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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爱匈三国行

2011年03月14日  来源:神州学人 
  

 

文/本刊记者  段风华  孙颖  杨亚南

 

 

2010年4月,中国驻英使馆教育处召开在英教授专家座谈会,刘晓明大使、田小刚公参与来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等20多家英国著名高校、科研机构和知名企业的近30位在英教授专家出席,会后与会者合影留念。前排中为刘晓明大使,左三为田小刚公参。


英国印像
  英国是我们采访的第一站。目前有10万多中国学生在英国留学,其中公派人员2000余人。此外,在英国,中文持续升温,超过500多所中小学开设中文课,合作建立13所孔子学院和54间孔子课堂。用中国留学生的话说就是:“如今在英国懂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了!”
  回望历史,1687年,一个叫沈福宗的中国人来到牛津。就像牛津人对他的很多好奇一样,沈福宗对于这里的一切也充满了好奇。身处牛津,他发现这里庞杂的书籍中夹杂着一些中文书籍,但大多无人问津。后来他明白牛津的博学之士没有人能够看懂博德利图书馆中的中文书籍,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写着“天书”一般字符的中国书籍该从哪个方向翻阅。
  历史注定沈福宗会在牛津的历史上留下一笔。他用拉丁语告诉人们应该用怎样的顺序去阅读中文书,并为博德利图书馆认真地制作了中文书籍目录。但自沈福宗之后,在将近200年的历史中,牛津鲜有中国人的足迹。这种境况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初期,在过去的100多年里,王韬、陈寅恪、吕叔湘、许地山、钱钟书、杨宪益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大学者钱钟书曾在这里潜心问学,并且在其名著《围城》中对于当时的出国留学者有一番惟妙惟肖的刻画。当年钱钟书在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在这个学院不远处,那个带给他无数灵感的克莱登路上如今中国人已经是熙来攘往。据初步统计,牛津大学已经有2000多名中国毕业生。目前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有700多人。

  英国是我们采访的第一站。目前有10万多中国学生在英国留学,其中公派人员2000余人。此外,在英国,中文持续升温,超过500多所中小学开设中文课,合作建立13所孔子学院和54间孔子课堂。用中国留学生的话说就是:“如今在英国懂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了!”  回望历史,1687年,一个叫沈福宗的中国人来到牛津。就像牛津人对他的很多好奇一样,沈福宗对于这里的一切也充满了好奇。身处牛津,他发现这里庞杂的书籍中夹杂着一些中文书籍,但大多无人问津。后来他明白牛津的博学之士没有人能够看懂博德利图书馆中的中文书籍,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写着“天书”一般字符的中国书籍该从哪个方向翻阅。  历史注定沈福宗会在牛津的历史上留下一笔。他用拉丁语告诉人们应该用怎样的顺序去阅读中文书,并为博德利图书馆认真地制作了中文书籍目录。但自沈福宗之后,在将近200年的历史中,牛津鲜有中国人的足迹。这种境况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初期,在过去的100多年里,王韬、陈寅恪、吕叔湘、许地山、钱钟书、杨宪益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大学者钱钟书曾在这里潜心问学,并且在其名著《围城》中对于当时的出国留学者有一番惟妙惟肖的刻画。当年钱钟书在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在这个学院不远处,那个带给他无数灵感的克莱登路上如今中国人已经是熙来攘往。据初步统计,牛津大学已经有2000多名中国毕业生。目前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有700多人。

