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本刊记者 曹吉吉
编者按：5月21日，“圆梦·中国”——“千人计划”入选者归国心路座谈会在人民日报社举行，9位“千人计划”入选者代表畅谈归来报效祖国的心路历程，中组部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主任宋永华等也出席座谈会并发言。本刊将代表的发言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施一公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医学院常务副院长）：
前不久我去哈佛大学参加了一个中国问题研讨会，其中一个议题是中国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个议题里，大家讨论的主要是科技问题，当然，中国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一定是科技。这个问题可以转换为一种问话方式，中国未来科技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有几位发言人讲到了资本、资金、法律、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等，在我看来虽然必不可少，然而谈到中国的未来、中国科技的核心竞争力，关键的关键是人才。这个人才是指高端人才不是普通的人才。我希望从政府层面到老百姓能够真正关心，而且意识到人才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真正前途的一个问题。一个美好国家的建设，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也是最难得到的是人才，是高端人才。
中国有很多成语，包括“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两军交锋，实力相当的时候，武器装备、士兵都相当，就是要看这个帅才怎样指挥，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
中国以现在的模式发展下去会有一个瓶颈，当这个瓶颈开始出现的时候，经济开始滞缓的时候，再想到人才，可能就晚了。我希望从政策的制定、实施，包括人才发挥能力的保障各方面多做一些工作。这需要整个社会都参与进来，我也希望社会，包括老百姓，对政府的一些做法和人才引进的政策多一些理解，多一点支持。
作为“千人计划”首批入选者，我觉得我们有很重的责任。作为一个专家，作为一个学者，我的专业不能丢，如果丢的话，以后很难在本领域内造成影响、培养人才，所以我会竭尽全力，在本职专业内一定要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回国之后，仅仅做自己的科研，仅仅在本专业里面培养一些年轻人，仅仅在清华大学做一些事情，远远不够，这里面存在一个土壤、作物和树木的问题。国内的科研环境还相对贫瘠，很多问题亟待改善。
另外，我觉得“千人计划”的人才有一个历史责任，就是帮助中国的科技政策进一步完善，这是“千人计划”所有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千人计划”引进的人回来以后有一个共同的声音，就是不要放弃我们在国外看到的一些优势的东西，其中有的可能不适合中国，但是有的适合中国的我们要大胆说出来，要敢于负这个责任，话语权很重要。这是“千人计划”人才的一个责任。我们不仅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还应该关心国家层面的事情，应该尽量去做。中国有句古话，读书人应该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千人计划”的人才回来以后，如何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如何让他们发挥应有的能力，关键是在政策落实、保障等方面，有些问题可能还需要各个部门统一协调，也希望能够得到全社会的支持。
陈十一
（北京大学工业学院院长）：
2005年我回国后，做北大工学院院长已经5年了。国家“千人计划”的实施使我终于下定决心彻底回来了。很多人经常问我回来的原因，实际上我很少去想这个问题，很难讲清楚，也很难给出具体的答案。可能因为我是中国人，因为中国文化的吸引。很多老前辈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人回来，发展的空间和平台更大。
1987年，我在北大博士毕业后，去美国做博士后，后来在IBM等一些公司做科研工作和管理工作，回国之前在哈佛大学做讲席教授。因为十分关注祖国的科学发展，所以我经常回国在北大和其他学校进行科研教学。虽然飞来飞去感到很辛苦，但是也很高兴，因为能为国家做点事情。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感觉有些困惑。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科学技术的核心力却没有提高，在很多领域甚至出现差距。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创造工程的领域做事情，应该从北京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开始，因为综合性大学更具备创新所需的主要条件，即技术性、综合性、交叉性、国际性的统一。我回国就想为国家的创新型社会做出一些努力，能够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发展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2003年，我向北大校方提出建议，建立现代化的工学院。学校非常赞同，并让我做院长。我放弃了在美国20多年奋斗的环境，和很多人一样，回国从没有犹豫，也没有矛盾心态，而是感觉很愉快，是义无反顾的。以前有人讲，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我基本同意这样的理念。人家请你来做领军人、将才、帅才，我们就要真正做一些事情。国内现在的研究条件很好，但是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还要有耐心、恒心、决心来做很多事情。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很关心如何在思想、体制、机制上寻求突破，能把北大工学院建好，吸引更多的领军人才来北大。我们建了5个系、14个研究中心，并充分利用北京大学的综合优势，把北大工学院建立成一个创新型的工学院。把北大的文科、理科、艺术融在一起，把他们研究的东西用工学体现出来，为社会作贡献。
