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喜欢中国

口述/李恒德　 整理/王文乐

李恒德，1921年生于河南洛阳，1942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1946年公费赴美留学，1947年获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大学硕士学位，1953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专业为物理冶金学。1955年回国后分配到清华大学工作，历任工程物理系教授、教研室主任、系主任、清华大学材料研究所所长等职务；1986～1994年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材料及工程科学部主任。曾担任多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委员会、国家技术发明奖评审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评审委员会委员。1991～1999年担任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第1～2届理事长，1996年起当选为国际材料研究联合会主席。1994年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88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材料科学及工程系教授。

“我从没有想到要留在美国。”

1921年我出生于河南洛阳一个贫寒的小职员家庭，刚满5岁就上了小学，在我上5年级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从此，我的学业同日本侵华的战火交织在了一起。1938年，我到长沙考取了西北工学院。连绵的战火并没有挡住我求学的道路，我从长沙舟船过洞庭，乘车达襄樊，然后步行到淅川，再登骑自行车经荆紫关，一路过商南翻秦岭下蓝田抵西安，再转火车至宝鸡又南越秦岭奔赴汉中上学，走了1个多月的时间。这一路跋涉艰苦，对我的锻炼很大。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后，我在重庆和南川基层工厂工作了几年。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想到留学，也没有做过留洋的梦。

1944年底，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国民党政府恢复了停滞8年的留学生招考。我周围很多人都去应考，我也跟着他们一起参加了考试。我非常幸运也非常意外地被录取了。我所考取的是英美奖学金，这个项目招考的人数很少，不过几十人。这其中去美国的留学生有30多人，去英国的留学生有20多人，我被录取去美国学习冶金。

去美国之前，我就打定主意要回国。我从没有想到要留在美国。因为我的公费留学期限只有2年，当时美国的移民法也规定，中国留学生在期满结业后不得在美国求职，必须返回自己的国家。

1946年的4月，我乘着一艘运送美国士兵的“凤凰号”运输舰启程前往美国西雅图，途中颠簸了18天，我几乎天天晕船，难受得很。

刚到美国，我有些“胸无大志”，没想过要成为像居里夫人、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这些人我从小就没有听说过。在洛阳，我既没听说过收音机，也没有见过一块“冰激凌”。大学4年没用过一天电灯，很简单，没电！到了美国，我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只是希望能够把书念好。

为了练习语言，我无论走到哪儿都跟别人讲话。我到公园，看到椅子上有人坐，我就坐到他旁边同他聊天。我的语言水平提升了，交的朋友也多起来了，有中国朋友也有外国朋友。

在美国，我先后在3个学校学习。第一个学校是卡内基理工学院，位于美国的匹兹堡。这所学校是当年美国在冶金方面最好的学校，是出国之前我就已经申请好了的。

我本来学的是冶金，在来美国之前，对我来说冶金就是炼钢。但钢铁的微观结构是什么样子，我甚至没有用显微镜看过。来美国之后，我不仅看到了显微镜下的钢铁，而且看到了冶金方面的新技术，这些新技术新名词，以前听都没听说过。我加倍地努力学习，希望通过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弥补和更新我在国内大学学到的陈旧知识。每一个课程实验我都亲手完成：显微镜观察、X光衍射……比较先进的实验都做到了。我打下了扎实的功底。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这所学校的课程设计对人才的培养非常有益。他们专门为冶金系开设了量子力学课程，由物理学家授课，这在美国也是非常罕见的。这使我接触了当时非常先进的量子力学，我觉得受益很大。

1947年，我在这所学校拿到了硕士学位。

后来，为了能多进实验室，我在中西部一所较为偏僻的教会学校（Notre Dame）又读了1年研究生。这1年进入实验室做实际工作，在实验室有了张自己的办公桌，学会了实验室中的动手能力，仪器操作日益熟练，而且也增强了和异国同窗之间的亲密交往。

但我觉得我必须回到东部的一个大城市去上学，以便参与中国学生之间的活动。于是，1948年9月我又应招来到了美国常春藤大学之一的宾西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由于科研搞得比较好，教授经常把别的研究生叫到我的边上，让他们学习我如何做实验。

我的努力和能力使我得到了教授的器重。他将美国海军研究所的任务分配给我，让我研究原子能材料。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教授让我从铍和锆中挑其中一个进行研究。开始，我选择的锆，做了一年以后，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我果断放弃了，将研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我为之奋斗一生的铍上。

