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建国：居高声自远

文／本刊记者　 段风华

在科学的春天

2009年4月，浓郁的春色让安徽合肥从清新淡雅的传统写意画变成了浓墨重彩的现代写实油画。

走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校园里鲜见几座堂皇气派的新建筑，很多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建筑已显得有些陈旧。一座三层楼前挂着“欢迎少年班同学回家”的红色横幅，显然，那是去年中科大庆祝50华诞留下的痕迹。少年班的教室看起来和很多普通学校的教室毫无二致，如果不是刻意提醒，我们甚至会恍然置身于一所中学的教室。但校园里那些几代人熟悉的身影却以雕像的形式永久地驻足。梅贻琦先生曾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在这里，双臂环抱、面含微笑的郭沫若、静静沉思的华罗庚、严济慈、钱学森、郭永怀、钱临照……所有这些都在无言地提醒你：这是一所大师比大楼多的学校。采访时，正是清明节过后，每一座塑像前都有学生敬献的鲜花静静绽放，让一缕人性的光辉照亮心田。

树欲静而风不止，今天的中科大正在不动声色地运筹帷幄、招兵买马，准备打一场新时期的科技攻坚战，人才引进成为抢占制高点的重要举措。在一校之长侯建国院士的日历上，已经安排了一项重要日程——6月率队前往美国考察，主题很明确——人才引进。“对于优秀人才我们没有指标限制，理、工、文，我们都要，关键看水平，如果学校没有相应专业的，我们可以为他开设新的专业……”

2008年12月，国家出台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5所高校入选国家首批20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高层次人才引进再次成为国内不少大学校长们热议的话题。

虽然中科大在第一轮“千人计划”答辩中有5人顺利入选，与清华大学并列高校榜首。但地处合肥，中科大更觉形势紧迫。“科大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校最大的差距在人才，最缺的是战略科学家、教育家和学科领军人才。尽管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我们要把创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作为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会促使我们在眼光上更高远一些，心胸上更博大一些，更进一步着眼全球、加大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哪怕实现这个目标要用10年、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我们现在就要朝这个目标迈进。”

缘定中科大

“不要命的上科大”，这是上世纪80年代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但在福建福清长大的侯建国在高考前对这所学校并不了解，只不过他也是以一种“不要命”的劲头考进了中科大。

1977年，当在历史的长河中绕了一个大弯的中国重归理性和秩序时，高考成为一个重要的风向标。那时高中毕业的侯建国在福清的一家机械厂当学徒工，师傅是全县惟一的一位八级钳工。在1977年的570万高考生中，也有侯建国的身影，但他未能如愿。第二年，师傅鼓励他接着考，侯建国说：“在复习冲刺时，我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实在累了，上班时就蜷在钳工床底下睡一会，需要时师傅就踢我一脚，我赶紧爬起来。”

填报志愿的时候，侯建国的第一志愿是福建农业大学农业机械系，重点大学他报了上海交通大学。他想，万一考不好，或许招生老师会看在他当过钳工的份上，同情他，让他有个学上。当他收到通知书的时候，看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8个大字时喜出望外，几乎每一个字都让他的心激动半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这样看了一遍又一遍，激动了一天又一天，半个月后，当他去买火车票的时候，才发现他要去的大学不在北京。遥远而陌生的合肥用辗转延伸了48个多小时的火车铁轨迎接了侯建国的到来。

在中科大，当同学们在不要命地学习，考CUSPEA的时候，侯建国却在课余时间徜徉于图书馆，文学、历史、艺术、哲学……能看的书都看，补充了很多数理化以外的知识。一个又一个同学远赴海外求学，进校时连26个英语字母还写错了两个的侯建国觉得那不是适合自己的路，他在中科大读完本科读硕士，读完硕士读博士。成绩开始冒尖，基础也很扎实。读博士期间，国外的同学给侯建国寄来美元，他去报名参加了一次托福考试，成绩也过了，还联系到美国东部一所私立大学，找导师钱临照院士写推荐信的时候，老先生说：“这所学校我连听都没听说过，你还是别去了，等做博士后时再去不迟。”