 
  牛津中国学生人数激增的现象只是在英中国留学生情况的一个缩影,截至2010年底,中国在英留学人员总数已超过10万人。
  如此庞大的群体,如此快速的激增,如何做好留学人员的组织、管理工作成为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的一大重点。中国驻英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田小刚说:“中国学联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学联的工作很有成效,长期以来教育处和学生学者建立了很好的联系,也定期走访学校,在很多重大活动中,学联会作为重要的学生组织都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学联团结带领广大留学人员发奋学习、学成报国、为国服务,并且成功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学生学者的服务,成功举办了迎接新生、安全教育等活动,利用国庆、春节等时机开展的各项活动,增强了留学人员的凝聚力,展现了中国留学人员良好的精神面貌,丰富了公共外交的内容,为中英友好交流与合作作出了贡献。有时候一些重要活动遇到下大雪,地铁都停了,但学生们即使走着过来也不耽误活动。”
  不论是大到国际瞩目的学术会议、论坛,国内的大事像迎接奥运、抗震救灾、迎接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等等,还是小到学生的迎来送往、休闲娱乐,学联会都积极认真地组织好每一项活动。
  在我们赴英采访之前,就采访的很多具体事宜反复和教育处、学联会负责人沟通,到英国之后,我们和学联会之间便像是在做一站接一站的传递,接力棒一直安全无误地从这一站传到下一站,从伦敦大学学院到牛津大学,再到爱丁堡……
  在伦敦大学学院,我们惊讶于学联会主要成员的年轻,主席曹业、财务总监沙立立还有秘书处的聂子竣都是本科生,他们从高中就出来留学,现在已经很适应这里的生活和学习,做起事来一板一眼很有章法。他们早早就预定了开会的场地,还特地带来了一个学联会的展板,后来我们的合影照片就是在这个很有设计感的展板前照的。

 

采访组在伦敦大学学院和学生学者合影。


  身处伦敦市中心,伦敦大学学院中国学联的各项活动也不少,各种类型的学术讲座、就业指导、体育运动、假期旅游和文艺活动等等对丰富留学人员的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在促进中英文化交流的各种活动中,他们的身影也很活跃。在学联会的邮件列表中,已经有上千人。
  座谈会上,来自北京工业大学的访问学者刘增华副教授、重庆大学的杨培峰教授以及王文婷等几位公派博士生都是第一次参加学联会的活动,虽然到英国的时间都只有几个月,但已经感受到在异国他乡的孤单和压力,学联会组织这样的座谈会,他们感到对增加彼此之间的交流很有帮助。刘增华是工学博士,北京工业大学机械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学院副教授,所以当他听到刚刚来这里读博士的王文婷的很多想法时,马上就有了同感:“我也是搞工程的,以后也许在某些领域我们可以多合作。”刘增华说自己压力也很大,虽然自己以前也有一些基础,但还是很希望到这样国际化的环境中深入了解。在国内的时候,经常是白天做杂事,晚上做正事。但这里就很纯粹,心很静,可以有更多时间做研究。“我希望能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思考自己下一步的研究项目。”
  杨培峰是2010年9月到伦敦的,他说出国之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先是经过单位选拔、考试、培训……好不容易才出来。到这里后,感受最深的不是他们的硬件条件,而是软件条件,我们访问学者的时间太短了,和他们来读博士的没法比。感觉欧洲国家很多方面比较成型,我们可以从欧洲借鉴很多东西。我希望回国以后可以请一些欧洲的专家学者,和国内的教授进行一些产学研的项目合作。”

 

2010年10月,全英北京大学校友会成立。


  牛津大学本身就是精英汇聚的地方,牛津中国学联的主要负责人多是在读博士生,而且大多毕业于国内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重点大学。
  在牛津,学联会提出要月月有精品,周周有活动,并希望能在活动中更多体现出一些人性化的色彩,不仅要有学术交流的平台,还希望能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牛津学子不孤单。在牛津和学联会主要成员座谈时,程奇峰、王皓、吴一民、胡梦辰、江雪原、温睿从不同角度为我们介绍了学联的有关情况,让我们的头脑中慢慢勾勒出一幅牛津学子活动图。常务主席王皓特地带着电脑,打开牛津中国学联的网站为我们介绍有关活动。网页设计很大气,以蓝色为背景色,大幅的学联会活动照片很抢眼,整体设计很有现代气息。我们似乎感觉这个网页有些眼熟,王皓得意地笑了:“我们网站就是山寨版的牛津大学网站,当时设计的时候考虑了好几个方案,后来觉得这个方案不错。我现在学习再忙每天也要花点时间做网站,有什么新的信息赶紧就放上去。”
  2010年,在学联组织下,牛津中国学联就业月、亚洲美食节等活动受到广泛好评。而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讲座也让大家受益匪浅,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晔、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何力、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吴晓林、清华大学讲师何建宇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知名学者也应邀在牛津举办讲座。“国家人才引进规划以及漫谈学术道路”、“《社会保险法》立法背后的博弈”、“转型期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建设”、“中国及国际资本市场发展及危机后的显著变化”、“如何理解当代中国政府发展:一个分析框架”等系列讲座都受到学人们的欢迎。

