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是我人生重要的里程碑

口述/柳百成　 整理/王文乐

柳百成，1933年生于上海。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获优秀毕业生金质奖章。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国家公派留美学者，1978～1981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进修。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2年获光华工程科技奖。现任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我国著名铸造工艺与装备专家。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1978年的夏天，小平同志听取了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并作出了大量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很多人有顾虑，大量大批地派回的来吗？但是小平同志决心很大。之后教育部组团到美国去商谈如何派遣中国留学生，带队的是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和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长期以来，国内派出去的留学生都是去国外读学位的，由于“文革”的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严重滞后，年轻人派不出去，所以只能暂派30～40岁的中青年。经过艰苦的谈判，和美国方面达成了派遣留学人员的协议，周培源校长还提出了一个新名词——访问学者。这是由中国当时的特殊情况决定的。

派出第一批留学生的时间比较紧促，所以没有在全国进行选拔，范围只限定在北京、天津、上海，同时又把选拔重点放在北大、清华和中科院。最后，清华派出9位。当时清华的安排是先把名额分配到各个系。选中的人必须品学兼优，而且对英语的要求特别严格。由于五六十年代全面学习苏联，高校有很多俄语人才，而到美国进修必须以英语作为交流语言，各系的选拔是相当艰难的，如果选不出人来，名额就要作废。我当时在机械工程系，已经40多岁了，还是一个讲师。系里选了两三个人，我是其中一个。当时系主任亲自面试，我名列第一，之后又顺利通过清华大学和教育部组织的统一考试。后来，我还被选为这批留美学者的领队。现在我还保存着赴美前夕教育部给我的一封信，是教育部给美国驻华联络处办理签证的信函。

之所以能连闯三关，是因为我很早就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功底。我从小在教会学校学习，小学3年级就学英语，用的是美国的课本。到了中学，几何、代数、物理、世界地理等课程都是用英语学的。学校里有很多外国教师，锻炼了我的英语会话能力。“文革”10年，很多教师把外语书都卖了，而我坚信“知识就是力量”。即使被分配到学校的铸造车间劳动，白天搬砂子、扛生铁，晚上仍要坚持看英文书籍，做的笔记有好几册书那样厚。能够被选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访美学者，使我想起了一句话：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收到入选通知，我非常惊喜。自从1951年进入清华，我也有过多次去苏联留学、进修的机会。但由于当时过分强调出身问题，而我的父亲在解放前是一个民族资本家，所以几次机会都是不了了之，让我觉得出国留学的希望越来越渺茫。1978年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唤醒了我的奋发精神。出身不能选择，但一个人的道路是他自己走的。我衷心感谢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

当年教育部给美国驻华联络处办理签证的信函。

出国前，我们到北京语言学院进行培训。第一堂课就让我们“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培训老师对我们讲，因为政治突发事件不可预见，所以只要没上飞机就不算出国。短期学习之后就给我们放假了，赴美时间初步定于1979年初。

正在休假期间，大概在1978年的12月中旬，我们突然接到紧急集合的通知。后来知道，因为《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了，1979年1月1日，中美互设的联络处要升格为大使馆，而小平同志也即将访问美国。为了营造中美建交和欢迎小平同志访美的热烈气氛，我们这批人要提前出发，时间定在12月26日，美国正好是圣诞节期间。

当时选拔出国的是50个人，后来北大有2位教师收到了美国方面的邀请，所以又增加了2个名额。12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方毅副总理接见了我们这52个人，陪同接见的有周培源、李琦。当天晚上，周培源及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亲自到机场送行，我们终于踏上了访美的路程。

改革开放后首批赴美留学人员卡片。

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来

由于当时中美尚未通航，我们的飞机要转道巴黎，再飞纽约。到巴黎时，中国驻法使馆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他们得到消息，在纽约机场，大批记者要采访我们。经过商议，我们决定接受采访。但是我们同外界隔绝了很多年，话怎么说呢？最后，我们在飞机上起草了一份声明。最后几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不远万里来到美国，不仅是为了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是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来。”30年以后，我觉得这话讲得还是很得体的。

在纽约机场，一下飞机，气氛十分热烈，镁光灯闪个不停。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当中一名教师有一个哥哥在美国，由于“文革”的影响久未联络。这次，他哥哥赶到纽约机场，两人见面后泪流满面热烈拥抱，场面万分感人。

到了华盛顿，已是晚上。使馆派车来接我们，工作人员说已经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们。从机场开到使馆的路上，远远的车灯，汇成洪流，蔚为壮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面，惊叹不已。

1979年1月1日，我们参加了使馆的挂牌仪式。当我们高唱国歌，仰望国旗升起，全身热血都在沸腾。紧接着，我们52人兵分两路，投入到迎接小平同志的活动中。一批人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我则分到另外一批，在白宫玫瑰园南草坪欢迎小平同志。当时，小平夫妇和卡特夫妇并肩站在观礼台上，仪仗队鸣放礼炮，场面非常宏伟与热烈。看着这个情景，我感到非常光荣和自豪。

