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炳生：知行合一 静爱人生

文／王崧

柯炳生说：“重新回到学校工作，很是高兴。前些年，我不时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北京的某个部委大楼里，或者在某省某市的会议室里，遇见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上来恭恭敬敬地叫一声：柯老师好！心中顿时感到一种无比的亲切和温暖——这必定是中国农大的学生。我不禁有一种感慨：当老师真好。

校长其实也是老师，只不过权力更大些。所以，责任也更大。2万中国农大学子的成长与成才，是3000中国农大教师的共同职责，更是校长的心头之重。”

重返中国农大

2008年1月30日 ，柯炳生回到中国农业大学（以下简称中国农大），成为这所有百年历史的大学的新校长。从1982年初走进中国农大（原北京农业大学），柯炳生曾在这所校园工作和生活了16年。但此次重回中国农大，担任校长一职，压力之大是他没有想到的……

近年来，“三农”问题成为事关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的重大问题，国家多次强调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解决农业问题的长远大计与根本之道，在于科技创新。

始建于1905年，由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沿历史前行的中国农大，有着104年历史，“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的校训在几代中国农大人中传承，忧国忧民的责任意识深重。中国农大既要赓续旧基，光大传统，更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作为大学校长，柯炳生把自己主要职责通俗地概括成3句话：招到好学生，把好学生教好；招到好老师，把好老师用好；找到更多的钱，把钱花好。

实名制的新“校长信箱”

老子云：力行新政 不悖旧章。看似矛盾的道理，在执行时，对管理者的操作能力要求很高，分寸的把握，轻重缓急的布排，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的估计与应对措施的充分准备，都是对管理者的考验。

万事开头难。新校长面临的挑战无处不在。与全校师生如何进行有效的沟通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柯炳生刚回校工作时，许多老师和同学通过打电话、发电子邮件、写信、发短信、约见面谈等方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学校发展的宏观思路，到有线电视的选台，巨细不等，十分繁杂。

柯炳生坦言：这是一个两难处境。他说：“不管吧，显得官僚主义，失职。直接管吧，又根本管不过来。因为其中的绝大部分问题，都是需要相关部门管的。如果形成了习惯，一遇到什么事，一下子就直接找校长，也不符合依法治校的原则。因此，必须从体制和机制方面想办法。”

经过反复思考，柯炳生决定建立24小时后勤服务热线，改版校长信箱，期望通过这样的渠道，建立一个师生与校长及学校管理服务部门的有效联系。

后勤服务热线，主要是解决后勤服务系统中出现的紧急问题。新版“校长信箱”开发完成，更体现了公开和效率：从原有的任意用户匿名或化名来函，改为校内用户实名制来函；其次，所有来信直接公布；第三，邮件的回复由各职能部门直接回复，也是完全公开的。

柯炳生说：“我阅读所有的来信，通过来信了解情况，有时对一些答复进行督促或者指导改正。校长信箱对我帮助很大，一是及时了解一些重要情况；二是收集了不少有益的建议。例如，最近通过校长信箱，感觉到07级学生在执行培养方案方面比较混乱，学校立刻召开了各学院负责人会议，进行了妥善解决。还有以学院为单位召开毕业典礼，由院长给每一个学生发证书，也是来自校长信箱中的建议。校长信箱对于管理服务部门改善服务态度和效率，也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这样的具体例子有很多。”

这样独具特色的校长信箱运行了一年多之后，越来越多的老师和学生开始利用校长信箱。来信涉及到的内容，大致分为三类：反映问题及投诉、信息询问、各种建议。柯炳生希望校长信箱能不断完善，成为上下沟通的常设渠道，民主监督的重要手段，集思广益的重要窗口。

社会对中国农大认知度

与其实力不相称

曾有网站作过一个“中国最委屈的十所大学的排行榜”，中国农大位列其中，评语这样写道：“中国农大为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贡献之大，非常人能够想像，而中国人总是以带上农业的帽子而羞于见人，非常优秀的学校就这样被蒙蔽了。”

2008年9月，柯炳生在与一批来自江苏、福建等沿海地区的新生聊天时，问大家对学校感觉怎么样。得到的回答是：“比我想像中要好很多。”

柯炳生说，社会对中国农大的认知度与其实力并不相称，很多人不了解现代农业是怎么回事，还停留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认识上；也不了解现代农业大学是怎么回事。

中国农大是中国农业高等院校的排头兵，这毫无异议。但很多人不知道，与综合院校相比，它的很多项指标也排在前列。无论是院士人数、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人数、人均科研经费数、获得国家奖数量等，排名都在全国前10位左右。同综合性大学相比，在北京，中国农大仅次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农大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在研究实力与学科发展的评价指标上是同一个梯队，SCI收录论文数在农学学科和生物学类中居全国前列，总数在国内所有高校中位列前20名。先后有多篇高水平研究论文在《科学》、《细胞》、《自然》上发表。