1988年，正在读博士的侯建国意外地得到一次去前苏联科学院结晶学研究所做科研的机会，他的科研开始走向国际前沿。有国家的资助，没有生活压力的侯建国从容地和苏联的科学家们交流，吸取高水平科研的营养。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对于苏联的文学、艺术、历史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侯建国在工作之余跑遍了莫斯科的博物馆，看歌剧、芭蕾舞，那段时间，侯建国感觉“心情很好。”

侯建国（左）在实验室。

我回国是多种原因促成的结果

在前苏联做完研究，侯建国有机会到香港进行学术交流。随后，已近而立之年的他觉得该成家立业了，于是，他选择回到位于福建的中科院物质结构研究所，跟著名教授陈创天做博士后。

就是这段时间，侯建国有了出国的想法：“那时候，我的小孩出生了，一下就觉得生活很紧张。要给孩子补充营养，当时国光苹果比现在还贵，进口奶粉要20多块钱一罐，一周要吃两罐，我一个月只有90多块钱的工资……都已经是成家立业的人了，我总不能还要父母支持，脸上也挂不住啊。所以我出国纯粹是因为经济原因。”

凭着在前苏联和学校做研究时在《物理通讯》、《应用物理通讯》这样的国际知名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侯建国顺利联系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做访问学者，这让侯建国在更高的平台上找到了自信，这是他在美国最重要的收获：“在伯克利的3年对我很重要，在最好的大学，跟最好的教授做研究，几年下来，我发现我也可以做得很好，而且是中科大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侯建国说：“我回国其实也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我在美国个人收入虽然不错，也学了不少的东西，但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毕竟那是别人的国家。”

1994年，侯建国在中科大就读时的导师吴自勤教授到美国探亲，给侯建国捎来了一封他的博士导师钱临照院士的亲笔信，当时已87岁高龄的钱临照希望侯建国能够早日回国。1995年3月，侯建国选择了回国，对母校的感念之情让他再次回到了中科大。

刚回中科大的侯建国只是副教授，工资也只有500多元，实验要用的高温炉，连炉丝都得靠自己动手绕；镀膜机是1974年的老设备，收拾一下接着用；X光衍射仪是中科院生化研究所已报废了的，从上海拉回来修修也能对付……侯建国没想到当年的钳工手艺这时竟然派上了大用场。

正是在这个自己熟悉平台上，侯建国的科研开始起飞……

给分子做手术的人

采访时，因为校长办公室太小，连摄影记者都施展不开，在老师的建议下，安排在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侯建国的办公室进行，这座18层的新楼在中科大校内显得很醒目。校长的办公室不如科学家的办公室宽敞、明亮，这也是中科大人务实、崇尚科学的一个例证。

从1978年迈进中科大的校门，这所大学见证了侯建国的青春岁月和发展历程。侯建国说：“我特别感谢中科大，我是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人形象地比喻侯建国的科研是给“给分子做手术”。当年，侯建国、杨金龙和朱清时等研究人员将一种名为“钴酞菁”的小分子搬上“手术台”，他们研究发现，钴酞菁的体内藏着一个看不见的磁性“开关”，当它附着在金属表面上时，神奇的“开关”就会自动关闭，使分子本身失去磁性；而为它“修剪”了分子外围的氢原子，让它与金属表面发生化学反应，钴酞菁的磁性“开关”竟会重新开启。2003年，他们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科学》上，发表了这一研究成果，随后，他们又有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

为了做好这样的“分子手术”，侯建国准备了十几年。

1995年，侯建国回到母校。当年6月，侯建国被评上正教授，随后他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在参与中科大进入“211工程”的建设时，时任中科大副校长的朱清时希望与侯建国合作进行单分子的化学键研究这一交叉科研。2001年1月18日，他们的研究成果以《C 畴的二维拓扑学结构》为题，发表在权威学术刊物《自然》上，被该杂志审稿人评价为“构思巧妙、实验严谨”的研究工作。

