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留学生太棒了！”

口述/李滔　 整理/王文乐

李滔，新中国第一位教育参赞。1951年底奉调前往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至1986年初从国家教委外事局局长岗位退下来，后又担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前后30多年，他把自己“最黄金”的时间献给了我国的教育外事工作。他为我国的教育外事特别是留学教育事业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本文是他对那个年代的珍贵记忆。

从军官到参赞

1950年，我在湖南军区政治部担任秘书长，级别相当于大校。当时湖南军区决定让我到南京军区，进入刘伯承任院长的专门培养高级干部的南京军事学院去学习。就在这个时候军委发来调令，要调我去北京，但没有说具体的安排。当时湖南军区领导都很支持我去南京学习，于是给军委发了个电报，说了要派我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事，问能不能免调。军委又来了一个电报：3日之内必须成行。没作任何解释。我那时候也没什么行李，卷了铺盖就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到了北京以后，军委直接把我转到中组部，住进了中组部的招待所。到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后来，外交部的伍修权找我谈话，说组织决定派我到国外去，到苏联去。

“到苏联干什么？”我问他。“当参赞，管留学生。”我当时对留学生一点概念都没有。我问他：“我一个人去，我妻子能不能去？”他说：“你妻子可以去。”我又问：“保姆和警卫员能不能去？”他笑了，摇摇头。我最后问：“能不能带枪去？”他说：“不行，保姆、警卫员都留下，枪更不能带，就你们俩去。”

那个时候选外事干部，基本都是从部队选，很多大使都是脱了军装上任的。另外一个条件是要有文化，因为我有点文化所以被选中了。实际上我只有初中文化，但在当时的部队中也算是比较拔尖的了。

我坐了9天火车，终于到了苏联。那个时候使馆的工作人员除了张闻天会俄文，其他人都不会俄文。我去了以后，使馆为我配了一个翻译。张闻天对我说：“你主要的任务是管留学生，建立留学生管理处，你担任参赞。”我就一步步把班子建了起来。

我在苏联的时候，团中央曾派出100个学生到苏联的团中央培训学习，也由我负责管理。1954年前后，胡耀邦到捷克去开世界青年会议，路过苏联。我对他说：“耀邦同志，你派了100个人让我管理，你也没派个人来帮我。”耀邦说同志：“这100个人里你挑，挑出谁是谁。”我就把钱其琛给挑出来了，我们俩在一起合作了十几年。

李滔（中）在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期间看望在基辅工学院的中国学生。

“政治坚定、业务精通、

作风正派、身体健康”

1948年东北刚解放时，中央就派了一批人到苏联去学习。他们先在苏联中学学习俄文，然后再进入大学。这些人的大部分我都还记得，他们当中有李鹏、邹家华、叶正大、项苏云、朱敏、刘允斌、蔡特特、任湘、冯理达……派这批人的目的就是出去学习，培养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首次向东欧派出留学生是1950年；首次向苏联派出留学生是在1951年，一共375人。1950年～1965年，国家教育部门向苏联和东欧地区共派出留学生10698人，其中去苏联占绝大多数。

开始派留学生去苏联的时候都没有在国内培训外语，而是在国外学习外语。1952年国内成立了留苏预备部，开始在高中生和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进行选拔。那时候选拔的都是尖子，不仅注重他们的学习，也注重他们的政治条件。培训1年以后再派出去。在培训过程中又进行了严格审查，包括业务情况、政治情况、思想情况。这批人主要学习理工和军工。后来国家还专门派了实习生。

这些留学生出去后太勤奋了。那个时候我们对他们讲，学习成绩不一定拿5分，4分、3分就可以了，但是他们不听，拼命要拿5分，要是拿不到5分就感觉很没面子。他们一天到晚就是宿舍、课堂、图书馆几个地方跑来跑去，在学习上我们根本不用费劲去督促他们。

后来，刘少奇专门和苏联领导人联系，希望中国留学生能够参加苏联的党和青年组织的活动，苏联方面同意了。所以，中国留学生有时候会参加苏联党的会议和苏联共青团的活动。苏联共青团的活动并不像我们共青团的活动是坐下来学习和讨论，而是跳舞。对于跳舞我们的留学生没有兴趣，而且对苏联年轻人自由开放的作风也不满意。因为那时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学生住在一起，一到星期六，苏联学生就说：“哎，你出去找个地方住。”我们的留学生被支出去了，他们好把自己的女朋友招呼过来。

中国留学生学习勤奋有目共睹，得到了苏联人的一致赞赏。有一次我到列宁格勒出差，当地市委宣传部部长跟我开玩笑说：“你们中国的留学生太好了，小伙子们都太棒了，我们的姑娘都想找你们的小伙子，你们为什么不让！”