在美国，我一直很活跃。1947年为了酝酿组织“留美科协”，我曾受人嘱托到芝加哥找过丁瓒先生（丁瓒，中国现代医学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1936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心理学系，1947年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心理研究所副所长、世界科协中国理事、中国心理学会秘书长等职。编者注）商议过此事，他很赞成，但认为需要等待时机逐步建立。

1948年，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大片土地得到了解放。我们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充满了喜悦和希望。1948年底，一些中国学生在芝加哥成立区域性的“美中科协”（“美国中西部中国学生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我当时在费城立即响应，于1949年1月29日在纽约市宣布成立“美东科协”，以相互呼应。各地的地区性分会也纷纷成立起来。1949年6月，全美性质的“留美科协”在匹兹堡召开了成立大会，正式选出了领导机构，这是留美中国学生迎接解放和胜利的一片赤子之心的表现。会上发布了宣言，号召大家及早准备回国，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会上指定我和费城分会负责编辑出版《留美科协通讯》。这是全美科协几十个分会之间联络的纽带和桥梁。《通讯》每月一期，每一期印数约1000份，稿件很大一部分是从新华社通讯稿、《新建设》和可以收到的报纸以及国内信件综合编辑而成。为了办好这个刊物，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我和留学的同窗丁儆、傅君诏秘密聚会在我的住所，举杯遥遥庆祝，我们唱起了《东方红》，禁不住热泪盈眶。

这个时候的我，心已经“野”了，心思已经全部在国内了，想着该回去了。但因为组织活动、办刊物消耗了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耽误了我的博士课程，为了完成学业，我暂时没有回国。

“也许你能有一千条路可以逃出美国，我劝你一条也不要试。”

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反共、防共的浪潮。刚开始是驱赶中国留学生，从1948年到1950年间，留美中国学生大批地回到了国内，留美科协的大部分进步人士都回国了。然而很快美国就开始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

1951年9月，9名中国学生乘船回国，人到了夏威夷却被美国政府扣下，要他们在檀香山待命，过后不久他们都被押返到美国本土。这大概是美国政府强迫扣留中国留学生的第一个明确信号。

1950年时我已经决定最迟在1951年夏天回国，但是，美国方面已经注意上我了。

1950年的冬天，移民局把我叫去，在一间秘密的办公室中，在没有律师和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对我进行了8个小时的疲劳审讯。“你是不是共产党？”“你是否加入留美科协？”“科协的政治面目怎样，你为什么要加入？”“开过多少次会？”“讨论些什么？”“会上有无毛泽东、斯大林的照片？”……审问的结果是徒劳的。我知道这是他们在摸我的底，但是同时我也清楚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我违法的线索。

1951年夏的一天，华盛顿海军研究局的一位官员找到我的导师，把我调出了铍的课题组，停发了我的薪金。但是，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我还得进行下去。好在在美国的第二年我领过双份资助，因此我有一定的积蓄。我也不在乎，还是继续从事铍的研究。

1951年8月，我试着订了回国的船票，移民局发现了又把我找去，口头通知我不得离开美国。

10月22日，移民局给了我一份正式的司法部通知——禁止我离开美国的命令。“根据1918年通过的法律第225款和总统颁布的2523号通告，你离开美国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因此我们命令你，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否则将对你处以不超过5年的监禁或不超过5000元的罚款，或者二者兼施。”移民局的人还严厉地告诉我：“也许你能有一千条路可以逃出美国，我劝你一条也不要试。”

移民局收走了我的护照，并告知我每3个月向他们报到一次。

据我所知，凡是当时申请回国的（理、工、医）留学生都收到了这样一纸禁令。禁令还是起到了作用：所有的中国学生都不敢再申请回国了。

10月28日，移民局的4个人来到我的住处进行搜查。他们把桌子、凳子、柜子、抽屉都翻了个遍，搜走了一些国内的杂志、《留美科协通讯》、我从书店买的《列宁传》……看到可疑的东西就拿走。他们并没有搜查证，我以为这是逮捕我的前奏，但是并没有逮捕我。

我知道他们没有抓住我任何的东西，他们搜走的所有东西都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无非是一些杂志和书店公开卖的书籍。还有一套名单，这套名单是用来邮寄我办的《留美科协通讯》的，但名单也是公开的。

我收到禁令后的几个月，是我在美国最孤独、最难忍受、最痛苦的一段日子。我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彻底孤立了，没有人敢理我，我也不到实验室去了。1952年一整年我剩余的论文研究工作丢在一旁无心再干。于是我在学校以外找了一个绘图的工作维持生计，这是一个技术工人干的活。其实那一年我只要努把劲，就随时可以交卷。但完了以后怎么办？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争取回国了。