2008年，中国农大录取新生平均超过一本线50分，在北京市则平均超过一本线80多分。学校在北京的招生额比外地还多，而且不乏高分学生。

在柯炳生2008年重返学校担任校长之前，曾在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工作10年，他说：“离开学校10年，很多事我也不‘明白’了。”当他到学校兽医系去调研时，很惊讶地看到正在给动物做手术的一大半是女同学。在他的大学时代，兽医系里天天跟骡子、马打交道的，都是大小伙子。“女孩子学兽医，将来搞动物防疫和检疫等，是一项很好的工作。”

在国家重点学科排名中，中国农大有6个国家级一级重点学科均排名全国第一，在全国仅次于清华、北大和人大，位居第四位。而学校科研经费也超过了6亿元规模。

曾经有一位知名专家说，他们这一领域的理想就是能在一个国际性大会做10分钟的发言。在中国农大，已经有些学科是本学科国际大会的主办者，有的科学家是国际学会的主席、副主席。

谈起中国农大，尤其是谈起学校中的大师级专家和一大批崭露头角的中青年教师骨干，柯炳生总是充满了自豪感。他说，这是学校发展的希望所在。

“加快建设

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

2009年5月2日，在五四运动9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胡锦涛总书记来到中国农大，同广大师生共迎五四青年节。在与师生代表的座谈中，胡总书记对当代青年学生提出了4点希望，同时，胡总书记希望中国农大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柯炳生说：“在中国农业大学建校100多年以来，这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视察我校，对于中国农大是鼓舞，更是鞭策，让我们很振奋。”

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农业大学，突破口就在于一流学科的建设。柯炳生说：“没有一流的学科，何谈一流的大学。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学科的发展极为重要。学科的发展水平，基本上就代表着学校的学术水平和教育水平。当今世界上，尤其是发达国家中，独立的农业院校已经很少。于是，有人对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目标提出疑问，认为没有明确可比的参照标准。我的理解是，如果我们的学科，能够达到国外大学中一流农业学科的水平，那么，我们的学科，就是世界一流的学科；如果我校至少有若干个学科在国际上达到了一流水平和地位，具有国际性影响，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学校就可以称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

在柯炳生看来，大学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基地，其中最重要的要素，除了大楼和大师，还要有大策：“大师是根本性的，没有一流的教师，就绝不会有一流的学科。因此，越是重视一个学科的发展，越要严格教师的准入和晋升标准。大楼的作用同样非常重要，这里的大楼，是设施条件的泛指。现代科学研究，需要现代设施手段。否则，大师就可能无用武之地。除了大师和大楼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就是好的管理体制和培养机制，包括学校的政策、制度和管理水平。这可以称之为大策。”

大策之本，是依法治校。作为理念，没有人对此有异议。难在实践！不少人往往倾向于按习惯办事，对学校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讨论时不积极参与，而一旦出台后要认真执行时又提意见。说理念，异口同声；要落实，众说纷纭。一边说着拥护“内涵式发展”，一边又提出各种平面扩张和简单数量增加的要求；一边希望学校领导务实低调，一边又不甘寂寞，希望经常搞点“折腾”的事。要做到把理念落实到实践中去，要真正做到知行合一，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这需要勇气，需要坚定，需要沉静，更需要智慧。

今天的中国农大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农为特色和优势的综合性大学，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农业与生命科学、资源与环境科学、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农业工程与自动化科学、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等学科群。目前学校的国家重点学科数量、科研经费、“973”、“863”等重点科研项目数量均位于全国高校前列，生命科学、资源、环境与农业高技术领域的研究居国内领先水平。

高考1977

6月6日下午，采访一结束，柯炳生便匆匆赶往第二天高考的考场，这一次，他的身份不是校长，也不是老师，而是考生家长，为了第二天一早能准时把儿子送到考场，他今天要去“踩点”。

从1977年恢复高考，一晃32年过去了，在柯炳生的记忆里，自己当年的高考画面依然清晰。“已经忘记了最初到底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当时一阵狂喜。那时想到的不是能不能上大学，而是上哪个大学。如此之强的自信心是有根据的。我一直在坚持自学，不仅将‘文革’前高中的课程都学完了，而且学完了大学的上下两册高等数学。不知从哪儿弄来了‘文革’前高考的数学试卷，我居然在2小时之内做完，有80多分。文科方面也没有问题，我当了多年的公社文化站长，写作水平全县文化圈内有名，我写的歌词和故事，在全市汇演中获奖，还作为最年轻的学员被推荐参加过省里的小说创作学习班。”

