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成怀
在国外住得久了，就会产生“游子思乡”的情感，而这情感越是逢年过节，就越是浓烈，这可能就是唐朝诗人王维诗句所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那种情感吧。眼下正值中秋国庆佳节，我不由得又想起深深眷恋的故乡来。
我的家乡在太行山的深山窝里，是一个镶嵌在半山腰皱褶里的小山村。它坐落在河南省辉县市侯兆川盆地的西北部，与山西省隔山为邻，鸡鸣两省，世代互通婚姻。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槲树湾。据志书记载，远古时候，这一带湖泊遍地，满山槲树，故因树而得名。这里水土资源丰富，林茂草肥，宜于农耕和放牧，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至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山西洪洞等地曾数次向这里移民。据村中老辈人说，村里多数人的祖上均为正宗的“洪洞移民”，故至今仍沿袭着山西的民风习俗和乡音。
村里人以种地为业，衣食简朴，民风淳厚。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受山水滋养，性格中处处显示出坚实和厚重。山里人实在，好客而不会热情。大凡进山做客，主人往往都会请你坐在炕上，给你沏碗鸡蛋水，再拿些山里红、核桃、柿饼等山货来招待你，女人们则一声不响地走进灶房，烧火做饭，以飨来客。无怪古人写诗赞曰：“农舍两三点，鸡啼四五声。不问客何来，灶底起炊烟。”原来山里人的热情不是堆在脸上，而是藏在灶底的火里啊！槲树湾村小人少，关起门是一家一户，打开门则全村一家。尤其是遇到红白喜事，全村就像一家人似的。比如婚礼，原本是一家一姓的大事，然而在小山村就成了全村的大事。一家办喜事，全村过大年。鞭炮一响，唢呐一吹，山村立刻沸腾起来，深山幽谷到处洋溢着一派喜庆气氛。男人们忙着采买，垒灶做饭，借桌凳，搭帐篷；女人们则忙着打扮新郎，布置洞房，甚至连迎亲的小毛驴也不忘给它披红挂彩，脖子上套上铃铛。闲着的人就是老人和孩子了。老人们年高辈长，没人会给他们派活儿，再者他们也已失去年轻时的激情，所以他们早早儿地带上碗筷，坐在摆好的桌子旁边，抽着旱烟，聊着天，等着吃酒席。孩子们则在人堆里跑来跑去，他们不仅是等吃“白馍夹肉”，而且还盼着新郎新娘拜天地时抢几块喜糖。“闹洞房”是婚姻礼仪中的尾声，也是高潮。这里民间有所谓“闹洞房三天没大小”之说，即三天之内，不分男女，无论长幼，都可参与其中，言谈举止，略无禁忌。表面看，是为了营造气氛，取个热闹。实质上细究起来，则是通过“闹洞房”这一环节，对青年男女，由陌生到亲近，再至肌肤之亲的一个诱导，故而花样层出不穷，恶作剧也时有发生。
山村的房屋依山就势而建，高低错落，除了最近几年新盖的砖瓦房外，余皆为清一色的大青石砌成的石头民居。这里的建筑有一个特色，即都是二层瓦房楼，上层是低矮的阁楼，是专为存放粮食用的，当地称之谓“腰棚楼”，底层住人。这种建筑风格，突出了山区民居建筑的特色，一可防匪盗，二可防山洪，三是就地取材，价廉而物美。正所谓“实用即为美”，体现了山区人民在民居建筑上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特点。山区的民居建筑规模都不大，没有庭院深深，更没有高大门楼，院墙多为半人高，由荒石垒成。门虽设而不常闭，有的小户人家至今仍为柴荆，当地叫“栈门”，犹存古风。整个村落的民居格局零散而不杂乱，且依山就势，由低逐层升高，若无绿树掩映，由下向上仰望，家家院中尽可一览无余。小巷深而曲，皆由不规则的青石板铺成，每当放牛娃赶着老黄牛悠闲地穿过小巷时，牛脖子上的铁铃声就会从小巷深处传来，“叮——当，叮——当”，演绎出山村的节奏和韵律。每当此时，就会让你想起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不过杜牧所创造的是一种高雅幽远的意境美，有一种如入“仙境”的感觉，而小山村所展现的却是一种狗吠深巷，炊烟袅袅的古朴美，让你感到置身于散发着牛粪味，炊烟味的人世间，有一种“家”的温馨。
古人说“水为山之脉”，“山无水不活”。从山水文化层面来看，山再高峻，若无溪水潺潺，泉水叮咚，也就失去了灵秀之气，也就没有了“智者乐水”的人文精神。我的家乡槲树湾在远古时期，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墟落，先民们靠山涧溪水和地下泉水生活。“深山幽境藏古刹”，附近的中湖、南湖和北湖，在唐代就建起了寺庙，林木茂盛，云深泉清，为一方佛教圣地。但是由于太行山为萤石和花岗岩地质构造，岩性坚硬，且长期遭受强烈的混合岩化作用，加之历代滥伐林木，水土流失严重，近百年来，导致深山区凿百米竟不见水源，开启了山区人民无水的历史。民谣曰：“上了十八盘（盘岭），望见侯兆川（山中盆地），往日溪水能浇地，如今十年倒有九年旱。