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留学就没有我的今天

口述/旭日干　整理/王文乐　段风华

旭日干，1940年8月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科右前旗。1965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生物系，1984年获日本兽医畜产大学兽医学博士学位。1993～2006年任内蒙古大学校长。上世纪70年代以来长期从事以家畜生殖生物技术为中心的现代畜牧业高技术的研究，首次探索出山羊、绵羊和牛精子体外诱导获能的途径，培育出世界首例试管山羊和国内首胎、首批试管绵羊、试管牛，并建立了规模化生产试管牛、羊的整套技术体系。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试管内杂交育种技术工艺，为家畜改良和育种开创了新的技术途径。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学会副会长和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副理事长等。

我的根在内蒙古大草原

我的名字“旭日干”在蒙语中是“狂风”的意思，其实我姓包，写文章的时候，我一般都把姓带上。但现在好多场合，人们都以为我姓旭。

蒙族人对姓氏不太讲究，因为在蒙族文化中，姓氏是接受汉族文化的结果。蒙族人重名的太多，特别是农村牧区，由于牧民的文化程度较低，大家起名就是互相抄，所以叫巴特尔、高娃一类的就特多。我在给自己更名的时候就考虑尽量不要重名，而且希望这个名字在蒙语、汉语里都要有一定的含义，最好还能短一些，这样汉族同胞叫起来比较容易，顺嘴。

我的专业是生物学，因为从小就在大自然环境中长大，所以对生物很热爱。记得小时候，家乡的生态环境相当好，动植物资源很丰富，我从小非常热爱大自然的动植物。

我们从初中时开始蒙语和汉语双语授课，考大学的时候，可以用母语——蒙语考试，上大学以后就全都改成汉语上课了。

母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不管是学汉语还是学习外语，关键是环境。到了城市的环境里不学也得学，很自然就学会了。但是在文字书写方面还是有困难，在上大学以后一边学，一边慢慢提高。

现在我在家里还是用蒙语交流，工作和写文章时用汉语，很少用蒙文了。“文革”期间，我把一些生物方面的科学文章和书籍翻译成蒙文，像《进化论》、《生命的起源》等，还出过几本书。从日本回国以后的20多年，没写过蒙文材料。

但不管走到哪里，我的根在内蒙古大草原。

世界首例试管山羊诞生20周年纪念（2004年）。

留学改变人生

我人生当中留学的这段时光，决定了我后来的发展轨迹以及学术成果。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留学，我现在不知在干什么呢。

1965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内蒙古农牧科学院，我很庆幸，毕竟可以走上科研的道路了。1972年，我回到了内蒙古大学，开始在生物系任教，教授动物繁殖学和胚胎学。除此之外，还教授生物系学生必须掌握的照相技能等。1974年，生物系的一些老教授开始进行家畜胚胎移植的研究，这是国内最早进行此项研究的单位之一。但大学的经费却并不足以支持这项研究的顺利进行，工作起来十分艰难。当时连个像样的照相机都没有，到了牧区没有交通工具，显微镜都是背着走的。我在科研小组里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能骑马。到牧区做实验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离得很远，有时候要走二三十华里，所以需要药物处理的时候我就可以骑马去，骑着马，带着药物，打完针再回来。

在将近8年的研究中，我们将胚胎移植这项技术操作得很娴熟，有些牧民也从我们的科研成果中获益，但这项技术的应用并没有形成规模。当时中国的条件也不可能将胚胎移植技术与牲畜体外受精结合起来开发应用。我自己也深深地体会到了科研的瓶颈：资料短缺、知识匮乏、产业落后。

1982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打算从各高校挑选20位优秀教师送往日本留学。报名人员将进行为期1个多月的日语培训，并通过最后的日语考试选拔出前20名。日语和蒙语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属阿尔泰语系，虽然文字不一样，但语法非常相近。所以蒙族人学日语有两个优势，一是语法相近，二是蒙族人懂汉字，而日语中有很多汉字。出国前的外语选拔考试，我就占了这方面的便宜，尽管当时我对日语的语法了解不多，但是我按蒙语的语法套，结果还不错。另外，日语的卷舌音比较多，但蒙语的语音比较全，蒙族人发卷舌音不发愁，所以我学日语并不困难，语言障碍克服得比较快。