另外，北大工学院要充分用好人才，尤其大力引进高端人才回到工学院创业。所以，我们也提出了“北大创新 地方创业”，把人才吸引到北大来，原始创新，技术创新，产学研结合，与国企、地方企业合作等，把北京大学作为一个创新平台来吸引人才。
我认为，从回国到现在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参与建设了北大工学院，这让我有很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如果说我对当初为什么回国不清楚，那么现在回国后的感受却是很清楚。在中国这块生机盎然的土地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就是我的内心感受。
蔡申瓯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我在美国20多年，比在中国的时间还久。实际上，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是不能不回来的。我现在上海交大任职，这里是做交叉理科、工科、医学和生命科学的平台，在教学方面完全采取一种新的体制。这次回国后，大概4?5个月的时间，我已经招了8个人，如果按照一般的招人速度，这些人才要好几年才能够招进来，说明现在中国的确有很好的条件，也说明上海交大的理科和工科都非常具有吸引力。我之所以来到上海交大，是因为从校长到各级领导、各个部门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我经常和别人讲，在中国做的是手机的速度，在美国是电子邮件的速度，就是说在美国做什么事，发个电子邮件，需要等上几天。而在国内是手机办事，必须要马上应答。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冲突是很自然的。美国的教育体制已经稳定了将近100年，而中国的发展非常快，每天都有新的变化，一些想回来做大事的人觉得有些不太适应。我认为国内的体制虽然需要完善，但也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要利用其长处，弥补其短处，做好自己的事情。
人才方面，我们不仅要有“千人计划”这样的吸引高端人才的计划，还要着手培养自己的人才，要调动年轻人的科研积极性，让他们真正安心、专心做科研。另外，初期发展阶段所需的东西，在目前相对成熟的阶段可能就不适合了，显得虚了，要做真正深层次的、前沿的东西，不要追求一些没有意义的指标。
在引进高端人才方面，我们不仅要引进华人，还要引进非华人，引进西方的大学模式，探索科教发展的新形式，完善相关体制，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成为科学大国。
林安宁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所长）：
促使我回国工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一种情结。就是一种对故土的关注和思念，以及能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事的愿望。国家的高速发展，为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投入，国内科研条件和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和许多海外学者一样，我自己也感觉到不能再作一个旁观者，希望能够直接参与到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中，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尽一份力。
另外一个原因，20多年前在我出国之前，我的导师曾经跟我说，学成后还是要回来，因为在中国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拖了这么长时间，我的导师仍然思维敏捷，知道我回来他非常高兴，对我来说也算是完成了对恩师的一个承诺。
在国外的20多年里，从一个研究生到成为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我主要是在为自己的科学梦想奋斗。回国后我想在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创立一个团队，还想和国内的同事们一起为中国的科教事业做一些实际的事情，这也是我回国的另一个主要愿望。
2009年8月，我借助中国科学院在全球招聘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所长的契机回来工作，并随后荣幸入选了“千人计划”。此前，作为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海外团队的一个成员，我曾经在该所和同事们进行过4年多的合作研究，这一段经历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科学院是在中国从事科研最好的单位之一。老一辈科学家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做出了杰出的工作，对我们后来者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压力，更是一种要求。怎样能够重整过去的辉煌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
目前我和同事们正在努力营造一个学者型的研究环境和气氛，这是创立一个国际一流研究所的关键。我们提倡要围绕重大的科学问题来进行系统性、持续性的研究，注重做一些能够推动学科领域向前发展的工作。
同时我们也提倡进一步淡化名利，让科学研究回归到其本质。那就是要探索未知，从而造福于人类社会。老一辈科学家实际上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我的导师曾经说过，我们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肯定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想法，但是科学家要做到不为名而名，不为利而利。
最后，我坚信作为一支科研国家队，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一定会为科研发展、国民经济和人民的健康作出贡献，无愧于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和期望。
李学龙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
