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中山大学。
文/李文华
9年前,我在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做访问学者。一个冬日清冷的午后，我来到毗邻莫斯科红场的沃尔洪卡大街，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很少有游人来打破这里的宁静。只有高纬度的阳光渐渐爬过耶稣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在泛着沉静寒意的树梢上升起。
沃尔洪卡大街16号，是原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与著名的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相邻。走过一扇铁栅栏门，进入到古木森森的院落，一座楼房巍然耸立一隅，砖墙略有残破——如今这里是俄罗斯一家研究院的教学楼。
门前偶有三三两两学生经过，楼道内空空荡荡。静默站立，探寻历史，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张张发黄了的黑白老照片——这里曾是颇具神秘色彩的中国劳动者孙中山大学。关于这所大学,已经很少有人能说清楚它背后的故事，和那栉风沐雨的变迁。许许多多的传说，笼罩着神秘的光环，光环背后是历史照进现实的精神与内涵。我知道，只有在沉静的状态下静心思考,才能逐渐摸索出通向那段被人们淡忘的历史的幽秘小径。
一、创办初期历史回眸
为纪念中国国民党已故领袖孙中山，以孙中山的旗帜吸纳中国先进青年，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国民革命干部，国民党中央与苏联政府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商议，在莫斯科创办中国劳动者孙中山大学。1925年10月7日，国民党中央第66次政治会议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建立，通称中山大学或孙逸仙大学。
十月革命后俄国魅力陡升，随着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到苏联国家心脏莫斯科学习“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进步青年的眼中，如同去“红色麦加”朝圣一般荣耀而神圣。苏联成了渴望缔造新世界的中国政治精英们无限向往的圣殿。在那个年代，战乱、腐败、饥荒、失序困扰着中国社会，苏联的影响仿佛绝望中突现的光亮照耀中国大地，苏维埃的经验直接影响着中国革命的进程。派出骨干力量赴苏联学习军事和政治理论，推动中国革命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高层的重要理想。
在斯大林倡议、鲍罗廷参与引导下，由谭延、古应芬、汪精卫等人组成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招生委员会，在广州、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上万名考生中择优录取了首批近300名学员，其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比例达80%以上。1927年全校600多名学员中，国民党员约占一半，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合占一半。中山大学自1925年创立至1930年解散，前后大约有1400多名学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由俄国人出资创办、以中华民国之父孙中山命名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青年精英及中国政界要员。几年的熏陶下来，这些热血青年陆续成为国共两大政党的风云人物，曾任国共两党要职的王明、博古、张闻天、邓小平、蒋经国等就在其中。此外，20几名国民党要人的适龄子弟也得到了特别推荐。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叶楚伦之子叶楠，邓演达的弟弟邓明秋，于右任之女于秀芝、女婿屈武，汪精卫内侄陈春圃，李宗仁之弟李宗义、妻弟魏允成及蒋介石“十三太保”中的康泽、贺衷寒、郑介民，黄埔一期毕业生邓文仪等，都幸运获得赴苏留学资格。在那个年代，苏联成了最令人神往的圣地。送子女去苏联学习，在国民党上层已经形成一种风尚。
二、校园生活精彩纷呈
在漫长的等待与周折之后，第一批赴苏学员集结在上海，在苏联驻上海领事协助下，学生们躲避过北洋军阀的警务盘察，登上了开往苏联的货轮。颠簸航行一周后，轮船靠泊在苏联远东港口城市海参崴，之后改乘西伯利亚列车奔赴遥远的莫斯科。
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莫斯科的学生们，在中山大学办理了入学手续,并依次领到了饭票、洗澡票、洗衣票、戏票、乘车票等。考虑到中国学生将来回国后的安全问题，校方给每个学生都起了好听的俄文名字。中山大学很优待这些中国学生，每周两次改善晚餐伙食，星期六加蛋炒饭、火腿肠，每人每月还补助25卢布津贴,可以购买价格昂贵的水果等。餐厅里俄国白衣少女们带着迷人的笑容穿梭送餐,学生们感受到了异国的风情。游学过西欧、美国，见识颇广的学员都说，包括牛津、剑桥等世界各国大学里中国留学生的食宿标准都不及中山大学丰富周到。回忆起来莫斯科途中，苏联红军战士用皮条裹脚代替靴子御寒，车站上很少见到白面包等情景，想到苏联当局对自己如此优待，中国留学生都心存感激。据苏联档案记载：当时苏联政府尽一切努力保证学校的教学需要和学生生活，还给学生们发放西服、大衣、皮鞋、冬装等。
1925年11月，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演讲中的一段话“从现在起，任何一个俄国人，如果他用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学生，见面时双肩一耸，那他就绝不配当俄国的共产党人和苏联公民……”让身处异国他乡的中国学子们颇受感动。当年的莫斯科虽不断酝酿躁动着新的风潮，却仍像发黄的旧照片中的场景那样悠闲宁静。中山大学校园里成片的白桦树林，宽敞的排球场地。高大敞亮的教学楼，华贵的御寒壁炉。浮雕精致的大厅，富丽堂皇的吊灯……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曾是帝俄贵族府邸，十月革命后被改造,成为中山大学校舍。冬天的莫斯科大雪无垠，中国南方的留学生们很不适应这里冰天雪地的生活。讲堂饭厅宿舍建筑多是夹墙，两层窗户重门迭户倒不觉冷，室外的寒冷却着实难耐。对苏联怀着既模糊又热烈情感的中国留学生在这片寒冷陌生的土地上寻求革命理想的同时，语言文化种族习惯气候等差异也为他们设立了天然的屏障，这些纯朴的年轻人会得到解脱与自由，还是陷入挫败与封闭？