李恒德（后排左一）与留美同学合影。

“即使关进监牢，

我也必须同美国斗一斗！”

1952年的春天，朝鲜战场已处于胶着状态，交战双方在板门店进行和谈。

我接到移民局正式通知已经几个月了，实在忍不住了。当时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绝对不能被美国这样欺负，再苦再难，即使关进监牢，我也必须同美国斗一斗！

我找了十几个朋友，在新泽西州的麦德福营地组织了一次夏令营。在这个夏令营里我们议论了当前面临的形势和如何争取我们的权利。最后大家决定：第一，一定要跟美国斗争；第二，在这件事情上组织更多的人成立一个集体，壮大我们的力量。从此，我们就千方百计增强我们自身的力量，扩大到不少城市。

回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我遇到了以前在留美科协认识的一位叫苏开明的朋友，通过他我结识了一些美国朋友，他们对中国都充满了好感。认识了一批美国朋友后，我更觉得肩膀宽了，胆子壮了。

1953年，我和3个志同道合的中国留学生去费城听一位刚刚从延安回来的美国人伊斯莱的演讲，我们被他在延安的经历深深地吸引住了。我的朋友要立即同报告人交流，我不同意，生怕在大庭广众之下引出什么祸端。于是，我们把他约到了一个朋友家进行交流。我们把被扣留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他不仅很同情我们的遭遇，而且非常热心地答应帮我们想办法。

伊斯莱给我们介绍了一位纽约的律师，名叫高乐宾。他分析事情有条有理，和他一谈没有不清楚、不被他折服的。他是我们随后2年中最依靠和信赖的朋友。他告诉我们争取回国要依靠三方面的力量。首先是我们自己的组织和队伍的力量；第二是中国政府的支援和帮助；第三是美国进步力量的同情和声援。这三方面构成了我们日后争取回国的纲领和方向。

于是我几乎把我全部精力都放到了争取回国的活动中去。几个月之内，我们的队伍壮大了，包括了费城、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芝加哥等多个城市，人数达到了几十人，从1953年到1954年举行的大小聚会不下百次。

在一次费城聚会上，我们起草了一封给周恩来总理的签名信，附上移民局给我的禁令，委托伊斯莱设法转到国内。后来，我到外交部的档案室查到了这封信。据我所知，这是我们能够递交到中国政府手里的最早的一封签名信，正式反映了美国扣留中国学生一事，提请政府帮助，并提供了扣留的正式证据。同时，我找到了印度驻美国使馆，请求他们帮我们传递一封信到中国驻印度使馆，他们十分理解并帮助我们递交了信件。

当时报纸上登过一些消息，比利时、法国等国在北朝鲜被扣押的侨民由于苏联的斡旋获释了。所以我们也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几经周折，我找到了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先生。他边吃早饭边同我谈话。我向他诉说了美国扣留中国学生是侵犯人权的行为，请他主持正义，在联合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他对我们的遭遇很同情。

为了争取回国，我去找过很多美国团体和个人，如美国教友会、美国民权联合会、美国有色人种协会，他们对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都持反对意见。我还找到了罗斯福总统执政时的顾问皮克特先生，他就此事直接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信质问。

在美国，李恒德（右二）等人在“两弹一星”功勋者之一的陈能宽（左二）家中坐客。 

1954年初，我们得知要举行日内瓦会议，中国将和美国坐到谈判桌上。日内瓦会议要谈的是有关越南、朝鲜的问题。但是，我们决定也要争取把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列到议事日程上来。1954年3月，经过近1个月的准备，我们写了一封联名信，通过一位要到欧洲去的可靠朋友，将信带到了日内瓦。他在日内瓦的一条船上将信交给了外交部的王炳南、柯柏年两位先生，并汇报了中国留学生的情况。

就在这时，纸已经包不住火了。3月26日，报载移民局透露有100名中国学生想回国的消息。我们想一旦日内瓦会议决定谈判我们的事，我们就在美国行动起来，以作呼应。

5月26日，报载日内瓦会议上中美双方打算谈判侨民一事。于是我们决定开始行动。我们已经起草了一份致艾森豪威尔的公开信。信写得很委婉，我们尽量避免政治和争吵，而是娓娓地讲述我们的不幸，说明我们都是一些离乡背井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多年，远离妻小父母，想归国而不能，不仅不能以爱心报答父母的深爱，而且令他们忧愁、失望和十分痛苦。美国扣留我们背离美国的人道精神，我们所学知识是公开的，不影响美国的安全，最后吁请美国总统撤销禁令。这封公开信的主要执笔者是梁晓天先生。