考试的日期终于近了，是12月1～2日。柯炳生心中暗暗祈祷：“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影响了高考的举行。例如，送考卷的车别出车祸，考题别泄漏，等等。考场就在公社中学。在满地的大雪中走入考场，考场的温度应当不是很高，要搓着手增温，好把钢笔拿稳。”

考试结束后，等待的日子是一种煎熬……“消息来了，是在春节后的第一天上班，好像是初四。有人说在县城发的榜上看到我的名字了，是北京大学……”

10年后，柯炳生提笔记录了这段难忘的记忆：“小时候，北大就是一个梦。放学后几个同学们背起书包喊着“上北大去喽”，看到别的同学疑问的目光，大家哈哈大笑。我们是去公社小学校北边二三里处的一座铁路大桥，习称：北大桥。

当我在大雪满地的隆冬里走向考场的时候，当我在冰雪初融的早春里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甚至当我终于坐到了那无比宽敞明亮的图书馆里，望着窗外未名湖畔仲夏的景色时，仍是一种恍惚梦中的感觉。”

在柯炳生看来，他把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留在了燕园。燕园给了他们骄傲与自豪，自信与抱负。“赖民主与科学的精神，站在学科的前沿，敢于向权威质疑，敢于向定论挑战，对我们这些在迷信权威的时代中长大的青年来说，是何等重要。4年熏陶，终身受益。大学4年，仿佛被卷入了一股激流之中。不管是沿着‘宿舍、教室、食堂’的三点一线运动，还是静止在某一点上，都时刻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推动力，使人不能懈怠……”

在莱茵河畔的日子

1979年9月，经国家农业部、外交部、教育部批准，北京农业大学与在欧洲农业学科实力雄厚的霍恩海姆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国农业，两校合作初期，德国学者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德国霍恩海姆大学为中国农业教育科研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科带头人，柯炳生和农业部牛盾副部长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1985年9月初，从北京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的柯炳生一行5人，从北京经法兰克福到斯图加特。柯炳生回忆说：“第一次出国，一切都很新鲜，国内外的对比是强烈的，感受是强烈的。不知道该叫 cultural shock 还是叫 economic shock。一进入法兰克福机场，立刻觉得机场是那样气派，免税店中物品是那样精美，当然价格也是那样昂贵。从法兰克福到斯图加特的航程很短，却从空中见到了一幅美丽的夜景：大地上一片片的灯火辉煌。到达斯图加特已经是夜晚，在一个洁净无比的教会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早起来一看，天是那样蓝，地是那样绿，车是那样多，房子是那样漂亮。还有，人是那样友好（德方学校项目办公室给予了周到热情的接待安排），真有入仙境之感……”

在德国留学期间，对柯炳生而言，与自己日后工作关系最密切的收获，当是市场经济观念的深入。

这与理论的学习有关，却又远远超出理论学习的范畴。柯炳生说：“如果不是在市场经济下生活过几年，那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具有现在这样的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和感受，不能理解市场作用与政府职能的关系和起止线。对市场经济机制的信赖和对其有限性的理解，已经自动和自觉地成为思维的一部分。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已经确立，但是各种标签的理念和政策建议，都披着市场经济的外衣，鱼龙混杂，真伪难辨。作为一个经济研究人员，能够在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受过几年蒸薰，是非常有幸的。”

从博士到校长

1989年，柯炳生自德国霍恩海姆大学博士毕业后回国，6年间，他从一个普通的留学博士成长为中国农大的副校长。无论是国家跨越式发展的大环境，还是自己内心生生不息前进的动力，都促成了他的加速成长。这期间，他的发展是科研、管理两条线平行向前推进。“业务上，我从讲师、副教授到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另外一条发展脉络是从副院长、院长、到副校长。以今天的眼光看，两个方面似乎都有些‘拔苗助长’的意思。一方面，77级大学生上边有一个专业人员的断层，所以急迫需要我们顶上去。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校领导高度重视新人的成长。学校在业务上放心大胆地让我们做学科带头人，在管理工作上也是不论资历，委以重任。生活上，对我们的关心更是落到实处，让我们安居乐业。我深深感激老校长石元春院士等老一辈校、院领导对年轻人的关爱、信任、鞭策和激励。

当然，个人在主观上的不断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要敢于面对困难，在应对挑战中不断提高自己。无论是在困难面前还是在成绩面前，都要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我这些天一直在想一句话：就是，理想是一棵可以成长的大树，总是比人长得快。”

在对待职业理想与就业选择方面，在几次全校学生大会上，柯炳生都提出建议：“做你最喜欢的事情，到最需要你的地方。”