 

牛津中国学联组织的秋游活动。


  在以往的学联会活动中,为国内赈灾捐款是一项重要活动,2010年,在总结以往赈灾捐款经验的基础上,牛津中国学联开始了新的尝试。在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学联会迅速组织了“牛津学人与玉树人民心相连”的爱心活动,并牵头组织了包括著名学者、华人社团、访问学者等多方面力量的募捐理事会,在理事会的统一组织下,形成了包括宣传组、网页制作组、院系联络组、财务组和执勤组在内的高效团体。理事会决定开展定点募捐和网上转帐相结合的捐款模式,行动得到驻英使馆教育处的积极肯定和牛津各界学者、学人的大力支持,14天的时间,牛津地区总共募集善款5482.25英镑。
  为了用好这笔捐款,在集思广义之后,理事会经过投票决定将全部款项交给“格桑花西部助学”公益组织,以“牛津中国学人爱心奖学金”的名义,分3年发放至玉树灾区的高中和职高学生。整个捐款活动组织有序、高效,并且高度透明,便于有关方面监督。牛津学子的爱心在继续传递……
  从第一天晚上抵达牛津,到第二天傍晚离开,我们分批和几拨学生见面。当时乘火车到牛津,已是午夜时分,学联会的主席程奇峰、副主席吴一民已经在火车站等候。由于入住的时候遇到一点波折,他们两位一直等我们顺利入住才回宿舍,那时已经凌晨1点多了,而他们两位第二天一早都有课。第二天9点,在蒙蒙细雨中,蒋、胡舒、梁晶几位同学带我们参观牛津,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在紧张的学习间歇抽时间和我们见面,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大家的真诚和友谊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何力和夫人刘彦也在课后匆匆赶到座谈会现场,他们两位都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英国留学、工作多年,现在对于国内的“千人计划”等项目非常关注,和在座的年轻学人谈起自己的很多留学感受,大家也在体味老一代留学人的情怀。
  结束座谈会,程奇峰、吴一民、王皓、胡梦辰还要赶到学联会晚上举办的一个活动现场,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温睿推着自行车送我们到火车站,我们10多个小时的牛津之行在无限留恋中匆匆结束……
  爱丁堡是英国文化古城,苏格兰的首府、经济和文化中心。这里文化遗产丰富,素有“北方雅典”之称。一踏上爱丁堡的土地,风土人情都与伦敦、牛津迥异。
  爱丁堡地区共有大学4所:爱丁堡大学、赫瑞瓦特大学、爱丁堡龙比亚大学、玛格丽特皇后大学,另外还有一些学院。
  爱丁堡地区中国学联主席赵琨说,大家在学联会做事很团结。座谈会上,赵琨通过幻灯片展示了学联举办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从欢迎国家领导人访问苏格兰、国庆60周年活动,到欢迎新生入学、欢庆春节的活动,以及博士论坛、球赛、舞蹈、旅游、参加艺术节等业余活动都概括其中。
  对于毕业临近的博士生余乐、马艺桂、王旭华等最关心的还是国内的一些就业发展信息。余乐是北京人,谈到回国发展,他说:“现在国内发展很快,国力强盛,而欧美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经济不是很景气,科研经费也少了。但国内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早几年留学回国的到一个中等大学还可以拿到一个教授的职位,现在连副教授的职位也很难拿到了。”他还感叹北京的房价太高了,动辄300多万元人民币,而在苏格兰100万元人民币都可以买到带花园的房子。

 