随后，卡特夫人为小平夫人卓琳举办招待会，邀请了我们52个人全部到场。招待会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接待房间，卓琳在卡特夫人的陪同下接见了我们。她代表小平同志讲了一些勉励的话。“努力学习，学成回国，报效祖国”这3句话成为我们52个人2年进修学习期间的指导思想。

之后，使馆又为小平同志举办招待会。要来的客人很多，都是美国政府的要员和各个国家的使节，需要投入很多的人力。我们便自告奋勇，有人去洗杯子，有人去挂衣帽。招待会结束后，小平同志的情绪仍然很高，还跟大家照了相。

所有小平同志访美的镜头都传到了国内。家里人给我们写信说，你们都成电视明星了，经常能看到你们的形象。

由于国家长时间处于封闭状态，我们对国外知之甚少，刚去美国的时候，我们也出了不少洋相。当时出去的52个人没有一个人有相机，还认为彩色胶卷太贵，所以在国内买了不少黑白胶卷。到了美国，从使馆借了相机照相，结果一冲洗，黑白的比彩色的还贵。因为当时美国已大量生产彩色胶卷，冲印彩色胶卷的业务也已普及，黑白照片都算艺术照了，反倒更贵。

改革开放后首批访美学者中的清华9人。前排右二为柳百成。

当时国内刚刚开放，经济比较困难，家里都没有西装，只有王府井百货大楼后面的一个出国人员服务部才能做西装，于是大家集体在这里做。西装料子的颜色很少，大衣都是雪花呢做的，只有灰色和黑色两种，那种料子很重，穿在身上都坠得慌。在美国，新闻记者照相时都说中国的留学生着装统一。在卓琳举办的那次招待会上，我们52个人进屋后就脱大衣。招待会结束后，大衣是谁的都分不清楚了，好多人都穿错了。我比较留心，在领子后面写上了名字，属于少数几个穿对大衣的人。

到美国后，使馆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磁带机，跟块砖一样大小，用来学习外语。我们从来没见过，都如获至宝。后来到美国人的家中见到了音响，看到有很多按钮，又觉得十分稀奇，不知干什么用的。因为磁带机只有两个按钮，一个录，一个听。

我们是国家公派学者，经费都由驻美使馆配发。但使馆刚刚成立，跟美国社会的接触也很少，不了解一个人在美国生活要花多少钱，所以也不知道每个月要给我们多少钱。于是，我们所有的费用都实报实销。但口说无凭，要拿发票报销。所以无论到哪，“要发票”都成了我们的一个口头语。

不管怎样，我们这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访美学者总算踏上了美国的土地，而且是伴随着中美建交和小平访美这些重要的历史时刻，我感觉很幸运，也很荣幸。

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我在美国适应得比较快，在华盛顿进修英语3个月后，和我同去的清华老师都结伴去了别的大学，而我则独自选择了威斯康星大学。我是搞铸造的，经过查阅资料，我发现虽然威斯康星大学在美国综合大学中不是最强的，但其铸造学科在美国是数一数二的，所以我下决心只身前往。

当时，威斯康星大学已经有400多个中国人，都来自香港和台湾。在两个香港同学的帮助下，我寄宿在一个美国人的家庭中，住在他们家二层上面的阁楼里。我不喜欢中国人扎堆儿，愿意和普通美国人在一起，这样便于了解美国的社会和文化。我和这家人相处得非常融洽。1979年圣诞节，我还给他们做了一顿中餐，有好几道菜，他们吃了非常高兴，赞不绝口。直到现在，这家人跟我还保持着联系。今年5月份我重访威斯康星时，又拜访了这个家庭，跟房东太太见了面。这个家庭有3个孩子，整整30年了，孩子们都结婚搬出去了。房东太太把我拍的照片传给了她的3个孩子，很快就收到了他们的邮件，对我表示问候。30年前我在房子门口照过一张相，这次我又照了一张相。时空交错，感慨万千。

在威斯康星大学实验室。

在威斯康星的头3个月，我周末基本不用开伙，经常有人请我吃饭。有香港台湾同胞，也有美国的侨胞，他们迫切想了解国内的情况。我也给自己订了一条规矩，有请必到，不是为了省这顿饭钱，而是为了传递国内的真实信息，宣传我们国家的成就，消除他们的一些偏见。另外，还有当地的小学和中学请我去做报告，我都不拒绝。我认为，自己是国家和人民培养的知识分子，受党的教育多年，应该有能力应对各种情况，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当然，我投入最大精力的还是学习。在美国这2年，我有三大收获体会。首先，在威斯康星大学看到了很多先进的材料测试仪器，国内很少见。譬如扫描电子显微镜，清华在1976年才引进了第一台，非常珍贵，在美国则已很普遍和常见。还有电子显微探针、扫描俄歇谱仪等，过去听都没有听说过。我从事铸造学科研究，也要研究铸造合金的微观世界。现在的仪器分辨率越来越高，过去光学显微镜是1000倍，现在可以达到几十万倍。经过刻苦、顽强地学习，掌握了材料方面最先进的仪器。在美国最大的收获就是成功运用了材料方面的最先进仪器，大大提升了我在铸铁结晶凝固机理研究领域的学术水平。