到日本后，刚开始我被分配到日本兽医畜产大学，但是那里没有我学的专业。所以他们又把我安排到日本农林水产省畜产试验场，它的地位相当于中国农科院。这是一个国际一流的研究单位，有很多杰出的科学家，花田章教授是其中的一位。到花田章教授的实验室进行胚胎工程研究，后来知道，这个安排是兽医畜产大学的校长今道友则先生和我的导师山内亮教授商量后有意安排的。

花田章教授对中国留学人员并不了解。在他的印象中，中国十分落后，而中国的内蒙古地区更落后。他曾对我说：“我听别人介绍，一直以为内蒙古还处在成吉思汗时代。”在实验过程中，花田章的要求十分严格，比如在洗涮器具时要用无离子水反复冲洗，甚至对如何放置实验仪器都有明确的要求，而实验结果更要计算到小数点后4位。但不久，花田章就对我的业务能力喜出望外。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也有人做这些实验，在有些实验环节上我比他们还熟练。最后花田章把他的重大的项目让我去做，这跟我在国内打下的基础有关。

查看试管牛情况。

我在日本学习期间，专攻家畜繁殖生物学。当时哺乳动物体外受精属世界性的重大课题，尽管上个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试管兔”和“试管婴儿”先后培育成功，但在畜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家畜绵、山羊的体外受精试验却一直未获成功，关键技术难有突破。

在花田章的指导下，我专攻“山羊、绵羊体外受精”这一重大课题，在70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每天工作投入十几个小时。在对前人的牛羊体外受精试验方法和相关资料进行系统研究分析的基础上，经过数百次的实验研究，提出了山羊、绵羊精子药物诱导获能新方法，并用于山羊体外受精实验。

终于有一天在显微镜下我惊喜地发现，在药物的诱导下，山羊卵子的体外受精成功了！

接下来就是试管羔羊的培育，我每天都细心地观察受体母羊的微小变化。1984年3月9日18时10分，世界上首例试管山羊在我们实验室顺利诞生，轰动了日本和国际学术界。它是世界上第一胎试管山羊，由于是日中合作，这只羊被取名“日中”。“试管山羊”的育成，将国际胚胎工程技术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我们的成果出来以后，在舆论界和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当时方方面面都在报道。日本媒体下了很大功夫，他们在成果出来之前的1个月就开始跟踪我们，之前1个星期住到了我们附近的宾馆，每天都打电话问进展怎么样。试管羊出生后，20多家媒体一起赶到现场，第二天早晨，电视、报纸、广播同时报道。

和同事一起接生试管绵羊。

我也因此获得了日本兽医畜产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因为这次的出国留学计划中，原本没有授予学位这一计划。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的条件十分严格，必须是讲师以上职称，并取得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花田章博士对我说：“聪明和勤奋是你取得研究成果的重要原因。”

差距·变化·责任

留学带给我的感受，第一是差距，第二是变化，第三是责任。

留学以后，我在思想上一个大的变化，就是看到了当时我们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对国际科学技术发达程度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

去日本之前，发达国家在我脑海里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在国内看过几部日本电影，也很难感受到实际情况。到了日本以后，我感觉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那时候我们买不到西服，只有出国人员才有资格买一套西服，而且要到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去定做。

到了日本，别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因为日本人的西服不光是面料好，而且工艺讲究，穿起来很平整。我们的西服穿起来经常起褶，所以一件西服就可以看出两国的差距。

那个时候，想在国内买一台黑白电视都很困难，但到了日本，到处都是彩电。当时北京的大街上没几辆像样的汽车，一般都是伏尔加和老上海。而日本到处是汽车，就像北京现在的情况。在国内学日语的时候，书上说大都市到处堵车，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堵车，到了日本才看到真正的堵车。我们当时就感觉到日本的科学技术已经武装到牙齿了，看到了真正的科技强国的形象。

