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每年的两会都是春天里的焦点，2010年3月初的北京，春天仍迟迟不见踪影，而两会的热度却一如既往地让人们心中的期待升温，对抗着料峭的春寒。今年的两会尤为引人瞩目，热议的话题也很多，而我们依旧秉承以往的规律，结合今年的两会热点，搜寻一些倍受留学人员关注的内容。
《规划纲要》的继承与创新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今年要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温总理说，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抓紧启动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着重抓好五个方面：一是推进教育改革。二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三是继续加强职业教育。四是推进高等学校管理体制和招生制度改革。五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两会召开期间，恰逢教育部征集《规划纲要》意见阶段，教育改革顺理成章地成为代表委员们讨论桌上的要点。
《规划纲要》文本在“扩大教育开放”一章中提出，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借鉴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全国政协委员、曾留学美国的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将加大对中小学校长培训和大学校长培训，未来将派遣上万名中小学校长出国学习。主要是中小学校长培训和大学校长培训，提高教学质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首先是管理队伍、校长队伍建设。在大学校长培训方面，已经有耶鲁大学、密歇根大学成功搞过大学校长培训，但是在中小学校长赴外培训方面还不够。在素质教育、创新人才培养、减负、如何让孩子快乐学习等，我国的中小学校长都可以到发达国家好好去学学经验。
今年5月，中外大学校长论坛要在南京召开，主题是“提高大学人才培养质量”，邀请了14个国家和地区的30名知名校长。这次最大的亮点就是还请了世界500强企业参加，包括微软公司首席研究及战略官、欧特克公司CEO、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等，强调高等教育与企业的合作。
针对《规划纲要》文本中提到的“走出去”办学，郝平说，政府要鼓励中国学校勇敢地走出去。10年中，我们会到一些国家一些大学开设学校、分校，可以把自己的学生带到海外去，让他们有国际视野、懂国际规则，也可以让国外学生来中国前按照我们的规则对他们进行培训。
全国人大代表、曾留学德国的南开大学医学院教授朱天慧认为，《规划纲要》针对我国教育领域中目前存在的问题逐一进行了改革创新的思索，它对教育领域中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和前瞻，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纲领性文件。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新课题。从全局的观点出发，用10年时间的发展来考虑，应当还有更大的手笔才能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
她建议，《规划纲要》应进一步强调社会的教育责任。教育是有社会责任的，教育却不仅仅是教育系统的职责，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教育的目标是要帮助年轻的一代树立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祖国的社会责任和自我的人生目标，同时掌握达到人生目标的本领。要让他们不仅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还要掌握实现人生理想的智慧和技巧。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认为，《规划纲要》文本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教育发展的经验，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从客观上对目前我国教育的现实状况进行了深入剖析，特别是面向未来、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对教育的功能重新定位，体现了既继承又创新的特点。《规划纲要》文本还从总体上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总体战略、发展任务、改革举措及保障措施，既有宏观战略上的描述，又有微观战术上的安排，教育改革发展的目的、思路和举措都非常清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蔡克勤一直十分关注教育投入问题，每年两会都要提议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达到4%的建议，但是每年都很失望。这一次《规划纲要》文本的出台，终于让他看到了希望。《规划纲要》文本明确提出，到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达4%。这说明教育优先发展得到了确认，也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推进教育优先发展的决心。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徐辉则期待早日实现“两基本一进入”，这是《规划纲要》文本为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另外，《规划纲要》文本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形成适应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徐辉期待这一目标也能早日实现。
全国人大代表、曾留学日本的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史宁中说，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了优秀的教师，才会有优质的教育。我国现有中小学教师超过1000万，现有在岗教师的水平直接决定着基础教育的水平。《规划纲要》文本明确提出，要对中小学教师实行每5年一周期的全员培训，并将教师培训经费列入政府预算。在10项重大项目建设中，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工程是其中之一，内容包括对义务教育教师进行全员培训，对专科学历以下小学教师进行学历提高教育，使全国小学教师学历基本达到专科以上水平。这些都说明，国家将在今后几年加大教师培训和学历教育的力度，让人感到很振奋。