我们把公开信发给美国总统、国会参议院议员、一些群众团体和各大报社。为了安全，我们没有通过邮政系统，而是我们自己投送。8月7日，大家在各地同时动手，把信发了出去。我和陈荣耀带了上百封信到华盛顿去投递，我们到处找信箱，每个信箱投一些。投完信，我们如释重负，在华盛顿的一个中餐馆小小庆贺了一番，记得喝的是五加皮。

这些信投石击浪，不仅没有招来原来担心的灾难，而且引来了无数同情和支援。中国留学生被扣留的事情在美国宣扬起来，在波士顿，记者访问了师昌绪、张兴钤、林正仙，报纸把他们的照片都登了出来。

“我们胜利了！”

1954年10月20日下午，我正在公司伏案工作，移民局给我打了个电话，叫我到移民局去一趟，“我们有好消息告诉你，我们想这个好消息你已经等得很久了，你一定乐于听到的。”

我放下了电话，全身的血液在翻腾。我知道一定是准我离境了!“我们胜利了！”我想大声喊叫和欢呼，但我是在公司的办公室里，周围都是那些不相关的美国人。我高兴，我激动，但我没有办法告诉另一个人知道。我只好稳定了一下情绪，又伏在画图板上，试着拾起刚才放下的铅笔，但是我的手在发抖，我已经完全被喜悦淹没了。

等我一得空，就跑到了移民局，那位管进出境的头头儿看到我，指着桌子上的一封信，冷冷地对我说：“拿走吧，这就是你想要的！”

我终于拿到了获释令，这就是我的胜利。

1954年的7、8月份，美国放了10个人，10月份又放了22个人，这其中有我。1955年又放了76个人，最后全部取消了对中国留学生的限制，中国留学生只要愿意回国，就可以回去。

1954年11月29日，我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渡轮离开了旧金山。在船上，我度过了最轻松最愉快的20多天，一点也没有晕船。12月20日我们一行人被从香港的码头押送到了罗湖桥。

我从桥的那一头走到了这一头，我的血往上涌，泪往外流。当我踏上了那片阔别将近9年、日夜梦想的土地，我恨不能趴在地上狠狠地亲上一口。

我终于回来了，当我到达北京时，正好是1955年的元旦。这个日子好记得很，太美妙了。

1979年，李恒德（左）作为50年代归国科学家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方毅接见。

“我就是喜欢中国。”

留学给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美国提供了最新的冶金物理专科的教育和先进的科研条件，对我之后回国工作非常有帮助。但知识本身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自己独立获得新知识的能力。在美国多年的生活，那些师友间的深情厚谊，包括在回国斗争中美国人民对于中国留学生要回到自己家乡的这一维权行为的正义理解和支持，都令我难忘。

但是，美国再好，我也要回来。我全身流的就是中国人的血液，我就是喜欢中国，喜欢她的河山、历史和文化。我就愿意生活在中国。不理解我的人，其实是不理解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对中国的感情。

我一回国就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工作，我并没想到能来清华，当时清华大学没有材料专业，而我是学材料的，于是就被分配到了清华。后来，组织上让我筹办工程物理系的核材料专业。当时国内还没有这个专业，而且这个专业是绝密的，这对我来说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步。首先，我在美国研究铍研究了几年，在这方面还算是比较早地进入到核材料这个领域；其次，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国家和人民对我的信任。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人，工作经历并不多，创造性的成果也并不多，我当时才30多岁。我只能尽力不辜负清华大学对我的重托，把这个专业办起来，我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30年。办起来以后，给国家培养了很多人，就是工程物理系的核材料专业的毕业生，那是新中国第一批核专业的人才。

我认为，中国的希望还在于自己培养人才，不能依靠美国、英国还有其他国家给你培养，我们的希望在于自身。另外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就一定要爱中国，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中国，如果没有对中国的土地、文化、历史、人民的那种朴素的情感，就谈不上爱国。你问我为什么爱国？我想我走过多少次我们的长江黄河，我从少年就徒步跨过我们的秦岭，听农民在山里秦腔高歌；我读过多少历史上动人的故事、人物和可贵精神，还有美妙的诗词；几千年古往今来厚积的无尽文化有多少值得我终生为之学习，寄意无尽的倾慕和深情，说到底只有一个原因：我就是喜欢中国。 

（封面摄影/鲍效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