现在回过头来感觉到我们国家确实发展得很快，我们刚去日本的时候就想，自己的国家能不能发展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当时乐观的估计是需要半个世纪，我们这代人可能看不到了。没想到才过去20多年，好多地方已经赶上和超过日本了，尤其是城市的发展。当时的留学生毕业后回来都要带“几大件”，包括缝纫机、收音机、音响、电视机、洗衣机、手表、自行车这些东西。现在我们的好多商品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他们。前年我去日本，不管走到哪个商店，想给孩子买点东西，稍不注意就有可能把国内生产的商品买回来。

花田章教授这两年来中国，也感觉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他很有远见，1983年我同他一起工作时他就预见，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也就是20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赶上日本。因为他知道，日本也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就发展起来了。

我一拿到博士学位就回国了。日本人想留我再学一年，因为实验虽然有了重大突破，真正运用到生产上还需要做很多工作。但我没有任何留下来的想法。留学期间，看到与发达国家有如此大的差距，我们这一代人本能地产生强烈的责任感。总感觉没有理由落后于他们，我们很想把自己的国家发展成像日本一样的发达国家，为国家作贡献的意识特别强烈。在日本的时候，我就想回国后赶紧把研究搞上去，在国内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这种意识非常强烈。我在日本的第二年就开始准备回国后的工作，当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仔细考虑回国建立实验室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仪器、管理。还想到了会遇到什么困难，如何解决等等，我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培养研究生。

无论做什么都是国家的需要

1984年4月，作为蒙古族学者中第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我回到了内蒙古大学。

回国后，我用了近2年时间主持筹建了内蒙古大学实验动物研究中心，在国内率先开展了以牛、羊体外受精技术为重点的家畜生殖生物学及生物技术的研究工作。

因为有原来的科研基础，加上在日本取得的成果、经验和技术方面的积累，我在学校重新开始课题研究时已经有了最基本的条件。我自己信心很足，觉得问题不大。回来以后，国内“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已经形成，知识分子和科研人员受到高度重视，国家、政府都大力支持科技人员。我回国后，内蒙古自治区科委主任专门到我家里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她很支持在自治区开展科研工作。我给她报了一个计划，很快就批了20万元经费，当时来讲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当时我在学校连办公室都没有，所以政府的资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万元经费主要用于购买设备、药品、试剂等。后来内蒙古计委又给我补了40万元拨款用于筹建实验室，最后实验室建成的时候共拨了89万元，我们建立了一个2400多平米的实验室。学校让我组建自己的团队，我便从应届毕业生中选了2名学生送到日本学习，日本方面非常支持，完全免费。学习了半年多时间，最初的团队由1个人扩充为3个人……

那段时间，我比在日本留学时更忙，每天在实验实里工作十几个小时。特别是1989年前后，为了出成果，我经常吃住在实验室。早上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都带上饭盒，饭盒里装着午饭和晚饭，骑上我在1965年买的一辆自行车就直奔实验室了。了解我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自行车和饭盒是我离不开的两件宝。

1989年，我们成功培育出我国首胎、首批试管绵羊和试管牛，该项成果被评为我国1989年度十大科技成果之一，一举使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成为继美国、日本等国家之后拥有该技术的国家之一。

当了校长以后更忙了。1993年，教育部提出建设“211工程”，当时内蒙古大学已经是国家重点大学，但如果进不了“211”，重点大学的地位就保不住，加上“文革”后学校条件非常差，政府非常着急。自治区教育厅反复到学校了解情况，很多领导和老师提出，“只有旭日干当校长，这件事才有可能。”我自己也感觉到，没有学校的发展，实验室也不可能有大发展。

要做好工作，首先要投入到位，我不比别人聪明多少，但必须投入。要根据国内外高等教育、高校的发展趋势来为自己的学校做规划。搞基本设施建设的时候，经常晚上不睡觉，亲自到工地上监督工程进度和质量。政府给的钱来之不易，要用好，学校的一砖一瓦都得操心。管理到位了，工作就上去了。内大人特别能干，通过“211工程”建设，使学校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与学生在一起。