东有莲花（村名）不长藕，西有三湖（即北湖、中湖、南湖，均为地名）不行船。”人畜用水全靠“房檐接水”、“水池蓄水”、“水窖储水”，庄稼就只能是“靠天收”了。据1992年出版的《辉县市志》记载：“光绪三年（公元1877）连续三年大旱，秋未收，麦未种，树皮草根吃光，卖妻女，人相食，死者十之七。”槲树湾一带几乎成了无人区。至今站在村口的石拱桥上，仍可看到河道干涸，滚石狼藉的景象，成为旱涝灾害的历史见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治山治水，造福人民，通过建水库，修水渠，引水上山，甚至派车送水上山等措施，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生活用水问题。盘岭古道上，再也看不到人背驴驮长途运水的艰难景象。上个世纪70年代，赵朴初先生到辉县视察，曾赋诗赞曰：“我观辉县志，历代苦旱蝗，饥甚人相食，泽竭民流亡。今我来辉县，富庶人康强。治虫蝗灭种，抗旱天投降……”的确，如今的太行人确实富起来了。“推碾磨粮，等米下锅”已成为历史，连彩电、冰箱也已落户山村。然而，“天”没有投降，干旱的记录，历历在案，太行人仍然在呼唤着“大禹治水”。
“山为地之胜”，大山之于人，可瞻仰、可登临、可游览、可凭眺、可亲可近。给人一种高大、巍峨、雄壮、险峻，直入云霄，凌空出世的感觉。与山的交流，可以让你畅怀、寄情、抒志，甚至可以引为知己，所以李白说：“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想，那是文人雅士的感受，山里人可没那么多闲情逸致，在他们眼里，山川之美并不在于它的奇峰幽境，山径蜿蜒，烟霞氤氲，而他们更看重的则是那“土能生金”的梯田和万绿丛中的果实，以及不舍昼夜的潺潺溪水，因为生存是第一位的。山里人讲实惠，这种物质性功利目的，就来自于他们对温饱的最基本需求，正所谓“人间无限事，不厌是桑麻”啊！然而，经验告诉我们，诗、乐、舞三位一体，都是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劳动而产生的。换句话说，那就是在平民百姓的草根情怀里，不仅有物质性功利目的，而且也有超然的，精神性功利目的。早在《诗经》时代，先民们就已经懂得了“高山仰止”的审美功能和精神价值，他们把高山道德化、神圣化，以山之高峻、雄伟喻人的品格操守，开启了以山比德的文化传统。于是，大山就成了道德操守的文化符号。孔子的“仁者乐山”，司马迁的“重于泰山”就成了大山文化的经典。世代居住在太行山里的槲树湾人，得山水之助，虽历经风雨，而岿然不动，性格中有一种顶天立地，坚忍不拔的精神。据志书记载，从春秋至清末，侯兆川人民对于压迫与剥削的反抗斗争，可以说代不乏人，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英雄的太行儿女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民族斗争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披荆斩棘，前仆后继，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并不一定牢记着这些英雄儿女们的名字，但历史将永远不会忘记太行山的英名，因为它不仅蕴藏着无穷的宝藏，而且也是人们心目中的革命圣地，是取之不尽的精神宝库。
故乡是让人怀念和眷恋的一片热土，一提到它，你就会感到亲切而又温暖，好像有一股热流在体内涌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以土为根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使得我们这个民族滋生出浓厚的乡土情结，因此思念故乡就成为古今诗人们吟唱的永恒主题。太行山是生我养我的一片厚土，是我生命曾经注入过的地方，是根之所系，那里的一草一木都留下了我儿时的美好记忆。到山坡上放牛，躺在山楂树下乘凉，遥望着蓝天上云卷云舒，听风声、鸟鸣，一片天籁，犹如方外之人。然而，最使我怀念和敬仰的还是故乡人那种厚道实在，包容万物的品格和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古人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太行山之高大、伟岸，也正在于它以大山所独有的崇高精神哺育着太行儿女，“江山如此多娇”，大山正以他的文化元素，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炎黄子孙。
不管在异国他乡生活多久，一句英语谚语总会不时地萦绕在脑海中——East or west, home is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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