我为什么回国？对我来说，首先是亲情、友情，其次是归属感，最后一点才是成就感。我在英国伦敦大学时就想，自己和爱人都是受到中国的传统教育，应该让我们的孩子和我们一样接受祖国的教育，以免有一天我们和孩子说话，比如说起“有朋自远方来”，他却听不懂，孩子的归属定位也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老人，我们曾经把父母接到英国住了一段时间，但是他们的年纪也大了，更不适应国外的生活。所以，归属感和亲情是有一些联系的。
既然回来做事了，就要把事情做好。首先就是立志，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比如我想做一个实验室，想把实验室做成院重点实验室，甚至国家重点实验室，然后要做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回来后肯定会有不适应不习惯的东西，但我们不后悔，而且我认为有些事情可以去改变，起码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做一些改变，提一些建议，事情会越来越好。然后就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的理解就是把我立志想做的事情做到我自己能够做到最好的程度，之后就是比较淡泊的心情。
2009年5月18日，我第一次在西光所（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见到了赵所长，他也是从英国回来的。说实话那时我并没有下决心到西光所，也没有决定是否回国，但是赵所长很简单的几句话就改变了我的想法。他说经费方面就不用说了，场地方面，给我一层楼，而且已经到位。西光所在南郊，窗外是秦岭，蓝天、白云、绿色的风景，让人心旷神怡。于是我决定回来。直到现在，所里跟我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落实得特别好。
说到那一层楼，我又想起一句话。以前讲“大师之大”，不是“大楼之大”，我觉得大师肯定是最重要的，但是大楼也同样重要。没有物理的发展空间，也不容易成就一番事业。10年前，我第一次去西安之前就想象那里只有一座城墙，外面是沙漠。但是真来到西安，我发现西安真的很好，如果让我评价，甚至感觉比在北京生活还要好。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才被吸引到西部去，那里并不是贫瘠的地方，根本不是。
李东升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型号总设计师助理兼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我的发言题目就叫做《我和我的祖国》。这是我们以前老唱的一首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它的每一句歌词都是我要说的话。
第一句歌词就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是1986年出国的，到英国学习生活了23年，我们一家5口在英国过得有声有色，但也真是想家乡，想中国。可能很多留学人员都有同感。
歌中唱道：“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么多年了，目前祖国经济迅猛发展，看着一个个先期回国的同学、朋友在国内挑大梁、担重担，心里挺着急的，也想回来，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感觉自己是一个局外人。
最近好消息来了，国家做出了发展大型客机项目的重大决策，2008年，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成立，紧接着这一段时间，国内的各路航空精英云集黄埔江边，从2008年开始大飞机的设计工作。国内搞这种大飞机项目，对我来说真的是祖国的召唤，使命在召唤。能参与大飞机的研制，对我个人的事业来说，对我多年来想回国的愿望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2009年9月，我作为“千人计划”人选回到了祖国，进入了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司里，海归已经成为了一个群体，并且是一个很受尊重的群体，公司内很多大的决策都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所提的建议都会引起重视。每个海外回来的高层次人才都有领导专线，可以直接和公司内最高领导层通电话，有什么情况可以直接反映到高层。我确实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在国外的公司虽然也是在管理层，但那是一种“打工仔”的感觉，而现在是当家作主人了。海外人才成了公司里的一个“人才特区”。很多政策和原有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政策并不冲突，所以不会产生太多矛盾。我非常欣赏这个“特区”政策，我也是一个受益者。
回国后，我感觉我们的技术发展空间大了，并且公司现在还有意识地创造机会，把我们发展成为所谓的复合型人才。最近我们在北京建了一个海外人才创业创新基地，前不久举行了奠基仪式，主要目的就是为我们海外回国的人才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舞台。
不谦虚地讲，我在公司里基本上打的都是硬仗，在公司组织管理结构优化、人员培训、海外人才引进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最近我被任命为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回国以前是搞技术的，现在有了一个行政头衔，也是领导对我的重视。
大飞机的项目把我的个人事业和祖国发展连在了一起，我很想借这个机会感谢中央的人才强国战略，感谢国家的“千人计划”，这些人才政策圆了我多年的回国梦。还是回到那首歌，歌曲最后唱道：“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海的赤子，海是浪的依托。”我觉得非常恰当。记得我回国以后第一次上台唱的歌就是这首歌，也是我心里的话。
黄晓庆
（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院长）：
我属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那一代，上世纪80年代毕业以后就出国了。2006年，中国移动总裁王建宙力邀我加盟。在一次深入的谈话中，王总告诉我，以前中国的通信行业都是向国外优秀的运营商学习，吸取他们的先进经验和技术；现在，中国移动已经是全世界用户规模和网络规模最大的运营商，成为了业界的自然领袖，这个时候别人要看我们，我们负有引领行业发展的责任，迫切需要创新，需要有新的思想和技术带动行业向前发展。那次谈话之后，我深深地感到，帮助国家和中国移动去创新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有义务为中国的通信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也有机会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攀登新的高峰，可以发明创造更多有价值的产品和技术。
