻的时候倒是做过，可毕竟不是哈佛人，在外面穿人家的校服怕不太合适。陆战队的那件比较稀有，可大街上、练身房到处都是反战人士，要是找我理论，岂不有口难辩。第三件大小合身，图样大方，但不知怎的，我担心那是个“仿造”，传出去影响不好。
卖鱼的女孩
有一位儿科的前辈向我传授经验，“请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他先嘱咐我，“在美国，青春期的开始是很容易察觉的：所有的孩子都开始整牙，所以让他们‘啊’一下就知道了。”
我笑了。但心知肚明，他教的这个窍门，玩笑的成分多过正经。别的不说，不是所有人都有牙医保险的；就算有，也未必包整牙这一项，因为它被看作一种整容。而大整一次的费用也不是家家都可以轻易负担的，大概在六七千美元上下。
一个活泼的女孩来填运动体检表，那天恰巧是她的13岁生日——人生的一个里程碑（英文数字13～19的尾音都是teen，所以青少年又叫teenager）。
“你有生日愿望吗？”我随便问。
“有，我想整牙！”这时我不能不注意到她的门牙。怎么形容呢，也许会让喜欢看卡通片的小朋友联想到小白兔。
“很贵啊。”我说。
“知道。所以我课后打工，等攒够了再整。”
“打工？在哪儿？”我不由地警惕起来：该不是谁雇用童工吧？那不仅犯法，也是缺德的事儿啊。
“在我爸的鱼店打，他是卖鱼的。”一边说，一边嗅了嗅自己的袖口。我鼻子一向很灵，但并没有闻到什么鱼腥味。
“噢，原来是这样。”我松了口气，因为在这个年龄，给家庭生意帮工不但合法，而且可以酬劳。
一年后，她又翩翩而至。露出来一排美丽的牙齿，伴着一掬可爱的笑容。瞬间，我感到了那女孩的青春朝气。前辈果然高明：在牙齿里确实是可以看到青春的！
似乎天下所有女孩（和部分男孩）都爱美，但这个女孩的爱法与众不同。她对父亲卖鱼的行当坦然，对干粗活脏活欣然。祝愿她从此笑口常开。
母亲节
其实赞母亲这个事，并不需要非等到“母亲节”这一天才做。“母亲节”并没有公假可放，属于那种民间节日，在西方这类民间节日还有很多，有些从前连听都没听说过。比如 “圆周率日”，π=3.14159……，在3月14日的下午1点59分，某些数学迷会吃特别烘制的甜饼以示庆祝。甜饼的英文是pie，不光形状是圆的，发音也跟π相同。“母亲节”当然更广为人知，也更有人情味，因为每个人都有母亲，也接受过她们的爱和恩惠。
工作关系，我见过不少残障儿童。每次都会为他们的不幸感到无比遗憾和同情，但同时又常常为他们庆幸，因为他们有伟大的母亲。如果医生发现某婴儿带有“唐氏综合症”的典型体征，必须尽早地坦率地通知家属。
“对不起！我有两个消息：一个好，一个坏。您想先听哪个？”开场白有时是这样的。听完之后，一位妈妈平静地回答：“你有两个消息：一个新，一个旧，因为查羊水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对那么严峻的现实，能有如此从容的态度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但当一个母亲如是说的时候，又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因为我们知道母亲是伟大的。
有时，母亲的伟大却是意想不到的。有个问题少年又进“反省中心”的时候，妈妈跑来找我，想开点药给他带去，“请大夫千万别把这事告诉他爸。”她忧心忡忡地嘱咐。他出来的时候，我问起妈妈带药的事，“她是我后妈，不是亲的。”我心里吃了一惊。一番思考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为什么说母亲伟大呢？那是因为她们付出的爱可能是父亲做不到的，孩子不理解的，甚至超越血缘的。不是吗？
偏方
治病的偏方五花八门，单从效果上讲，也许可以分成4类：有效无害，有效有害，无效无害，无效有害。有必要说明的是，有些偏方的功效可能只是某种巧合，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因果关系是需要用科学方法证明的，比如“双盲对照”试验和统计学分析。但是对于多数的偏方，如此的检验可能并无必要，也不太容易。公正地讲，不少“正方”也未必经历过此种检验；在现代医学史上，“经典”被推翻的例子屡见不鲜。
从前北京曾经流行过“打鸡血”。灵不灵先不说，所引起的超敏反应，是可以危及生命安全的，幸好这个偏方很快就停止流行了。某人提起过一个旧时医治偏头痛的偏方：把所用的枕头烧掉，然后挖地三尺，用泥土掩埋。听起来，近乎匪夷所思。
有对从德国来的年轻夫妇，穿着时尚，谈吐斯文，根本看不出会相信偏方这类东西。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的姓氏引起我的好奇，于是问道：“爱因斯坦这个姓在德国常见吗？”“不常见。但十分遗憾，我们跟他没关系。”父亲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们笑了。第二次是因为儿子得了眼病，左眼红得像兔子。一问才知：3天前他睡醒的时候，睫毛上出现了一些芝麻糊状的分泌物。认定是细菌性结膜炎，妈妈就用了一个“方便”的眼药水——婴儿尿液。这种做法以前我倒是听说过，但从知识分子嘴里听到，却着实有点让我吃惊。不管怎样，“以毒攻毒”是需要特别小心谨慎的，尿液中的化学物质和酸碱度因食（因时）而异，能够导致“化学性结膜炎”，后果可轻可重。
如同西洋，东洋也有偏方。有一位日本女子曾向我介绍过一个止鼻血的简单办法：用力将左手食指勾住右手食指。我当时想了想，觉得好像有点道理。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鼻血是会自动止住的。如果按正统的说法，用手捏住鼻梁，反而有可能把刚形成的血块不小心碰掉，而让血流不止。听了我这个说辞，她一边点头，一边发出“嗨，嗨”的回应。带着孩子离去的时候，还一退一鞠躬地行礼。考虑到自己也是来自礼仪之邦，我慌忙回礼，但因为个子高出两头有多，鞠的躬只好低几度。至于她是否认同我的见解，则不太好说。
我虽是西医出身，但对偏方绝对没有狭隘的“门户之见”，上述表述只不过是“就方论方”而已。再说，人家向我征求意见也是一种尊重的表现。因此，除了诚实回答之外，我也会对他们的信任表达谢意。其实，偶尔，我自己也试过偏方。有一个治打嗝的：先喝一大口白开水，凉热无所谓，然后分9小口咽下；倘若无效，重复上述过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下次打嗝的时候不妨一试。不论有效无效，我想，这个偏方至少都应该是无害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