爱丁堡中国学联组织的活动。


  就业、发展无疑是每一位留学人员都要面对的,现在国内有很多赴海外的人才招聘会,学联会也积极为大家牵线搭桥。赵琨说:“现在国内发展很快,很多单位求贤若渴,对海外人才的需求很旺盛,但我们不知道今后几年这种势头是否会一直持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学联积极行动起来,广泛动员各方力量,为汶川地震筹得1.7万英镑捐款。学联会副主席马艺桂说,这样的捐款数目以前是根本不敢想的,但在学联会的积极努力下,把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成了。当我们问赵琨具体细节时,他很谦虚地说我们就是想做好这件事情。“地震第二天,我们开了一个会,第三天就做出来很多宣传品上街摆摊,很多外国人看了我们的宣传画也很感动。那次我们动员了30多个志愿者在各个大学和市中心募捐。市里设了6个募捐点,包括3个流动点、3个固定点。我们地区学联有2000多人的邮件列表,包括一些当地的华人华侨等等,当时就是把能发动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
  在英国,除了各个大学、学院的学联会发挥了积极作用以外,还有诸多由留英学人组成的学术团体也有不小的影响力。
  田小刚公参说:“留英中国专业团体联合会和各专业协会是使馆教育处与留英学者联系的重要纽带。这些团体基本涵盖了在英主要尖子人才和高层次人才,如留英学者生命科学学会、化工协会、经济协会、自动化协会、材料学会、电气工程师学会、纺织学会、环境学会、专业团体联合会等都在各自专业领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前在英国成立了全英清华大学校友会,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宋永华担任第一届主席,2010年又成立了全英北京大学校友会,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孙来祥任第一届主席。这些校友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仅仅包括中国学人,还包括在这些大学学习过的外国学人,校友会也是我们很多工作的重要渠道。”
  
感受爱尔兰
  结束在英国爱丁堡的采访,我们乘当晚7点多的飞机飞往爱尔兰都柏林。晚上的大风吹得我们多少有些脚步不稳,没想到乘坐的爱尔兰航空公司的飞机又旧又小,居然还是那种螺旋桨式的飞机,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飞机安全么?而且晚上还有强风……”
  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们离开了英国,于晚9点平安抵达都柏林。一出海关,就看到中国驻爱尔兰使馆教育组的董会庆一秘已经在大厅等候了,我们的心情也放松下来,感觉又有组织了。这也是《神州学人》创刊20多年来,记者第一次踏上爱尔兰的土地采访。
  在随后2天的采访中,董会庆为我们详细介绍了爱尔兰的情况。爱尔兰1979年与中国建交,自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爱尔兰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经过40多年稳定的教育投入,一个较为完善、符合国民教育需求的国民教育体系建立起来,主要由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阶段组成。由7所大学和14所理工学院为主体的爱尔兰高等教育二元体系,为爱尔兰实现从一个以农牧经济为主的国家过渡到知识经济国家的成功转型奠定了扎实的人力资源基础。资料显示,爱尔兰是世界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约有66%的适龄学生通过毕业会考进入高等院校深造。

 

2010年9月,第五届全爱中国学联安全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中国驻爱尔兰大使刘碧伟(前排右六)和教育组董会庆一秘(左一)参加了会议。