那个年代，国家不允许在外留学生恋爱结婚，交朋友都不行。后来政策放宽了一点，经过中央批准，在管理上实行外松内紧。这一外松内紧，一下子冒出来差不多100对儿。但后来大部分都没成，少数成家回国的也没有太好的结局。后来有一个留苏学生对我说：“李滔同志，那个时候你找我谈话，我要听你的就好了。你不知道我后来受了多少苦。”

我们对留学生的管理很严格。回国后，有一次开会，一个留学生在会上向我“抱怨”说：“李滔同志，你那时候管我们管得太严了。”我回答说：“我不管你们严，你们能成就吗。”

刘少奇的次子刘允若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时，对专业不感兴趣，和同学的关系也不太好，情绪经常波动。刘少奇写信对刘允若进行了多次教育，还给使馆党组织写信，要求严格管理，不能让他转专业，实在不行就把他送回国。少奇同志有这个决心，我那个时候也就理直气壮了。我把刘允若叫到办公室，给他讲道理。说着说着，刘允若拔起腿来就走，我啪地一拍桌子喊道：“你给我回来！”他站住了，蔫蔫地就回来了，坐在对面，我又继续给他做工作。最后，经过我们的教育，他转变过来了，后来终于学成回国。但是可惜的很，因为少奇同志，刘允若在“文革”中受到牵连，不到50岁就生病去世了。少奇同志的大儿子刘允斌出去的早，在苏联做了研究生，专门研究铀矿，回国后到了西北戈壁荒原的核实验基地，担任了副总工程师，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究制造者之一。1967年，他也因为受到牵连卧轨自杀，死时也不到50岁。从我经历的这些事情中可以体会到，少奇同志的思想、人格之高尚，是非常令人难忘的。

对于留学生的管理，除了我所在的留学生管理处以外，还有留学生党委、学生会。李鹏、宋健都担任过学生会主席。另外各个学校还有党的支部、团的支部，跟国内一样健全。中国留学生分布在苏联的20多个城市，大部分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哈尔科夫。这么多人只有一个学生会。另外，我们在列宁格勒和乌克兰地区都派了专职干部，当时钱其琛就负责列宁格勒的工作。

向苏联、东欧派遣留学生的计划是作为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十年规划的一部分而制定的。当时党中央设立了一个由聂荣臻、李富春、陆定一组成的中央留学生领导小组。1952年后，中央向各个国家都派了专管留学生的干部。当时对留学生提出四点要求：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正派，身体健康。这是张闻天提出来的，我们一直贯彻这个指导思想。

李滔（站立者）在加拿大与留学生交流。

历史的嘱托

1957年11月17日。毛主席在苏联接见留学生，同时参加接见的有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杨尚昆、陈伯达、胡乔木等。毛主席对同学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是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他讲到青年人应该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当时他分析国际形势时提出了“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最后，他讲了三句话，“第一，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二，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第三，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我和大使当时是会场的主持，一直陪着毛主席。

后来他又到留学生宿舍，看望经济系的两个留学生，一个叫苏红，一个叫沈宁，给他们讲：“努力学习，建设祖国，加强与苏联师生的友谊。”

1957年，刘少奇和邓小平访问苏联，我去作汇报。本来少奇同志也要听，但有事离开了。小平同志听完我的汇报后，对我们留学生的表现非常满意。他说，这些留学生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要很好地爱护，严格要求他们。不但要努力学习专业技术，还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政治思想坚定，为增进中苏人民友谊作出贡献。要锻炼身体，劳逸结合，智力体力双丰收，才能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1953年7月25日。周恩来总理在向苏联和东欧派出的留学生的讲话中提出：身体好、学习好、纪律好。总理说：“身体是学习工作的物质基础，你们今后的任务比我们这一代更重，一定要注重身体锻炼。第二，学习好。吸收外国的长处，化为我们的长处，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现在我们更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知识，这一光荣任务放在你们身上，需要你们学好为祖国服务。第三，纪律好。青年人的好处是容易吸收新鲜事物，但容易骄傲，应当谦虚，学而后知不足，要尊重兄弟国家的法律和学习纪律。我相信，三五年后，等你们光荣完成学习任务回国，就一定能接替我们的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讲得多么中肯，实际上也是这样，后来这些人也慢慢地接班了。

1965年3月25日，周总理在罗马尼亚接见中国留学生，讲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宏观关系的问题。当时周总理提出“又红又专”。“在国外学习要站稳立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要打破洋框框，做到学以致用，为祖国建设服务。年轻人要牢记革命的过去，从革命传统中受到教育。”这是周总理两次对留学生直接的讲话。

