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要体现中国的厚重底蕴

口述/许金平　 整理/王文乐

许金平，1953年9月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72年由国家选派赴日留学，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第一批留日学生。1977年在日本创价大学完成学业，1987年任中国驻日使馆二秘，1993年任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友好交流部部长，2001年任中国驻日使馆参赞，2003年任中国日本友好协会秘书长，2008年至今任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副会长。

新中国第一批公派留日生

1963年的时候，国家为了培养外事方面的人才，特别是外语方面的人才，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全国建了8所外语学校。长春外国语学校就是其中的一所，这所学校招收的学生来自包括小学、中学，最小的学生是小学三年级。所学外语包括日语和俄语两个语种。这些学生都是从长春各个学校选拔出来的。当时特别注重政治条件，家庭出身审查很严，要“根正苗红”，另外学习要好。

第一年只报两个班，一个是小学班，一个是中学班，每个班40多个人。这两个班开始学习的都是日语，第二年才加进俄语。上外语课的时候再分成20人左右的小班。当时全体学生寄宿，每个星期可以回家一天，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天晚上再返校。

当时这所外语学校在全市选拔学生，一个学校里只选拔几个人。我之所以要报考这个学校，是因为班上的同学告诉我这个学校条件比较好。于是我瞒着家长报了名。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家里人才知道。我父亲极力反对，因为他在16岁的时候被日本人抓到东北，在矿上做了6年的劳工，受尽了磨难，因此对日本的侵略有刻骨的仇恨。

当时我是我们班惟一考上的，非常想去，我母亲做了父亲的说服工作，才上了这所学校。在这所学校，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一直读到了高中毕业。直到1972年，一共9年的时间。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般初中毕业生就要“上山下乡”，接受广大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为这所学校的特殊性，直到高中毕业才走这条路。

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两国间各方面交流迅速开展，国家急需要一批懂外语的年轻人充实到外交队伍中来。为此，外交部在全国各地选拔学生派往国外留学，培养外语人才。由于其他的外语学校基本在中学的时候就把学生下放到农村去了，而我们坚持到了高中，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把重点放在了长春，并在我们学校挑选了5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加上北京外语学校的2个人，一共7个人，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公派的第一批赴日留学生。

我的家在东北，东北是日本军占领时间比较长的地区，这里留有很多日本的痕迹。虽然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但对日本，我并没有用非常憎恨的眼光去看待。选择学习日语，当时也没有想着能用日语做些什么。小时候，我的梦想是能从长春走出来到北京看一看，这就非常了不起了。能被选拔出国，家长、老师都非常高兴，同学也都非常羡慕我。那个时候，我的同学大都上山下乡去了，东北的很多干部都被下放到农村，我的父母也是“五七干部”，很多人饭都吃不饱。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实在是难得，是天上和地下的感觉。我们毕竟是从如此多的人中选出来的少数人，心想绝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

赴日留学前还有个小插曲。

当年留学日本的5名长春外国语学校的学生。中为许金平。

因为刚建交，中日两国当时还没有开展互派留学生的工作。日方也需要一些懂中文的人，因此中日两国进行了协商，决定互派留学生。当时还不叫留学生，叫学习员。日方外务省选了5个见习外交官到北京大学学习。他们到了以后，按照协议该轮到我们去日本了，但这时又出了些小问题。因为日本的高校要进行入学考试。而日方到中国不需要考试就能入学，这就产生了不平等。经多次交涉未果，整整耽误了1年。直到1973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才启程赴日。当时还没有直航，我们从香港转乘飞机飞往东京。

不能荒废时间，要抓紧学习

到了东京以后，我们先住在中国驻日使馆里面。当时我们拿的是公务护照，身份是使馆的学习员。使馆请了外籍老师定期到馆里给我们授课。

之后，我们遇到了一位贵人，就是池田大作先生（池田大作，日本公明党创始人，创价学会第三任会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长期致力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倡导人之一，为促进中日人民友好作出了巨大贡献，曾获得中日友好“和平使者”称号。1971年4月创办了创价大学。编者注）。1968年，中日两国还没有恢复邦交的时候，他就曾公开倡言中日两国要尽早实现邦交正常化，并呼吁尽快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1974年5月，池田大作先生首次访华，同年12月，他第二次访华时受到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的接见。1975年4月，在池田大作先生的提议下，我们当中的6个人顺利进入了创价大学，开始了正式的留学生活。

创价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位于东京都八王子市，校园占地面积约80万平方米。在大学中，我们住在学生宿舍里。创价大学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正式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日本大学。

在创价大学，我们没有直接插进班里，而是进入一个“别科”学习，类似于预科，对外国来的学生主要进行语言方面的授课。这个别科是为我们6个人专门设立的，还专门聘请了老师。从我们来了以后，这个别科在不断扩大，到现在也还保留着，这也是因我们这几个中国留学生而发展起来的。

1975年春天，池田大作（左一）与中国留学生亲切交谈。左三为许金平。

1975年我们进入创价大学学习时，是同他们的第5期学生一起入学。学校举行了盛大的入学仪式，学校的校长和池田大作先生参加了仪式并对我们予以鼓励。池田大作先生在该校拥有极高的威望，在他的提议下，我们才能在这么好的环境下学习。

我们去日本除了学习，还要了解日本的社会。当时的课程主要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和希望设立的，学校尽可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有经济、历史、语文、日本社会常识……