  2001年2月,中爱双方签署了《教育合作协定》,2006年,中爱双方签署了《中爱高等教育学位学历互认协议》。近年来,爱方日益重视开拓中国教育市场,中国已经成为爱尔兰重点发展并招收海外留学生的主要目的地国家之一。2008年底,爱尔兰政府在国家陷入金融危机之际,又制定了《建设巧实力国家——爱尔兰国家经济复兴框架计划》,并把开拓中国高等教育市场作为其主要工作目标。
  近年来,中国赴爱自费留学人数激增,高峰期超过3万人。目前,中国在爱尔兰的留学生总数已经占到爱尔兰非欧盟籍留学人员的近二分之一。
  自赴爱尔兰教育组工作以来,由于教育组只有1个人的编制,董会庆最大的体会是任务重,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教育组和中国驻爱尔兰使馆签证处一起办公,在只有一间屋子的办公室里,堆放的各种文件资料、物品使得办公环境更显紧张。
  董会庆介绍说:“从2009年开始,在爱尔兰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留学生人数首次超过在爱尔兰接受继续教育或学习英语的人数。所以我们将中国学联的工作重点也从过去的以文体活动为主转向以增强学习交流为主,1年来学联举办了10多场大型学术活动,其中‘全爱学联2010年学术研讨会——庆贺孙大文教授当选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活动影响广泛,国内多家国家级媒体转发了报道。另外,我们还组织了全爱中国环境、资源、能源协会,爱尔兰汉语教学协会和全爱中国计算机科学协会等,开展讲座、报告、研讨等活动,以加强在爱大学、研究院所及技术公司内的中国学生学者及专业人员间的交流。
  在爱尔兰的汉语国际推广虽然起步比较晚,但发展很快,2007年以来,都柏林大学和科克大学先后建立了2所孔子学院。”
  在爱尔兰,学联会同样是留学管理工作的重要渠道。全爱中国学联会主席刘宇鹏博士读本科时就来爱尔兰留学,一直读到博士,10多年的在爱留学经历,对于这里情况的熟悉使他可以游刃有余地在学习、工作之余为学生学者们服务。博士生袁振晖是全爱中国学联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分会主席,他大学毕业之后就申请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奖学金来爱尔兰留学。目前在爱尔兰的公派留学人员也逐渐增多,已经从2007年的12人增加到90余人。2009年,公派生熊烨感染甲流生命垂危,教育组第一时间赶到医院探望,并迅速将情况呈报使馆和国家留学基金委,并多方争取救治。教育组还组织学联成立了“留学人员看护小组”,轮流照顾患者和家属,后又送熊烨到瑞典救治。现在,熊烨已经彻底康复并重返校园继续学业。
  都柏林大学的孙大文教授是在爱尔兰的中国学人中唯一一位获得教授职位的学者,2000年、2006年分别被国际农业工程委员会授予杰出奖,2008年获国际农业工程委员会成就奖,并于2004年被英国皇家机械工程师学会授予“食品工程师年度人物”大奖。2010年,孙大文当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
  采访时,孙大文教授刚刚从国外回来,因为时差原因,倦意写在脸上,但一个学者的严谨和认真却在很多细节上体现出来。孙大文早年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并分别于1982、1985和1988年在该校获得机械工程学士和硕士学位以及化学工程博士学位,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培养出来的博士之一。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先后在《稀有金属》等国际权威性杂志上发表了7篇论文并全部由SCI收录。他的博士成果后来还相继获得广州市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奖。1989年,孙大文远赴欧洲,分别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纽卡斯尔大学和谢菲尔德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员和高级研究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研究成果并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几十篇SCI论文。从而先后拥有了英国皇家特许工程师、机械工程师、材料工程师、农业工程师和制冷工程师等资格。

 

孙大文教授。


  1995年,孙大文应聘到了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任教,并在短时间里,分别从讲师晋升为高级讲师、副教授和教授。目前孙大文是都柏林大学食品和生物系统工程教授、博士生导师、食品冷冻与计算机化食品技术研究所所长,是爱尔兰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华人终身教授。十几年来,他一直奋战在食品工程研究最前沿,长期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欧盟和爱尔兰政府的重大科研项目。
  2010年,孙大文当选为国际农业工程委员会的候任主席,任期将从2013年开始,这也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担任这样的职位。
  因为时间紧张,我们离开爱尔兰时,与孙大文教授相约再次采访,并在2011年初如约相见。
  
难忘匈牙利
  对于有些中国人来说,曾经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匈牙利并不陌生。“匈牙利”的意思是“匈奴人的地方”。首都布达佩斯是欧洲联盟第七大城市,位于国境中北部,坐落在多瑙河中游两岸,早先是遥遥相对的两座城市,后经几个世纪的扩建,在1873年由位于多瑙河右岸的城市布达和古布达以及左岸城市佩斯合并而成。过去人们一般将它称为佩斯-布达(Pest-Buda)。布达佩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珍贵的世界遗产之一,曾经被法国人评为世界上最安静的首都。布达佩斯还是中欧的文化纽带与核心,诗人裴多菲和大音乐家李斯特都曾在那里留下了足迹。我国著名演员陈强当年在布达佩斯访问的时候,得知自己当了父亲,便兴奋地说就用“布达”、“佩斯”给自己的孩子命名。若干年后,当陈佩斯的小品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国人少有人知道他名字的起源是在遥远的匈牙利。在匈牙利语中,“布达”的意思是“水”,“佩斯”来源于斯拉夫语,意思是“炉子”。中国文化中水火不相容的境况在这里却能和谐统一,或许这也是中西文化的不同所在。
  截至2010年,中国在匈牙利留学人员总数为400多人,其中公派留学人员33人。
  在匈牙利和留学生们座谈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座的几位分别代表了几个不同时期的留学人员。马颖的父亲曾经是匈牙利语翻译,当年马颖考大学的时候,北京外国语学院正好招收匈牙利语专业的学生,在父亲的影响下,她毫不犹豫就报了这个颇为冷门的小语种专业,毕业后又自费来到匈牙利留学,算起来已经在匈牙利生活10多年了。
  李斯特音乐学院的硕士生刘嵩刚一落座,便对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教育组的王庆年老师说:“王老师,我要回国了,我已经找到了工作,在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担任第一小提琴手。”在他的下巴颏下,一个深色的印迹很显眼,那是多年长时间拉琴留下的。
  田春林是国家天文台的科研人员,公派到罗兰大学理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太阳物理,做数值模型。因为导师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所以他感觉很有收获。说到自己的专业,田春林是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但很多天文学的术语却让学音乐的刘嵩一头雾水,他坐在一边不时地问:“这有什么用呢?”笑容总是挂在他的脸上,一脸的真诚。看来,科学与艺术的对话有时候并不那么容易,因为那是不同的思维轨道。