全国人大代表、曾留学日本的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地方大学引进人才“太难了”。他说，绝大部分国家级科研经费都进入了极少数几个大城市，有的人宁可当个普通教师，也不做学术带头人，就是因为地方大学根本弄不到经费和项目，科研没法开展。他建议督促地方政府建立教育投入保障机制，使不同地区、不同大学的生均经费和生均财政拨款的标准保持相对均衡。而《规划纲要》号召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他表示，只有落实了自主办学，才能促进地方重点大学的快速发展，才能使高等教育更好地支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新“两弹一星”育人才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人才资源开发，突出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专门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努力营造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制度环境，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人才“国际化”，这是经济全球化导致人力资源在全球范围流动的必然结果。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与日俱增，人才国际化问题也愈来愈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2010年1月，在几家媒体合作进行的“2010年两会热点话题调查”有关教育的内容里，有数据显示：“留学能开阔眼界”得到54.2%的京沪穗居民赞同。有37.7%认为“国外有更好的语言环境”。中国教育的国际化进程越来越快，基础教育的普及率越来越高，使得有出国留学需求的学生越来越多，而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也让中国人出国留学变得更加容易。
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世界各国都在加紧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规划纲要》文本提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李和平非常赞同。他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必然会有一大批企业向国外发展，参与国际竞争。这就需要一大批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所谓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指的是精通外语、通晓国际商业或产业运作的战略性人才。而战略科学家，是指能够影响和带动一个学科发展的、具有国际化学术背景的高端人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已具备了吸引发达国家战略性人才的条件。李和平认为，能够打动这些战略性人才的，不是薪资和生活待遇，他们更在乎事业的发展。只要能够为他们搭建事业发展的平台，就有可能吸引他们。我国要建成人力资源强国，真正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最终还要培养一大批自己的战略性人才。
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全国政协委员孙珩超也认为，现代企业要想立足全球发展，必须拥有一批既精通外语，又通晓专业的国际化人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曾留学法国的南开大学教授张伟平今年的两条建议都与待遇有关：一是提高“长江学者”津贴，二是提高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奖金。连续几年，他一直重申类似的主张。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令国人深感焦虑，也引发了更多思考。但张伟平认为，反省的同时不必悲观。他举例说，即将召开的201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实戈将成为中国大陆首位最高规格的1小时报告人，另有5位中国大陆学者作45分钟邀请报告，他们均是长期在本土学习和工作的杰出数学家，受过国家各类人才项目的资助。
张伟平说：“只要我们把人才政策落到实处，只要广大青年教师能够安居乐业，相信大量人才的涌现是可以期待的。中国这么多人，如果有合适的土壤，不怕人才不冒出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江说，从体制来讲，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作用，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政府要转变职能，让用人自主权充分落到用人单位，让人才能够流动到有需要的地方去。机制方面，应体现“以用为本”，最大程度地发挥人才的效益。
目前，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7部委的“百千万人才工程”等，都已成为广纳人才的品牌项目。去年，中央又实施了“千人计划”。在吴江看来，这类人才项目已经产生示范效应。“以前各地都争项目，现在各地都在效仿中央，先争人才。”
“千人计划”启动以来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得到了海外高层次人才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参与。在“千人计划”的带动下，一些地方省市也都纷纷启动本省市的“千人计划”，共同为广大海外人才回国（来华）工作搭建广阔舞台，开创了我国高层次人才工作的新局面。据统计，截止到2009年底，两批共有326名海外高层次人才通过“千人计划”回国（来华）创新创业，全国已建立67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致公党中央在提案中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是人才，尤其高层次人才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是技术创新的核心力量。高层次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致公党中央建议，加大资金支持，根据所承担项目、工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大小，国家和各省政府一次性给予海外人才创新团队专项工作经费，以及一定的贷款优惠；通过各类园区、软件园、信息产业园等建设，大力吸引具有专利技术发明和科研成果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业创新；在适当的科技园区或留学生创业园区设立“人才特区”，设立专项资金，用于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的各项计划支出；建立我国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信息档案和动态管理制度，搭建“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信息共享平台”。
