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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洋的“田野”上

2011年03月18日  来源:神州学人 
  

马六甲河口。

文图/陈恒汉
  何谓“田野”?英文Fieldwork直译过来就是“田野工作”,类似的普通话说法是“实地考察”,但新马华人翻译成“田野工作”也未尝不可,而且更为传神。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田野工作”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段脍炙人口的传奇,它被学者纳入视野,应该要从波兰人马林诺斯基(Bronislow Malinowski)说起,他为了做短期的调查研究,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Trobriand群岛,而后由于“一战”爆发,被迫留在当地超过2年继续他的研究。他过世后被出版的日记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1967)中,袒露了对这种“田野”生活的幽暗情绪,却成了人类学界的一大震撼,大家发现这种实地经验对于异文化的研究助益良多,从而掀起了对“田野”主观经历和互动经验的思考,普遍认为这种工作更有助于研究者对当地文化和社会的认识和诠释。后来,“田野工作”甚至变成人类学者的成年礼,没有经历超过1年的田野工作,就无法奢谈人类学。
  我的专业领域其实不是人类学,但研究对象和南洋的语言文化有关,它时时都在召唤着我内心深处的某个念头,希望能有一段不算太短的时间,从精神到肉体去浸润在那个环境,做一些切切实实的“田野工作”,而不是走马观花地捕捉一些浮光掠影。正因为如此,当我获得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我没去考虑热门的欧美、澳洲,而是直接挺进狮城,选择了赤道边这个融合东西文化、南北风尚的国际“小红点”,因为这是观察南洋的最佳窗口,是我进行写作、开展研究和实地调查的最佳总部和大本营。
  从狮城看南洋,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虽然在新加坡是不可能看到哪怕是一小片的田园或庄稼的。在狮城我选择最多的就是行走,只有踩在那些大街小巷、组屋公寓、商场食阁,才有可能见证最栩栩如生的南洋。新加坡的公车“按里程计算车费”,处处都是“车让人”,更加方便了这种行走,让我可以用极其低廉的价格,乘坐舒适的公共交通方式(MRT或巴士)到全岛的任何角落,作近距离的停留观察后继续前往下一站,既可以采集自己所需要的语料,也可以捕捉到南洋最真切的市井生活。每个周末,我都要到处走走,如此这般地把自己的足迹布满在狮城的各个角落。
  在我完成对新加坡的行走后,我还把脚步延伸到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因为学习的对象不能局限于发达国家,那些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可取之处,尤其是所谓的“软实力”方面。这种“田野工作”点点滴滴地渗入当地的语言文化,对这些南洋岛国的行走让我更加体会到中国的“大”,也体会到换个角度观察问题的可贵。我一方面惊诧于自己之前的阅读竟然是如此不够全面,另一方面又因为了解的深入而感到沉重,这是一片文化交融最“血肉恩仇”的所在,也是研究语言接触“最令人激动的地方”。当近代的殖民伤口愈合之后,各方文化无可避免地纠缠勾连,语言和情感如同丰富的蕨类,精彩纷呈,风情各异。从19世纪末开始的“下南洋”,先辈的心灵记载成了我最感兴趣的阅读,故国和南洋的双重情结如同钟摆一样在他们心中混杂消长,与侨乡传统的对南洋的观感大相径庭,这里也有平凡的生活,也有血泪般的历史,而不是侨乡民众眼里的“过番”之风光,我深深地被“田野”赐教,也为自己读到、看到的真相所触动。

 

菲律宾王彬街。


  早期所谓的“摇椅人类学家”,就是指那些在火炉边的摇椅上“纸上谈兵”的学者,他们依赖的往往只是那些搬来搬去的二三手的海员传闻,或者是讹误甚多,充满偏见的旅行记录和传教士日记,通过这些想象去描绘遥远的奇风异俗。法国人老尼克的《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是我读过的比较有意思的记录,虽然只是旅行书信,但充满了思考的“学术味”,应该是一种“田野”记录的雏形。1950年代出版的《忧郁的热带》算是田野调查的一个异类了,作者列维斯特劳斯年轻时亲访亚马逊河流域与巴西高地森林,在丛林深处几个原始部落寻找最基本形态的人类社会,该书回忆记录了他在几个最原始部落里历险时那些情趣盎然,寓意深远的思考历程与生活体验。作者身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研究的题目听起来都艰涩复杂:无意识结构、超级理性主义、二元对立关系等等,但是这种基于“田野”的学术作品,比感性的文学名著还要优美,比理性的哲学思考还要深远。
  除了以整本书形式的反省式的“田野”著作,欧美学界也出版了不少记述、讨论“田野工作”的文章合集,用在课堂教学时更是深受学生的欢迎。在两岸四地中文学界,以“田野工作”为招牌的人类学著作还较为缺乏,大陆学界对“田野工作”的书写更为罕见,很多人文科学的学者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上都很有局限,只是满足于在书斋里解释现成的著作,将文本的理论改头换面搬来搬去,这种缺乏了直观体验的“创作”其实是没什么价值的。这也是我在写作过程里不断提醒自己不能遗漏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我希望自己正在完成的书也能散发浓厚的“田野”味,作为作者不能一直“客观”地躲在幕后,而应适时出现,袒露自己的研究心得和“田野”情怀。语言变异和文化流播研究的背后,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彼此面向未来。“田野”为什么迷人?因为来自“田野”的东西才能栩栩如生,真切实在。
  诚然,“田野”令人获益良多,但从来就不是轻松浪漫的旅游,必须付出身体劳累和精神挣扎。例如,当我买好机票前往印尼,在机场上看到电视滚动新闻的火山喷发警示,当时心里就很纠结到底去还是不去,但想想既然飞机都可以过去就应该没事,在我小心翼翼地踏足爪哇岛,绕过正在爆发的默拉皮火山时,才感觉到自己更真切地融入当地。又比如,当我日夜兼程地见证马来西亚北部的偏僻乡村时,当我因陋就简地窝在马尼拉机场睡了大半夜时,那些感觉其实和流浪者没什么两样。比我更狼狈的也有,我在新加坡认识的一个学者,为了某个南洋小岛的研究,毅然开始了“田野”之旅,在很差的生活环境一呆就是大半年,但很不幸也很正常地染上了“登革热”,这也是“田野”的代价之一,有时候确实让人忍不住黯然神伤。
在“田野”上,有时候感觉自己找不到一个明确的休止符,明明告诉自己不会再来了,但又直觉自己还会再来,正如《加州旅馆》所唱的:“You can check out any time you like, but you can never leave”也许,我慕名前来寻找的并不是虚幻的空间和年代,我未来的研究方向实实在在,只有踏上希望的“田野”,才能进入更辽远开阔的境地,并把大陆研究者的声音发散到国际媒体,才能在后续的研究中能底气十足,信心百倍地攀登那些人文研究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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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K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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