这校长一当就是14年……

自从我成功培育出国内第一胎试管绵羊和试管牛，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我们的实验室已经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和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岗位。这些成果是团队的成果。“团结、务实、创新、严谨”的团队精神成为我们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2006年我离开了内蒙古大学，原本打算回到实验室专心研究工作，可没想到又当上了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到了工程院，情况就不一样了，这里是国家学术界具有最高荣誉性和咨询性学术机构，副院长的工作比较宏观一些，不像学校工作那么具体。每月我还能回内蒙古大学一两次，指导我的研究生。

现在我感受到了当副职的好处，不再像当校长时那样考虑全盘，除了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还能找到一定的学习时间。工程院这么多院士，都是各个领域里的顶尖人物，如果自身的整体素质、管理能力欠缺，就有可能无法胜任这个岗位，压力满大。所以我还要抽出一部分时间进行充电，提高自己的整体素质，晚上回家后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学习。

我负责的院士增选工作是院士队伍建设中很重要的环节，是第一道关，责任重大。近几年，工程院特别重视院士选拨中的学风道德问题。《章程》中特意增加了4个字“品行端正”。把好这一关很不容易。

我们这一代的人，特别能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从内蒙古大学实验室主任到校长，再到工程院副院长，无论做什么都是国家的需要。到了这个年纪已经没有精力做研究工作了，相比年轻人来说知识也老化了。现在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培养人才上，支持年轻人，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早成熟，自己尽量早点离开位置，给他们腾出更广阔的空间。

搞过科研，当过校长，这些工作经历为我现在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所以角色转变较快。

我生来就是个闲不住的人

熟悉我的人说，我命中注定要受累，我生来就是个闲不住的人。“文革”以前，除了学习，种地、锄地、割地、打场、碾米、赶车等等很多活儿我都干过。1964年在草原上实习的时候，参加科学院的综合考察，我们的考察队专门有一个“司机”——马车车夫。那是一辆四匹马的套车，在当时就算不错的交通工具了。有一次“司机”病了，但我们的工作不能中断，于是我就当了一回“司机”。

我母亲身体比较弱，白天干了很多活儿，晚上还要做针线活儿。做着做着就困了，经常把手给扎了，我非常心疼，就决定帮她干。纳鞋底、拆洗被褥、补棉袄，样样不落。有了这段经历，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被褥、棉袄的拆洗都是自己做，而且最擅长补袜子。“文革”期间，我还学会了木匠活。我结婚的时候家里没有家具，只有一个木箱子，同学朋友送的东西都是暖壶、铁锅、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石膏像等。后来我从印刷厂买回夹板，又从同学那借来工具，开始自己做家具。小板凳、写字台、书架、立柜，什么都做。大练钢铁的时候还盖过土高炉，干过瓦工活。

在我的初中毕业纪念册上，一位同学留下了这样一句话：祝你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没想到真成了现实，当了科学家，但不一定很优秀。

1972年，我在内蒙古大学任教的时候，实验室的很多东西由于“文革”都不能用了，我是教胚胎学的，实验材料、标本非常重要。于是把精子、卵子、受精、胚胎发育各个过程都画在布上用于教学，一共画了百八十幅，条件由自己创造。我还自学了照相技术，给学生上照相课。

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很少上街。日本的节假日很多，一个礼拜只工作4天半左右。日本人一休息我就很高兴，因为实验室就成为我的天下了，我在那里天天坚持工作，周六日也不放过。我留学的这2年，几乎可以当4年用了。

我在内蒙古大学当校长的时候，因为管理非常严，引起了有些人的不满，说学校来了个“小日本儿”管学校。我心里只想我比起日本人还差多了。学校要严格管理，就要严格管理干部，学校要发展必须要有能干的管理队伍。要求所有的干部上班时间不准喝酒，喝酒就不要来上班，曾经有一个处长喝了酒以后来参加会议，被我撵走了。为什么日本能够如此发达，没有良好的管理是不可能的。对于部分人的不理解，我则通过有成效的工作来回应。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的管理是好的，包括那些曾经对我有意见的人。

我现在已经快70岁了，老伴儿和孩子们强制性地要求我多休息，不要像过去那样绷得那么紧，我也在努力去做。但是我必须不断学习，努力工作，要适应现在的工作需要，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不能拖后腿。

工作是我最大的乐趣。

（封面、题图摄影/ 鲍效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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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K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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