在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史料中，有一些细节和片段很是令人神往。这段远在异国的求学生活，并不总是枯燥乏味，校园里经常洋溢着温馨欢乐的气息,暑假还有机会到旧日皇室疗养胜地消夏——实在太奢侈了。在那个充满混乱和绝望的时代，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中山大学教授们令中国学生耳目一新的教学风格，在那一代中国青年迷茫的心中，投下一束束瑰丽的光芒，那是教养、思索、雄心、稚气和青春活力混合着的轻快典雅凝聚起来的力量和梦想。
中山大学名义上由中苏双方共管，实际上由苏方管理。中山大学从1925年创办到1930年关闭，有过两位身份显赫，各显神通的校长。第一任校长拉狄克是仅次于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工运领袖，与布哈林同为第三国际知名理论家。第二任校长米夫兼任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深受斯大林的器重。拉狄克给学生授课时，引经据典平易风趣，教室里常座无虚席。在讲授革命的定义时，拉狄克因突出其暴力的一面，被中国学员提出抗辩，举“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为最好的革命定义，顺天是顺乎自然，应人者合乎人民要求。在教授劳动价值、唯物论、阶级斗争等理论时，课堂上也是众语喧哗。拉狄克对学生很宽容，每每此时他总是莞尔一笑。因为有国共两党学员共存，中山大学的言论、思想，都很自由。蒋介石之子蒋经国,有语言天赋又富幽默感，常模仿拉狄克登台讲演，惟妙惟肖，引得哄堂大笑。
中山大学常邀请名人来校作讲演以启发青年学生。有一年“三八”节，学校请来“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发起人查德根女士来校讲演，她虽年岁已高，体力衰弱，却唯独声音宏亮，被女孩子们簇拥到礼堂的讲台。伏案休息半天才起立讲话，却见她情绪激昂，一望可知乃天生的革命女性。会后曾有男生不识趣地取笑女同学，“你们像一群大观园的丫头，侍候史太君讨赏。”遭女生群起而攻之。还有一次，中山大学有幸邀请到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来校演讲，她气质高贵，优雅大方，与查德根虽同是革命女性，气场却大相径庭，其贤淑优雅的风范令女同学们崇拜景仰得五体投地。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也曾在中山大学演讲：“我很荣幸地被邀请访问国外第一所用中山先生命名的中国人的大学，在这里我看到许多虔诚的年轻人，竭尽心力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衷心感佩，孙中山最宝贵的遗训是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那些背叛孙中山的人居然还打着他的招牌说话……”宋庆龄温文尔雅的气质，亲切朴实的语言，令中山大学学生们仰慕崇敬，惊羡不已。
中山大学还请来过现代舞的先驱邓肯女士来校表演，借以“悼孙中山先生之死”。有时学校的舞台上花团锦簇，节目繁多，学生们还不知从哪儿借来全套服装、兵器、乐器等，规模齐整地演出《四郎探母》，令围观的洋教授们大开眼界，叹为观止。这些穿越时空的情节，使得中山大学这座老式建筑沉淀着久远的记忆，泛动着迷人的温情，闪动着岁月的光泽，散发着与世界同步共运光耀。
22岁的邓小平从巴黎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三、时局动荡，风雨飘摇
中山大学不是风平浪静的世外桃源，而是具有浓郁的文化特征的政治舞台，因此注定是同中国的革命进程和联共内部的斗争紧密相联的“十字街头的高塔”，而不会是疏离于时代风潮的“象牙塔”。这里各种矛盾交织，震撼人心的事件接连不断，无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狂风，还是中国大革命的骤雨，都会在校园里激起强烈的波澜, 常常使得留苏学生们处于时代和政治的浪潮中无法抽身。
1926年1月，几名在德国学习军事的国民党学员从德国转入中山大学。与此同时，中共也通过旅欧共产党和共青团支部选送20名党、团员转道巴黎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那年他刚满22岁。在同学们眼中，邓小平神闲气定温文尔雅，富有组织能力与表达才能，17岁的蒋经国总是追随其左右。有一次在莫斯科河畔，邓小平围着一条整洁的大围巾给蒋经国讲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故事：法国的清洁工们都喜欢围着这样的大围巾。中国的留学生常去当清洁工捡马粪，捡马粪很挣钱，一天能挣一星期的开销。蒋经国从此欣赏劳工神圣理论，他常穿一件当时流行的夹克式工人服，戴鸭舌帽，被笑称“小工人”。
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后，共产国际为培养更多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干部，决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增办一个“老头子班”，轮训中共党内高级干部，这个班集中了一批年龄较大、身份特殊的学生，他们有些已是中共领导人，有些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其中包括中共早期著名活动家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何叔衡、叶剑英、董必武等。