由于“文革”的影响，当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老百姓生活非常艰苦。来到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给我的感觉反差很大。一边是物质极大丰富，一边是商品极度匮乏。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激励，一种推力，一种使命感，不能荒废时间，要抓紧学习，报效国家。使馆对我们要求很严，向我们“约法三章”：一，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被资本主义思想腐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看待这个社会，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二，寒暑假的时候要来使馆办学习班。“文革”期间，思想政治工作抓得非常紧，经常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三，集体行动。我们几个人抱成团儿，外出的时候都是同去同回。当时外事纪律要求“二人同行”，还不包括夫妻。使馆则要求我们“六人同行”。即使这样，国内的各方面条件也和这里没法比，包括学习环境、语言环境和生活条件。

我们每个月要去使馆一次，汇报思想和领取经费。我们6个人里专门有人负责管账，按照日本学生的消费水平实报实销。每个月发给我们相当于10元人民币的零花钱。这些并不够用，因为买本字典就需要我们三四个月的零花钱。所以那时候我们基本上把钱攒下来买工具书和参考书了。我们觉得只要有衣穿，有饭吃就很满足了，没有更多生活上的要求。

在日本的时候，我们受到了日本老百姓的普遍欢迎。我没有感觉到他们对我们有任何的歧视和敌意，对我们非常友好。看到我们都感觉比较稀奇，像看到稀有动物一样。毕竟这么多年两国之间的交流很闭塞。我们去各地访问的时候都受到了很高的礼遇，有的时候会升中国国旗、奏中国国歌、献花，把我们当成了新中国的代表。“北京是什么样的地方？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这样的问题特别多。

1975年的11月是值得怀念的，池田大作先生提出，希望我们一起种一棵樱花树，对周总理表示纪念。因为在1974年12月池田大作访问北京的时候，病中的周总理在医院接见了他。周总理提到，他在樱花盛开的时候离开了日本，非常怀念日本的樱花。当时池田先生就回应了一句：“非常欢迎您在樱花盛开的时候到日本来访问。”周总理回答：“看来我的愿望很难实现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病有多严重，而当时外界还不知道。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段谈话，池田大作先生提议同我们中国留学生一起，在创价大学校园内为周总理种植一棵樱花树，并取名为“周樱”。当时不仅种植了“周樱”，我们每个人都在旁边亲手种下了一棵樱花树，并用各自的名字来命名。我们几个人还围绕着“周樱”合影留念。时隔30年后，我们又回访了当初种植樱花树的地方。如今“周樱”茁壮成长，樱花烂漫，成为象征中日友好的纪念树。这件事让我记忆深刻，对我的触动也很大。这所创价大学，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学生学习的氛围更为浓烈。周总理在世的时候非常重视培养外语人才，我之所以能留学日本，在这所学校读书，到后来从事中日友好工作，正是在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指导下，在众多前辈的帮助和支持下，才走上了这条路。

从当时留学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我始终在用自己所学，致力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许金平（中）等种下周樱后在树旁合影。

要把中国厚重的底蕴体现出来

在日本2年的留学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我从事中日友好的工作打下了基础。这里有语言基础，有社会基础，也有思想基础。加上我在使领馆的工作经历，感觉特别深的就是应该向日本学习和借鉴有用的东西。现在国家发展了，很多年轻人不了解那段国家发展的历史，当时我们确实向日本学了不少东西。

直到2008年，我们6个人才获得了创价大学的毕业证。因为当时我们只上了2年，而大学是4年学制，所以不算毕业。1977年我们离校的时候，学校给我们发了一个“修了证书”，说明我们的学业到了一定的阶段结束了，算是结业吧。虽然没有毕业，但我们的课程结束了。30年后，在学校的积极努力下，我们在国内学习了创价大学函授课程，是在工作比较繁忙的情况下完成的，学校还给我们每个人邮寄了一箱参考书。虽然我们是与第5期学生一起进入创价大学的，但是第5期毕业生的名单里面没有我们的名字。现在学校把我们的名字补了进去，我们终于毕业了。

我们一直同创价大学保持着交流关系。中日友协同创价学会的交流也是非常广泛的，既有工作方面的交流，也有青年人之间的交流，还有文艺方面的交流。我们在使馆工作的时候也经常同他们接触，包括同窗、一起生活过的寮生、曾经关照过我们的高年级学长等，都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这些人基本上都拥有了一定的职位和地位。其中有国会议员、外交官、学者、企业人士等。与他们保持稳固良好的关系也是我们从事友好工作的基础。这是很重要的财富，是日积月累的成果。

留日期间的许金平。

高中毕业被外交部选中时，我们的关系就落在了外交部。1977年从日本回国后不久，我被直接分配到了中国驻大阪总领馆工作了4年半的时间。1981年我离任回国，选择了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我觉得那里适合我。1987年和2001年，我先后两次被派到东京，分别在中国驻日使馆工作了4年和2年。我在驻外使领馆工作了3任，共10年时间。

我们当时去日本留学完全是国家公派的有计划性的留学，在当时那种政治经济状况都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派出我们这支队伍，无疑是在高山险阻之间开辟出一条新路，需要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能力和开山的气魄，这是一个大国拥有的底蕴和气魄。我们的国家做到了，我也非常幸运能成为这少数中的一员。我非常感谢国家，对我们来讲，内心长存一颗报恩的心。所以我们也是一门心思去学习，并且时刻铭记作为新中国的年轻人应肩负的责任、荣誉、使命，应该在自己的行为上符合国家的形象，不能做出有损国格的事情。

现在的留日学生人数非常庞大，有将近10万人，1983年时，中国留学生约占在日外国留学生总数的20％，现在每年这一比例都超过60％。作为新一代到日本求学的学子首先要遵守当地的法律，不能做不符合学生身份的事情。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要认真学习，要传播中华文化，要加强中日间的友好交流，要把中国厚重的底蕴体现出来。

这是新一代留学生应尽的义务。

（题图摄影/曹吉吉）

许金平（右）在创价大学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