1961年，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撤走了专家，限制我们的留学生获取资料，特别是一部分学军工和尖端技术的留学生受到了限制。但是苏联人民对我们仍非常友好。周总理因此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聂荣臻、蒋南翔和我参加。当时我已经回国，在教育部任留学生管理司司长，因此由我负责向总理汇报。我就把专业的情况详细地作了汇报，有多少人，学什么专业，有什么困难。周总理认真地记录下来，听完汇报他又仔细核对了一下，最后说：“对，你汇报的对。”

然后周总理决定调这些学军工和尖端技术的将近1000名留学生回来，剩下的人继续学习。这批人调回来以后都被分配到一机部等部门。分配工作的时候，我去给他们讲的话。在宣布决定时，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没有一个人讨价还价，真是感动人。这些人对我们的军工专业和原子能工业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1964年前后，当时由于我国对外交往取得了很大发展，和很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小平同志决定，要派出1900多名留学生到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去学习科学技术和语言。我们就从全国的中学和大学一年级挑出了这批留学生，他们在北京体育馆集中学习。小平同志还特别指示，这批留学生在出国前到东北和上海参观，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情况，增强信心。于是派了两列专列，由钱其琛带队奔赴上海和东北，让他们增加对祖国的认识，增强心中的自信和骄傲。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清华大学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当时方毅、蒋南翔、刘西尧、刘达都参加了。小平同志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今年选三四千，明年派万把人……请方毅同志主持，搞个规划，……数学竞赛中考得好的可选一些出去……出国前要以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先学好外语……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留学生管理制度也要改变一下，不要看得死死的……教育部要有一个专管留学生的班子，可到留学生较多的国家去看看，经常了解留学生的状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怎么选派，派到哪里，要订好计划……”

1978年8月21日，部分中国驻外使馆文化参赞会议召开，由教育部、外交部、国家科委传达小平同志的指示，研究留学生派遣方案和留学生管理工作，并写了报告给国务院。很快，在10月17～22日，我们就派了一个由周培源为团长的访问团访问美国，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就中美互换留学生问题进行了会谈。这是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以来，中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赴美国访问。

那个时候，小平同志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决策不仅国内各个部门表示坚决拥护，许多国家的政府、高等学校也表示热烈欢迎。很多外国媒体如此评论：“迄今共产主义世界中尚无先例。”“使北京的外交官感到震惊！”“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的政治自信心。”海外的一些华人知名学者也说，中国向海外大量派遣留学生是战略性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

一直到1987年，10年期间小平同志始终关注这个事情。一些华裔美国知名学者，如李政道、杨振宁、陈省身、丁肇中等来华访问，小平同志都亲自接见。接见这些人的时候我都在场。

1979年开始，我们设立了更多的留学预备部，在全国建立了11个出国留学生的外国语培训基地。学日语的在东北培养，学德语的在同济大学培养，学英语的在上外、北外、西外、广外……

1984年， 李滔（前排左二）在美国与留学生座谈。

“要为祖国争气”

胡耀邦在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对留学生也特别关心。在耀邦同志主持下，先后派出了两个中央慰问留学生的代表团，两次我都当团长。

代表团出发前，耀邦同志亲临指示，和团员合影留念，并同彭真、邓颖超等向留学生做了录像讲话。耀邦同志在中央台录了一次，拿回来一看，不好，又录了一次。他讲了几句话，其中一句话是：要为祖国争气。他还嘱咐我们给留学生带糖去。我们就带了大量的糖，但是到国外一个人只能分一块。即便如此，也让留学生感觉到了祖国对他们的关怀和温暖。我们把相声演员姜昆也带去了，到处给留学生开会、放录像、讲话、演节目，受到了留学生的热烈欢迎。

我们去了以后，有时候就跟留学生住在一起。留学生把床让出来给我睡，他们睡地下。我们聊天，一聊聊半夜。有一次留学生开车去接我们，那车门都是凹进去的。他解释说：“这是人家不要的车送给我的。”还有个女留学生去接我，她对我说：“李滔老师，我刚学了一个礼拜的车，您敢坐我的车吗。”我说：“我就坐你的车。”那时候我们跟留学生的关系特别好，很亲切。

代表团回来以后，我们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留学生的情况，并提出有少数的留学生不愿意回来，愿意留在国外。耀邦同志说：“没有关系，留在那将来做一个爱国华侨嘛。”汇报中还谈到自费留学生的问题。有些学校抱怨他们培养的好学生都自费出国了，耀邦同志说：“学生留学限制什么，你们学校工作做好嘛，不能怪自费留学生。”后来，教育部多次调整、修改有关自费留学的政策规定，明确了对自费留学生要同公派留学生一视同仁，这也是国家培养人才的一条重要渠道。

（题图摄影/曹吉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