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维
在我们生活的塔拉拉校区，住着的可不只有“神州学人”，在校区其他的地方还住着金发碧眼的乌克兰人。他们大多是当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幸存者的第二代了，古巴政府出钱让他们来到这个宜人的热带岛屿进行疗养。就在离他们的教学楼不远的地方，有栋看似很不惹眼的教学楼，写着“桑切斯特殊学校”，从里面蹦蹦跳跳出来的古巴小孩们三三两两欢快地玩着游戏，甚至还有玩棒球的。这个“特殊”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带着几分疑惑，趁着老师让我们了解古巴小孩童年的实践课机会，来到了这个看上去很普通的“特殊学校”。刚到学校一层，在门房值班的老师就叫住了我们，询问我们来的目的，在我们向她解释后，她还是犹豫了很久，嘀咕着“为什么老师不和你们一起来”，带着几分不情愿带我们深入班级中去了解情况。“为什么不走楼梯呢？”我指着不远处的楼梯问她。“有电梯啊。”她指了指不远处的电梯口。说实话，这部电梯着实不大不小地“雷”倒我了，只有4层楼的古巴学校，居然配有电梯方便学生。
出了电梯，看见的就是墙上的宣传栏，上面挂着很多领导人接见学校老师同学的照片，在去教室的路上，在大厅里还整洁地摆放着沙发与几盆绿色植物，走廊上还有纯净水机（除了我们中国学生的教室，这样条件在古巴学校中还真不多见）。她带我们到了走廊尽头的一间教室，一进门，孩子们都好奇地打量着我们这些中国人。打开用塑钢做门框的玻璃门，墙壁上挂着很多略显陈旧的教学图示，教室里斜放着四五张课桌，孩子们也就三两围坐在一起，教室后面的桌上放着水壶，防毒面具，在靠近窗户的地方还有两张老师的办公桌，上面堆满了教科书与学生的作业。正在批改学生作业的老师见我们进来了，立刻起身迎了上来，先带着几分焦虑的神色，但我们解释完了来历后，就很热情地邀请我们进来和同学们交流。孩子们开心的笑容，还带着几分“人来疯”的在教室里窜来窜去，实在让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特别”的，索性，就问：“他们都这么的健康，为什么学校叫赛利亚-桑切斯特殊学校呢？”
听完问题后，老师背对着学生，对我说，“这个学校是以古巴革命英雄桑切斯的名字于1985年建立的，它是古巴唯一的一所为有糖尿病和哮喘的小孩开办的学校，当然学校的开支也都是古巴政府支付的，现在学校——”她想了想，“现在，学校的教职工差不多有50人，学生中有15个学生是糖尿病，有89个学生是哮喘，哈瓦那的专家们给孩子们做治疗的，他们来自古巴全国各地，从西边比那尔德里奥到东边的关塔那摩，这里不仅教他们文化课，在社会中如何生活，更教他们一些关于自己疾病的知识。如对患哮喘的学生，会教他们做相应的呼吸练习，他们中最小的8岁，最大的差不多14岁的样子。”
“全古巴只有一家这样的学校？那但是需要这样学校的学生绝对不止100多个啊？”带着几分疑问，我继续问。
“确实，古巴需要上这样学校的孩子不止100个，学校的资源又很有限，所以他们只在这里待1～2年，然后就又回到原来的学校继续学习。”“那不会造成文化课脱节吗？”“呵呵，这个绝对不会，除针对他们的一些特殊教材外，他们学的和正常的学校完全一样。”说完，就让我坐在了老师的椅子上，拿出了他们的教材，“孩子们早上8点到下午4点上课，要学数学，自然科学，西语，公民教育（教他们如何生活的课，小到交通规则，识别有毒植物，大到如何同自然界相处等），劳动课（教烹饪，从如何更科学的吃饭到如何工作，木工活，针线活等等），还有野外生存课。”说完指了指教室后面的防毒面具、水壶、打包的帐篷等野营用品。“原来是用来野外生存用的啊，还以为是国防课呢。”她听完了，笑了笑。
这时候，一个黑人小孩，兴冲冲地拿着他的画作，让我看，交谈一番才知道，我们来的这个班还是第一学期的，他叫Yordan，今年才10岁，成绩在班上还名列前茅呢，说罢，就带着我到教室后面的成绩栏，扬起头，踮着脚，用小手指着他的名字给我看。全然没有生病带来的心理负担，看到这里，我不禁又问老师，“他们是如何做到这般的乐观向上的呢？他们的疾病可不是可以治愈的啊，难道他们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吗？”“对，虽然他们的病几乎都没有办法根治，但我们会让他们清楚，了解自己疾病的发病原因与机理，用科学的眼光去看待疾病，这样的话就不会有恐惧感，更能以理性乐观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的疾病。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学会如何带病生活，如何生活得更好。我们可不仅给孩子们上课，同样也给孩子们的父母上课，叫‘父母课堂’，为了让他们更好地照顾孩子。”
正在这时，一个金发碧眼，白皮肤（右脸下颚部分畸形，并有动过手术的伤痕）的小女孩出现在了眼前，“咦？他们不是应该在乌克兰孩子的教室啊，怎么在这里呢？”老师见我一脸疑惑，笑着解释道：“她也是切尔诺贝利事故受害者的第二代，她叫蒂凡尼，今年11岁，但来古巴已经5年了，她可是很‘古巴’呢，她更愿意和古巴同学呆在一起，所以时不时地也就跑来和他们上课了。”
穿过熙熙攘攘的教室，来到挂地图的墙边，蒂凡尼看我饶有兴致的在翻看墙上的地图时，跑过来，帮我托住翻起了的地图，指着一张哥伦布的航线图，热心地问我：“你知道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故事吗？”虽然这是很早在国内就知道的故事呢，但还是很好奇地对她说：“我不知道，你可以给我讲一下吗？”于是，她就兴奋地开始了讲解，还不时用她那小手在泛黄的地图上指来指去，遇到身高不够的地方，还努力地踮着脚去讲解。她讲话时候的那份自信与开朗，那份乐观的笑容真的很迷人，很让人感动，反倒让人忘却了她面颊上的伤痕，也许她并不清楚她自己将来的命运，甚至不知道她自己可以活多久，但是她却依旧用她那份朴实的乐观来面对生活。最后，我问了问她的理想，她脱口而出：“医生。”但是停顿了一下，说：“不，应该是空姐。对，我想当空姐。”当我听到她坚定地说出“空姐”这个词的时候，真的，给我了几分震撼。空姐，正是这个距她很遥远的梦想，才让我看到了一个11岁小女孩内心深处的那种最纯粹、澄澈的美，那是一种对于生命的乐观，是一种生命的铿锵，更是一种生命的坚韧。无论命运是如何不公平地让无辜的他们来承担切尔诺贝利那场的灾难。
在快离开的时候，还有孩子跑过来，向我得意地展示他的画作，我看了，笑了，原来是那个著名的兔子头标志。看我笑了，他还挺当回事儿地向他的同学炫耀。这时候，老师伊达利亚带着几分歉意地对我们说：“孩子们该上体育课了，所以——”于是，我就和这一群蹦蹦跳跳的小孩们一起下了楼，当我提出合影留念的时候，她还是婉拒了，说是没有许可。但是我想更多是作为一名教师对于学生的那份保护。
离开了学校，漫步在椰影婆娑的路上，午后的热带的太阳很是耀眼，一阵海风掠过脸庞，带来了那群孩子们的熙攘，在静谧的校园里虽然略显几分嘈杂。不知道为什么，这份吵闹却很是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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