其次，留学期间，我充分了解了计算机在美国的应用情况，敏感地认识到计算机将会改变人类社会的一切。我选修了计算机语言课，和美国大学生一起听课、上机编程，打下了扎实的计算机编程能力，为回国后开辟凝固过程模拟仿真新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国内我是较早就提出用计算机技术来进行铸造过程模拟仿真研究的，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近年来，国家也一再强调用信息化来促进工业化，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回国后，我们自主开发的三维铸造模拟仿真软件很早就被科技部指定为重点推广的软件。直到今天，清华在国内这个领域上一直处在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我曾应邀在美国做关于计算机模拟仿真铸造过程的报告，美国密歇根州州长专门给我颁发了一个“特殊贡献”奖状。

再者就是，如何充分利用2年的学习时间，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条件。我利用寒暑假，多读、多看、多访问。2年时间里，我访问了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凯斯西方储备大学等，还参观了美国通用和福特两大汽车公司的技术中心和铸造厂。在最后一个学期，我主动提出到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去进修，扩大了我在材料加工工程学科的眼界。威斯康星大学的铸造学科很著名，在我留学期间，就有很多国家的学者在这里进修访问，如今这些人都是各个国家铸造学科的带头人，我们也经常联系，开展学术交流，加强国际合作。我经常在国际会议上碰到这些人，大家都自称为“威斯康星学派”。在我的倡导下，今年5月在威斯康星大学开了一个铸铁研讨会，并以我当年的导师Loper教授命名，把当时各个国家的访问学者、博士后、博士都召集在一起，一共来了11个国家的80位代表。30年后，我重访母校，Loper教授见到我非常激动。他一再夸奖我，并为当过我的导师而骄傲。同时，我也让国外的同行们看到了中国学者的真正实力，身为一名中国人，我感到无比自豪。

报效祖国是我惟一的信念

2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决心按期回国。

到了美国，我见到一位定居美国的中学同学，他已经在国外成家，事业有成。他问我要不要留下来？我很明确地告诉他，我是一定要回国的。我的志向和决心打动了他，2年来，他对我倍加关怀，冬天给我寄些衣服，还经常到威斯康星看望我，这也让我心存感激。

1979年下半年，我受邀到一个中学演讲。开始我讲了中国的长城、熊猫等等，后来学生们开始提问。一个高二的学生问我：“你对美国的印象怎么样？”我说，美国的科学技术非常先进，我在你们这里学到很多的先进科学技术。他紧接着问：“你要不要留在美国？”我毫不犹豫地唱了一首著名的英文歌曲Home Sweet Home：“Home sweet home, there is no place like home.”歌声停止，全场掌声雷动。

中国人有志气，我们是为了国家的发展而出去留学的，也要为了国家的发展回国效劳。我们的根在中国，中国是最有发展潜力的国家。我们一行52人学成后全部回国。1988年，第一批赴美访问学者出国留学10周年的座谈会召开，我们中间到了20多个学者，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伍修权亲自到会，大家坐在一起回忆当初留美的日子，感慨万千。

1979年柳百成（左）在威斯康星大学从事科研工作。

留美是我人生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这几年我的成长，包括我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和我到美国的留学经历是分不开的。

而对于国家来说，这第一批访美学者也成为中国划时代的里程碑。我们之后，在一批批地往外派。我刚回国时，有些高校请我去介绍经验，那些人都是整装待发要走的。有的人还问我：“柳老师，到美国去，我想带块洗衣板您觉得用得着吗？”我心里暗暗发笑。看得出来，中国在30年前是如此隔绝，对国外的了解是多么匮乏，差距真是太大了。正因为如此，才更要不断派出留学人员，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开辟出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来。

回国后，不仅我原来研究领域的学术和理论水平提高了，而且又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在铸造领域，我获得了一系列奖励，还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其中一篇获美国铸造学会杰出论文奖。我领导的学术团队在国际学术界也占有了一席之地，我相继应30多所国外著名高校及企业的邀请去做报告。现在很多跟铸造有关的国际会议我都是国际学术委员会的委员，经常应邀做大会主题报告。

1999年当选工程院院士以后，我的研究领域更开阔了。在中国工程院的领导下，我从学术性研究扩展到战略性研究。2003年国家启动了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有关于制造业发展的专题，组长是徐匡迪院长，有几十位院士，近200名专家参加。我参与起草最后的研究报告，并陪同徐匡迪院长在中南海向温家宝总理及其他国务委员做报告。在此之后，工程院有很多大的咨询项目我都积极参加，进一步发挥了我的作用。2007年，在徐匡迪院长及邬贺铨副院长的领导下，完成了《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战略研究》咨询报告，我任副组长并起草总报告。咨询报告得到了曾培炎副总理的批示并加以肯定。

刚回国时，根本没想过哪一年能再出国。但目前为止，我已出国50多次，到美国也有10多次了。改革开放给了我这个出国留学的机会，我惟一的信念就是努力学习，顽强拼搏，报效祖国。如今，这个愿望实现了，我感到很欣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将继续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安康，贡献我毕生的力量。　　　（题图摄影/曹吉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