 

王庆年一秘(中)和留学生。


  边舒娴是来匈牙利时间最短的,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本科生,公派来巴拉什学院做半年的交换生,算起来还是马颖的学妹。她现在一边适应这边的留学生活,一边期待着到捷克做交换生的同学们能早点拿到签证,这样以后同在欧盟申根国,大家可以互相“串门”了。
  看到边舒娴她们小小年纪就有机会来匈牙利公派留学,马颖不禁感叹道:“现在和我们那时候自费出来留学相比,条件真是好太多了!”
  而刘嵩对于自费留学的艰辛体会可能是最深的。他5岁开始拉琴,刚开始懵懵懂懂,对于学琴,他戏称是“上了父亲的当”。他父亲曾经是兰州军区歌舞团的提琴手,后来到山东枣庄工作。父亲希望他子承父业,所以在刘嵩很小的时候就坚持带他学琴。刚开始刘嵩很不情愿,聪明的父亲给他找了个伴儿—— 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于是刘嵩就高高兴兴地跟小姑娘一起学琴,后来小姑娘不学了,刘嵩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小提琴了。1999年,匈牙利的音乐专家到国内交流,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书的刘嵩和他有了联系。后来在12岁那年,刘嵩自费来到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留学。学琴的日子是艰苦的,每天要练习10多个小时。除此之外,对于还是一个孩子的刘嵩来说,他还面临着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因为年龄太小,他在银行没办法开帐户,他们几个留学的小孩子就把钱存到一个大孩子的帐户里,没想到这个人喜欢赌博,很快就把几个家长们辛辛苦苦攒下寄给他们的钱赌光了。几个小孩子的生计一度都成了问题,远在异国他乡,他们不敢跟家长说,但生活又要继续,几个人开始在街上到处找别人遗失、丢弃的硬币,好不容易凑够100福林了(相当于3元多人民币),他们就赶忙跑到面包店去买一个最便宜的面包,先吃里面软的部分,外面硬的部分晒干,容易保存,这样一个面包省着吃,能坚持好几天。
  为了省钱,出国12年来,刘嵩的父母从来没有来过匈牙利,家里节衣缩食的钱都寄给了刘嵩。当他在国家大剧院找到工作以后,家人又从山东来北京帮他租好房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很多自费留学生的家长都是如此为在国外留学的孩子作着奉献。
  刘嵩在匈牙利收获的不仅仅是学业,还有爱情,一名匈牙利女学生因为刘嵩还喜欢上了中国,这次刘嵩回国,女朋友也选择了来中国留学。在一次匈牙利进行的“汉语桥”比赛中,刘嵩的女朋友获得了冠军。用刘嵩的话说就是“她的汉语说得比我的匈牙利语好多了!”
  驻匈牙利使馆教育组的王庆年一秘说:“2010年,来匈牙利公派的留学人员33人次,总计在匈牙利留学人员总数为400多人。为进一步深化中匈教育领域的合作,教育组努力开展中匈教育合作与交流工作,注重加强与匈牙利各高校及教育机构的联系,搭建合作平台。对于留学生管理,教育组坚持以人为本,就安全、教育等各方面的信息与学联保持沟通,定期为留学生举办多种活动,并耐心热情地为留学生服务,不断提高留学生管理质量。在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及时组织留学生以及相关机构进行捐款。
  此外,我们还不断创新,积极推广汉语教学活动,主办‘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匈牙利赛区的比赛,在部分高校以及中小学举办中国文化推广活动,在一些院校开展汉语教学第二课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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