他们的研究团队还在国际上首次直接“拍摄”到能够分辨出化学键的C 单分子图像，这种单分子直接成像技术为解析分子内部结构提供了有效手段，使科学家人工“组装”新物质分子成为可能。他们在研究中还发现，C 分子在平面上排列时，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性状，利用这一性状，可使计算机器件的集成度提高100～1000倍。专家们认为，这一成果表明，我国在纳米结构表征领域的研究已经步入了世界先进水平。

侯建国说：“我很幸运，回国之后学术上能有所建树，2003年还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一是得益于中科大宽松的学术环境，二是有以杨金龙教授和朱清时院士为代表的难得的团队合作者，大家志同道合，配合得相当默契。”

知微而见著

追求卓越，不断创新是中科大的精神所在。进入新世纪，进行资源的战略整合，提升竞争力成了大势所趋。知微而见著，在微观世界里游刃有余、已经担任中科大副校长的侯建国把目光转向了高远的宏观层面。他认真研究国内外学科发展态势、国家需求和科技政策，提出建设一个国家级的实验室——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并以此目标来整合资源，激励同事。

事后看来这成为奠定今后发展的重要一步。2003年的11月，国家科技部批准筹建5个国家实验室，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成为其中之一，将纳米、生物、信息和认知四种技术融合在一起。自2004年8月起，侯建国兼任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常务副主任。

侯建国说：“这个实验室的成果连续6年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量子信息研究成果多次被美国物理学会、欧洲物理学会等评为年度物理学重大进展……这些成果表明我们已经处在世界科技前沿。我们希望依托国家实验室，瞄准世界前沿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为国家未来20年提供重大发现。”

拥有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与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使中科大成为惟一拥有两个国家实验室的高校,竞争实力大大增强。据统计，学校近年来新增加的8名中科院院士，80多位高层次人才（包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中，80％以上是依托两个国家实验室以及火灾安全、信息科技前沿理论与应用、地球与空间系统科学等“985科技创新平台”培养、引进产生的。依托这些平台，还形成了7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4个中科院创新团队和6个教育部创新团队。此外，学校还拥有5个国家级科研机构和28个省部级重点科研机构，在此基础上中科大初步形成了以国家实验室为龙头的园区式科技创新平台体系，成为国家知识创新的重要基地。

立志欲坚不欲锐 成功在久不在速

几年前，中科大的一个教师去申请承办一个国际会议，国外的工作人员一脸的疑问：“中科大在哪里？”早有准备的中科大老师拿出一张地图，告诉他，中科大离上海有2个小时的车程，但最后这次国际会议的承办权被上海的一所普通大学拿到了。

地处合肥，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中科大饱受落后的交通和通讯之苦，现在随着交通和通讯的日渐发达，中科大反而能远离喧嚣和浮躁，成了一个能潜心向学，安心读书的地方。有人说，中科大还能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身在合肥，中科大的眼光却始终是瞄向世界的。原子核物理、原子核工程、放射化学、辐射化学……建校之初，中科大的13个系41个专业都是围绕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家战略目标设置的。1963年7月，时任副总理兼外长的陈毅在中科大首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上致辞:“我是搞外交的，你们是搞科学的，你们是我的后台。可现在我的后台还不硬啊，跟西方人打交道，他们不买账。要是你们为国家造出了原子弹、卫星，我的腰杆子就硬了！”

“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是我们50年不变的原则和传统。”侯建国介绍说，从“两弹一星”，到“人才战略”，再到“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科大一直坚持在超前部署一批前沿技术，加强高技术领域的前瞻性、先导性和探索性研究上做文章，不仅瞄准国家的现实需求，也始终瞄准着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长远需求。