这不仅是柯炳生作为师长给莘莘学子们的忠告，也是他自己的切身感受：“我在北大读书时，学的专业一点都不喜欢，当时也没有转专业这回事。只好一方面尽量努力地去学，而且也还学得不错，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另一方面，则是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去听别的系的课，中文系、经济系、历史系的课我都上过。当时从图书馆中找了本外国经济学的书——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读之下，我大受震动。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经济学，完全是另一种体系，直看得云里雾里。但是，却也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这也是我后来报考农业经济专业研究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看着眼前这位颇有名气的农业经济专家和神色从容的农大校长，让人难以想像到，当年他考研究生时是被破格录取的。由于是跨专业考试，基础不好，柯炳生考研时专业课没有及格的。破格录取的原因，可能是总分比较高，另外，本科4年成绩单上清一色的优秀，可能也是一个因素。

谈起当年的大学和研究生生活，柯炳生念念不忘自己的老师，尤其是硕士导师和博士导师，言谈之间表现出了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之情。如今，又回到自己的母校，身为人师，肩负校长之责的他对青年学生更是关爱有加。柯炳生说，学生的事情，始终是他的心头之重。在他的就职讲话中，就提到 “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让农大的学生在毕业时受到社会的高度需求，在工作后受到用人单位的高度赞赏”；在就职后召开的第一个座谈会就是在校学生代表座谈会，倾听了同学们的意见；在随后召开的各院院长座谈会上，强调要求“院长要把育人放在第一位”。他在具体工作中，稳步地落实着这些理念。严格讲，学校的每一项工作都直接或间接涉及到人才培养问题。

柯炳生说，回校工作这一段时间以来，主要是致力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如何让学生“养成健康之人格”。12年的应试教育，赋予了中国大学生很多特殊性。农业大学的学子更有一些微妙的心理特点。柯炳生说，对青年学子，应爱心如父，应关爱而不溺爱，包容而不纵容，严要求而宽处理。他利用各种机会，对学生进行正面的激励和鼓励，与学生坦诚交谈。爱心如父，有时候还要冒风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把本科生宿舍晚上熄灯的时间从12点改到11点。他苦笑着说，几乎有一半的学生强烈反对。他说这是他惟一一次没有顾及学生意见的决定,因此也把学生得罪苦了，但他始终坚信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第二个方面，就是如何提高教学质量。这涉及到的方面也很多。除了改善教学设施之外，最重要的是讲课的人。他说，有两招可用：把教授和副教授“赶”到本科生课堂里去，让那些讲课差的老师下岗（去进修）。第三个方面，就是特别关注那些弱势学生群体，包括家庭经济困难、学业困难等。柯炳生最痛苦的事情，是面对教务处拿来的退学名单，挂科太多的学生。开学典礼上，面对3000多个洋溢着青春和喜悦的笑脸，想到4年之后，有的人可能会拿不到毕业证、两手空空地离开校园，心中就不是滋味。为了对学业困难学生提供及时的帮助，学校设立了预警机制，柯炳生要求各学院院长与挂科太多的学生们谈话，而身为校长，柯炳生更是以身作则，在繁忙的校务之中，挤出时间，亲自与挂科较多的学生谈话，了解他们的具体情况和困难。柯炳生说，尽管可能很难，但是，还是要争取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在柯炳生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素雅的条幅，上书：静、和、爱三个大字。他解释道：“静，就是战胜自己，抵制喧嚣浮躁；和，就是团结他人，形成合力；爱，就是一种有价值的人生态度，就是爱学校、爱老师，爱学生，爱事业、爱人生……”

心静如水，爱心如父，为而不争，知行合一，一步一步地用实践来落实理念，在老师们的成就和学生们的成才中获得满足，这就是柯炳生所追求的静爱人生。

人生中，总有那么三两个时刻，在一辈子的记忆中，总是那么新鲜，那么强烈。对77级的大学生们来说，恐怕从未有过哪一个时刻，也不会再有哪个时刻能比当年高考那一幕更富于决定人生命运的戏剧性了。从长白山脚下的一个小小的山村一下子来到了京城中一所享誉海内外的名牌学府，这种境遇的突变无疑是梦幻般的……　　  ——柯炳生

柯炳生， 1982年获北京大学理学学士、1984年获北京农业大学经济学硕士，1989年获德国霍恩海姆大学农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1993）、博士生导师（1994），历任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1991）、研究生院副院长（1992）、经济管理学院院长（1994）、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1995）、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97）。2008年1月起至今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著有《中国粮食市场与政策》、《中国农业经济与政策》等，以中、英文发表论文百余篇。曾获农业部软科学成果一等奖等多种奖励。多次参加和国务院领导主持的决策咨询活动，在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中学习会上做了有关农业问题的汇报讲解工作。

（封面、题图摄影／鲍效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