1927年3月21日，中国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占领了被北洋军阀长期盘踞的上海。消息传来，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们欢欣鼓舞，欣喜若狂。他们涌上街头欢庆胜利，沿途的莫斯科市民也不断加入，载歌载舞。
然而，欢呼的浪潮尚未平息，20余天之后，又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不期而至。南京宣布清共，中国社会因国共分裂而血雨腥风。消息震荡了莫斯科，中大校园一夜之间变得死寂。国共两党学员的关系仿佛遭遇了一场大地震，彼此间谈话有了分寸与隔阂，有时还不免尴尬。这是一个倍感迷惘的时刻，原本清晰的道路，似乎又失去了方向。前面的世界，非但不如想象的宽广，反而更加封闭了，
历史的连续性，个人的命运，总是被无情的历史洪流所冲刷。变化莫测的国际局势给留学生们增添了迷惘与忧虑，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突然的事变？一些根本性的质疑开始产生。当时，莫斯科还没有中共代表团，大家要求联共中央给予解答。
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来到中山大学。学生们意想不到地第一次见到了这位伟人。据他们回忆，期大林体态结实，说话稳重，两句三句即嘱翻译，译员请他多讲几句再译，他就说“怕靠不住。”惹得愁肠百结的中国学生们展颜一笑。斯大林在演讲中，将中国革命的失败归罪于苏联托洛茨基派与陈独秀指挥的错误。同时指出，苏俄最大的敌人是英国。他感慨：“一年之内，英国特务在莫斯科制造暴乱与暗杀事件，平均每天一次，威胁连你们学生也在内，你们处在安静读书的生活中，何尝知道！”
大革命出现低潮，没人能说清这只是暂时的现象，还是历史力量的深刻转移？中山大学的学员们渐渐沉寂下来，静观事态的发展。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此时适逢苏联社会自身的重大转折关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意见分歧由来已久。联共党内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从党内矛盾发展到公开斗争，直至趋于“清党”的白热化。中国革命的问题，又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争论的焦点之一，从而加剧了中大学生的思想混乱。为了党性、思想、组织之异同，分属国共两党的中大学生，似乎也正在分离，中山大学不复再是新思想的实验场地。一种空前的混乱、迷惘与失落，似乎在加速到来。
校园里的风一阵凉似一阵。1927年4月，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紧张直至国共合作最终破裂，国内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的关系亦日趋冷淡恶化，从而对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生存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资金投入与人才产出失衡、生源严重不足。1927年7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取缔”莫斯科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同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
接二连三的政治风波，使得中大学员在感情上经历了从狂喜到悲愤的大起大落。他们依然会来图书馆、研究室、课室、俱乐部，然而往日的欢乐气氛已消失殆尽，两党学员分开抱团取暖，清点昔日的朋友，哪些已不能再到场；哪些虽近在眼前已不能开口与之交谈。
想想很是令人感慨。那一代青年人单纯坚定，视道义和真理为生命，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除去拥有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激情，也还曾经带有那么多炽热又感伤的梦想。
左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影。
四、完成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1928年，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中山共产主义大学”。
康泽、贺衷寒、陈春圃等国民党籍学生被遣送回国了。蒋经国没有走，被送到列宁格勒红军政治学院深造。另有一些国民党要人的子弟被送到西伯利亚劳动改造。
而此时，学校自身在办学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对于斯大林来讲，莫斯科中山大学不但失去了当初设立的意义，反而成为各种层出不穷的麻烦的策源地。1930年2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关闭莫斯科中山大学。至此，这所在留苏教育史、中苏关系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结束了其短暂的历史。
不知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所在办学模式上史无前例的大学，最终是如何悄然无声滑落出人们视野的。但是，通过她的创立，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理论素养的政治和军事干部的功绩，是永不磨灭的。邓小平、杨尚昆、刘伯承、叶剑英、任弼时、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将永远载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史册上。
还有相当一部分曾在苏联接受培训的中国学员，回国后立即投入到复杂激烈的民族救亡斗争之中。他们的名字也在一个民族的气节和血脉中熠熠闪亮：罗亦农、瞿秋白、何叔衡、向警予、赵一曼、左权、周保中……
离开中山大学后的几十年里，他们继续探索、奋斗不息，形成一股绵延的力量，为中国革命增添着继续前行的巨大动力。
伍修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