熟悉中科大发展变迁轨迹的人说，中科大的发展是历经磨难而后生的奋斗史。经历南迁、“文革”等种种磨难，使科大人具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和“突围”意识。

1978年，当“科学的春天”到来时，中科大以大胆创新的精神，再度崛起：率先面向世界开放办学，选拔青年教师和优秀学生赴欧美进修和攻读博士学位；首创少年班，采用全新的培养模式；创办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1983年4月，兴建迄今为止我国高校中惟一的大科学工程——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率先实行4-2-3分流培养(本科-硕士-博士)和硕博连读体制……1978～1988年，李政道先生发起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赴美留学生，科大学生共考取237人，占录取总数的25.8%，为全国之冠。无怪乎英国的《自然》杂志曾撰文称中国科大是“招风的大树”。

量子调控、量子通信、蛋白质科学、纳米科技……今日的中科大，一个个前沿基础问题研究和战略高技术领域的课题，丰富和发展着科技报国的内涵。

中科大正在努力形成这样一个局面：以一流学科吸引一流人才，以一流人才推进一流学科建设。物理学科引进的潘建伟教授，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领导的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研究部已经发展成特色鲜明的多学科交叉、理论与实验密切结合的世界知名的量子信息科学研究中心，取得了一系列世界瞩目的原创性成果。为我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国际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早日实现实用化的绝对安全的量子通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科大人拥有创新的基因

“我的学号是8707003，87代表我是1987考入中科大的，这是母校给我的永远的印记。”研发星光系列“中国芯”，彻底结束了中国计算机“无芯”历史的邓中翰说无论在哪里、从事什么工作，科大精神都是自己的精神财富，“科大精神已经成为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科大为我植入的基因，科大人拥有这样的基因，并在科大这样鼓励创新的环境里萌芽。”

50年来，中科大培养的每1000名本科生就诞生了1名“两院”院士和和700多名硕士、博士，比例居全国之首；仅1980年以后的毕业生中，就有8人次入选全国“五四青年奖章标兵”和“十大杰出青年”；1998年以来，中国科大共有28篇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奖比例居全国高校第二，在理学类获奖数居全国第一。理学博士点国家重点学科覆盖率达到100%，工学博士点国家重点学科覆盖率达到40%。

现在，在中科大有两院院士28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6人，国家教学名师5人。

过去10年间，中科大有近20项成果入选“世界十大科技进展”、“国际物理学重大进展”、“国内十大科技进展”、“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等，入选成果和次数居国内高校第一，也是最近6年连续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的惟一高校；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全部四大科学计划，共有10个重大项目获得立项，立项数居全国高校第一，立项比例占全国所有高校的1/6；1998～2007年，中科大发表的SCI收录论文累计被引用7521篇，累计被引用61919次，篇均引用率达到8.23次，居全国高校之首。

侯建国说：“我们始终坚持‘质量优异，特色鲜明，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的办学方针。应该说科大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并且各项指标的精度很高，在硬件方面已经具备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中科大有好的人文精神传承，一直把人才培养作为学校发展的第一要务，我们做的每件事情不是以领导怎么说，社会上怎么说为标准，而是以是否符合教育发展规律为判断标准。我们的短板在于管理和资源，这也是我们今后着力的方向。”

创建之初，中科大就被注入了一种追求创新报国、卓越至上的精神元素和特质，并始终成为这所学校文化精神中的核心内容，在50多年的时光流转中留下挥之不去的烙印。今天的中科大依然坚定地走在通向未来的路上……

侯建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59年生于福建，1978～1989年先后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88～1995年先后在前苏联科学院结晶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机构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995年回国后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先后任中国科学院结构分析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化科学中心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常务副校长等职。2008年至今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2008年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长期从事物理化学领域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利用高分辨率扫描隧道显微镜研究单分子特征和操纵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为单分子物理化学领域的研究作出了理论和实验上的重要贡献。

 （封面、题图摄影／高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