“千人计划”为我和家人提供了一揽子归国方案，解决了我们回国的后顾之忧。我由衷地感谢国家和人民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和条件回国报效，让我所知所学能用在创新型国家和企业建设的关键时期。同时，国家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勇气和决心、对吸引海外人才回国的殷切期望，让我更加坚定了报效祖国的信念和理想。
在回国的3年中我不遗余力地推动研究院向世界一流研发机构的目标迈进，科研队伍从不足100人壮大到500多人，今年可能会到600多人。我们招聘和培养了一批年轻化、国际化、高素质的人才队伍，逐步发展成为公司的人才库、智慧库、思想库；我们还率先建立了“大H”双渠道职业发展体系；2009年研究院被国家确定为首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目前已成功引进3名入选“千人计划”的海外高层次人才。
研究院建立了适应于现代高科技研发机构的科研管理体系和先进的信息技术实验室，还积极推动中国移动与世界一流的企业建立良好的创新合作关系，卓有成效地开展了联合研发。
我们承担了国家比较重要的研发工作和任务，积极占领移动互联网发展制高点，卓有成效地开展了网络、终端、应用三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起中国移动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先发优势。抓住跨行业融合的发展契机，有效开展了手机电视、移动支付等特色应用技术，为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的业务增长点。
作为中国的企业，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不遗余力地开发和发展知识产权。我曾经在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工作过，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要求，就是每两个研究员一年要发明一个专利。我回国以后就要求每个研究员一年至少发明一个专利。刚开始大家是有阻力，但是经过几年的努力，事实证明我们有这个能力和创造力。我们甚至为此写一本书，教大家怎么发明创造、申请专利。这说明，经过良好的引导，经过我们对创新文化的建设，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发明家。
作为“千人计划”的入选者，我将继续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做好科技研发的管理和创新工作，发扬中国移动“正德厚生，臻于至善”的企业精神，为祖国创造发明出更多有价值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提供更丰富多彩的服务和应用。
郭屹
（神华集团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设备研发中心主任）：
我们现在正处于祖国千载难逢的民族复兴时代，如果能够有机会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荣幸。如果只是在异国他乡作一个旁观者，或者像候鸟一样，回来蜻蜓点水，对我来讲是一个人生的遗憾。
近30年来我们祖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但同时也承担着环境保护的压力，对清洁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我们研究所主要做这方面的工作，能用自己的专长为此贡献一点绵薄之力，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们的祖国母亲曾经遍体鳞伤，但是生命力非常强，现在依然是生机勃勃。尽管现在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江河流着黑水，天空下着黄沙”，海外游子曾用这样的话描述国内的环境，但这不正应该是我们回来的理由吗？
现在有多少事情等着我们去改变、去创造，我希望我们国家的天更蓝，家乡的水更绿，我愿意为这个付出智慧和汗水。当一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更容易获得成功，这种成功才更有意义。
回国后，我最大的感受是现在国内的同事工作非常勤奋，其中有些人的专业技术也十分出色。我很佩服他们对世界能源技术的发展现状都有非常深刻的了解。我们很多的科研人员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从事很艰苦的实验工作，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这种敬业的精神非常值得我学习。我想只有融入国内的科技队伍，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我认为现在一些企业的科研管理体制没有充分发掘科研人员的创新潜力。比如有些科技创新项目的管理方式，实际上是按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工程应用的项目来管理的，这样就少了很大的自由度，而且在科研项目的选择和评审方面，也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和创新型的管理体系相比，实际上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我们研究所打算专门建立年轻人的发展平台，给他们提供发展的机会，让他们将来成为中国的大师、世界的大师，这样才能留得住人，才能培养出一种体制。除了“千人计划”，希望国家也能为年轻人才提供一些政策方面的照顾。
我回国后主要是参加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的创建工作，非常有幸能与六七位回国的世界能源化工领域的著名专家一起讨论。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研究所未来的发展方向、目标，还有组织机构，并共同探索一个新的融合中西文化的应用技术创新体制。同时，我们非常重视专利保护，而且能通过很多机制，激发这些研究人员的创造热情。