国家制定的“千人计划”和各省市相应出台的吸引海外人才项目，为高端人才归国创业并带动新兴产业发展创造了新契机。政府对改善竞争和创业环境所做的工作，对海归回国创业帮助很大，一些开放引才政策帮助海归解决了如住房、子女入学等切身难题，对吸引海归回国创业起到了“临门一脚”的作用。一些回国创业的海归认为，两会不仅是国家大事，也会影响到自己的企业，两会与国家经济的发展、产业升级、企业前景密切相关，会议议题越来越实在，期待两会上这些政策能有新的延续，能进一步优化国内产业环境，如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建设社会诚信体系等，以提高创业成功率。人才是第一资源，而新兴产业对创新人才的依存度更高。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并加大了培养力度，这一点让有意回国创业的海归感到欣喜。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曾留学美国的中星微电子董事局主席邓中翰认为，国家在改革开放30年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后，又走向了新的阶段，未来30年经济增长需要实行新的“两弹一星”工程，这跟过去的原子弹、导弹、卫星不太一样，而是科技体制创新、教育体制创新和人才体制创新。谈到人才，在学习阶段就与教育体制相关，在使用阶段就涉及到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而人才问题正是我们国家竞争力总体的体现。实际上“两弹一星”就是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具体化的提法。中国转变增长方式需要新的“两弹一星”。
创新，国家发展进步的灵魂
3月3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强海外华文教育、支持归国留学人员开展科学研究和创新创业活动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为侨胞和海外留学人员为国服务创造条件。
提到创新创业，其实仍然离不开人才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曾留学前苏联的王永志认为，创新型人才和领军人物决定未来发展的后劲。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国能够在世界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一支庞大的人才队伍。这支人才队伍分三类：党政机关的领导人才，企业的经营管理人才，分布在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人才。这三类人才集中了我国人力资源的精英。在这三类人才中，科技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年，我国科技人才数量发展很快，已经成为人才大国，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办法比的，但我们还远远不是科技强国。我们的电脑数量居全球第一，核心技术却是人家的；我们是汽车消费大国，关键技术却受制于人；我们发表的论文很多，但检索率很低；我们的人才很多，但尖端人才、领军人物、在国际上出类拔萃的人才还不是很多。
王永志说，按部就班、患得患失，肯定当不了创新型人才。创新绝不仅仅是个标签，它是要承担风险的。要创新，就要有挑战传统的勇气，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更要有底气。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国家的一项战略工程，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基础抓起。改革开放以来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也是创新型人才成长的最好时期。培养创新型人才，就要给他们机会，要敢于把他们放在重要岗位上锻炼。另外，还要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创新型人才辈出的机制，健全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才能形成一个梯队，创新型的科技人才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
全国人大代表邓中翰呼吁制定一部专门的自主创新法，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的开展。他认为，我国缺乏一套完整的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和政策，致使自主创新的各要素在配套支持、各环节衔接转化等方面在发展中遇到矛盾和困难时缺乏有效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邓中翰说，自主创新覆盖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多个部门。自主创新工作包括各种要素的投入和各个环节的衔接，它离不开财政、企业、银行的资金投入，教育、人事和企业的人才投入，需要国税、地税、工商、土地、规划等部门的政策兑现和优质服务。现在我国为鼓励自主创新，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地方政府也在创立自主创新示范区制定了相关条例及管理办法。但却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调整规范自主创新，各项政策条例也是各行其是，在实施中难免出现不配套、不协调的情况。
邓中翰认为，自主创新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专门的法律来调整和规范。如果将自主创新的内容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将可以有效地提高自主创新国家战略的权威性，增强对相关方的约束力。同时通过制定自主创新法将比较原则的政策规定具体化，让其操作起来有法可依，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这样才能为自主创新体系的有效运行创造出必要而规范的环境条件。
（摘编/沈仁 供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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