我的目标是希望几年后能够研发出自主知识产权的清洁能源的关键设备，希望在这方面作一点贡献。有一句古话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国外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但是我感觉那颗曾经比较年轻火热的心正在慢慢失去热情。现在国内的生活虽然非常紧张和忙碌，但是我感觉内心获得一种重生，而且充满活力和激情。我希望我个人生命中最灿烂的一章就是在中国。
樊功生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专项投资部总监）：
2008年9月，我从美国回到北京，现在在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专项投资工作。在此之前，我在另外一个部门负责公开市场的主体投资，包括债券、大宗商品和现金管理。
我自己从事投资行业已经很多年了，在美国的多家银行也工作了很长时间，积累了一些经验体会。但是回国后，我也深深感到，自己还有很多地方是不足的。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因素成为了海外投资的一个最重要的推动力。
3月，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专题培训班在中央党校举办，我们听了许多讲座，我们这些在海外工作多年的人对国家的形势、战略和未来的规划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对我宏观上的一些认识有很大的促进。这一点我和很多同仁有同感，在国外待的时间太长，在这方面还是挺欠缺的。
说到人才，我觉得金融行业的人才更紧缺。咱们中国科技的发展很快，但是金融行业起步比较晚。金融公司不像企业、学校，它没有设备，没有总装线，没有实验室，就是靠资金和人。咱们国家尽管有了一些资金，但是人还没有到位。
中国人对数学、物理的研究是海外公认的，我自己原来也是学数学的，但中国人的整体地位还是不高，为什么？经济不够发达。当时我去过一些大银行，如果穿一件新衬衫，打一条新领带，别人以为我是日本人，让我心里很不舒服。但是现在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都主动找上门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经济发展了。
一个人一生是短暂的，所以，能够为祖国做几年有益的工作是非常值得的，这也是我对于其他海外学子的诚恳呼吁。老一辈的科学家勤勤恳恳工作了几十年，为国家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人才，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国外也挣了钱，回来以后有这么好的待遇，做那么几年工作实在是微不足道。
为什么要回国，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什么好的语言。就用一些句子简短概括一下我自己的心情。“海归返故里，正是如鱼得水，看尽琼楼玉宇，叹光阴如飞，神龙东方翻天舞，举世起惊雷，信步十条桥下，乃人生几回。”十条桥指北京东四十条桥，我们公司所在地。
宋永华
（中组部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主任）：
去年我也曾参加“千人计划”座谈会，和大家坐在一起畅谈，因为背景相同，经历相似。现在我作为“千人计划”专项负责人，看到海外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施展才干，感到很受鼓舞，能为大家服务，感到荣幸，同时深感责任重大。
“千人计划”自2008年实施以来非常顺利，到目前共引进了3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其中有20多名非华裔人员。科技创新人才500名左右，约占76.9%，科技创业人才153名，约占23.1%，第四批申报工作已经结束，预计有160人左右入选。今年我们还要加大引进力度，引进500人，进一步开展和完善“千人计划”的工作。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虽然大家回来时间不长，但是已经在各自的岗位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和成就。
为确保引进人才质量，中组部会同有关部门积极听取各方意见，建立较为完善的申报程序。一是国内单位根据需要联系海外人才，一般通过多次座谈达成初步意向，按所在单位性质向国家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平台、企业和经营机构平台、创业平台申报。二是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国资委等部门分别组织专家采取面谈、会议评审等形式进行初评，重点评估学术水平、创新能力等方面。三是“千人计划”专项办公室组织专家会议，对经过平台初定的人员再次进行把关，重点评估科研工作和团队能力，是否符合国家战略、国家发展的需求。
根据评审工作的实际需要，中组部会同科技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建立了由国内技术专家、投资专家和管理专家组成的创业人才评审专家组，以面试、答辩形式评审创业人才。创业人才自己带了技术回来创业，都是在地方发挥作用的人。这批人才是通过电视答辩的。所以，参照国际的评审办法，结合国内的情况，与用人单位、专项办结合，对留学回国人员的学术水平、科研作风以及发挥作用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评审。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
今年3月16?18日，中组部在中央党校举办了第一期“千人计划”入选者专题培训班。培训班的内容是向“千人计划”入选者介绍各方面的情况，比如经济、科技、教育的形势和政策，回答他们的一些具体问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亲自出席毕业仪式并与学员座谈。
李源潮部长讲了3句话：祖国需要你们，祖国欢迎你们，祖国寄希望于你们。他还向大家提出了几点希望：希望你们保持报国为民的理想；希望你们保持世界眼光，继续站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希望你们保持艰苦奋斗精神，创造世界一流成果；希望你们保持改革创新的锐气；希望你们保持团结和谐的心态，和国内广大人才携手共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