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本刊记者 曹吉吉
2009年12月11日，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98岁的生日，遗憾的是，这位开创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功勋泰斗却没有等到这一天。10月31日，钱学森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祖国和人民。
11月4日上午，记者来到钱老生前居住的北京阜成路8号院小区，刚进院门，就能看到通往钱老住处的路边停着几辆警车，几名武警手持对讲机在维持秩序，一拨拨捧着鲜花抬着花圈的人在问路，可以肯定他们是去吊唁钱老的民众。
来到钱老的住处，看到楼外已有很多花圈花篮。据了解，众多花篮屋里已无处摆放，工作人员连夜在楼外搭建起了遮风挡雨的篷子摆放花篮花圈。而现在连篷子里也摆满了，只能临时放在楼前的草地上。门前有很多身着军装的工作人员，引导不断到访的吊唁者有秩序地走进灵堂。
记者走进灵堂。这里仅有10平方米左右，布置非常简朴，南侧墙上居中悬挂着钱学森的照片。四周都是鲜花，阵阵清香交融着肃穆与哀伤。进入灵堂的人三鞠躬后即由工作人员引导离开，不在屋里过多停留。
几个学生模样的吊唁者告诉记者，他们是北大法律系的学生，身边的同学很多都来吊唁过了，他们算来得晚的。“我们就是想来见钱老最后一面。钱老是泰斗，国家失去了一个泰斗，我们很难过。”
一位老人从灵堂走出时，还在不断擦拭着眼中的泪水，记者迎上去与他攀谈起来。“我姓李，我们家和钱老一家的关系很近，我母亲在他们家工作了十几年了。”老人说，“钱老对我们非常好，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钱老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我们对他都特别尊重和敬爱。他的去世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为我们国家的富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作了这么大的贡献，我永远怀念他。”
11月6日，民众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外排队等候送别钱学森的场景。
有两位女士红肿着双眼走出灵堂，记者上前询问，她们说：“我们是附近一所医院的医生，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过来看看……”话没说完，俩人便捂着嘴抽泣起来，冲记者摆了摆手便离开了。
“我已经80多岁了，很久没有见到钱老了，我们本来已经约好今年秋天来看他，没想到他去世了，太遗憾了，所以我特地从上海赶过来，一定要见他一面。”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原馆长曾勋良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几度哽咽。上海交大是钱学森的母校，曾勋良多年从事交大校史管理工作，在他筹建交大钱学森图书馆期间，一直保持着和钱老及其家人的密切接触。“钱老对国家的贡献太大了，一辈子都交给国家了。我非常敬重他的爱国精神，原来他在上海交大是学造火车的，因为当时中国很穷，国人很少能见到火车，更别说坐火车了，所以他要学习造火车。后来日本侵华期间，我们总是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让他觉得光造火车不行，还要造我们自己的飞机，发展我们国家自己的航天事业，才能不被别人欺负。包括他去美国留学，一切都是为了以后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后来他回国的时候，美国人三番五次地阻挠刁难他，他还是义无反顾，他的这种精神太难得了。”曾教授激动地说。
美丽的面庞挂着一丝哀伤。
灵堂外，一名男子主动向记者透露了一件不为人知的“小事”。“我有一个朋友昨天专门给我发了条短信，一定让我替他来吊唁钱老。”他当着记者的面拿出手机读出了那条短信：“多年前我在上海进修，对当时一些无法用科学解释的人体特异功能现象很好奇，无意中得知钱老是中国人体科学的倡导者，就冒昧地给钱老写了封信询问，没想到钱老很快给我亲笔回信，告诫我一定要用科学来武装自己。我感动万分，这也成为我日后努力学习的关键因素。请你一定代我向钱老深鞠一躬。”这名男子随后说：“我这个朋友原来只是卫校中专毕业，他在这封信的感召下奋发努力，最终考取了医学硕士和博士。钱老很多轰轰烈烈的功绩可能是众所周知的，但像这样的事如果我不说，可能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认为钱老的作用不亚于其他伟人。”
记者注意到，一名老同志一直徘徊在钱老的灵堂外，不时与前来吊唁的人打着招呼，上前一问，原来他是航天科技集团原老干部局局长陈大亚。他向记者说的第一句话是：“钱老是笑着走的。”陈大亚认为，钱学森走的没有遗憾，他树立了新中国第一代航天人的标竿，也和第二代第三代航天人完成了顺利交接，使得中国的航天事业得以迅速发展。钱学森提倡的教育是一种大教育，分为人材、人才和人财3个阶段。从发现栋梁，到将其培养成有用之才，再到为国家创造财富，才真正称得上是培养人才的一个全过程。钱学森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朱毅麟、孔祥言、郑哲敏、王永志……都相继传承了他的衣钵，成为了我国航天事业的领军人物。“可以说，钱老是中华民族科技发展的象征，是中国航天事业的一代伟人。他的精神可以用4个字概括：民族脊梁。‘钱学森’这3个字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种精神。还需要有更多的人来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在吊唁现场，记者有幸见到了钱老的长子、著名科学家钱永刚教授。1955年10月，在钱永刚7岁的时候，就随自己的父母和妹妹乘轮船从大洋彼岸回归祖国。“那是我第一次坐船，海上的风浪很大，船不停地摇晃，总是害怕它会沉。”年逾六旬的钱教授对于儿时的记忆仍然非常清晰。他向记者诠释了自己心目中的父亲形象。“多少年来，他既是我父亲，又不是我父亲。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位父亲身边长大的。作为他来说，确实无法完全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因为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国家，在当时那样一个各方面都很落后的年代，要开创一个全新的科技发展的局面，身上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我很理解他，也深知不可能像其他孩子一样享受全面的父爱，但我从没有苛求，他的人生定位就是如此，需要他牺牲一些东西，但这样的牺牲是有意义的，否则他就不是钱学森了。我还是觉得很庆幸有这样一位受人敬仰的父亲，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受到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受益终生。”
10月31日一早，远在加拿大温哥华的邵晓妹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脑查看邮件，却有一条即时新闻跳了出来，让她心中一颤。上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是5·12汶川地震的消息，这次她知道又有大事发生了。果然，当钱学森逝世的消息映入她的眼帘时，震惊和悲痛立刻涌入心头。“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要马上回国。我查看了当天的航班，发现经济舱都满了，票务公司的人问我要不要再等一天，可我一时一刻都不想等。”邵晓妹多年前留学加拿大，如今她是加拿大美国中国千年科学基金会会长，前不久她刚刚受邀回国观看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庆典。时隔1个多月，邵晓妹毫不犹豫地支付了5000多美元预订了飞机商务舱，再次回到了北京，仅仅是为了看钱老最后一眼。“好多人问我为了什么，我回答说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钱老是中国的科学家，是中国的航天之父，而我是中国人，自己的父亲过世了，我必须要在第一时间赶回去祭奠。我了解钱老为我国的科技发展所作的贡献，特别是对科技领军人才的培养，显示了他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的能力。最让我敬佩的是他的人格魅力，他个人牺牲了很多，却始终把祖国的荣誉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为的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他的事迹一点一点地渗透到我所从事的工作当中，他为我们树立的榜样真的就像一个父亲，在我的心中是伟岸、慈祥的。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学者，应该继承钱老的精神，为祖国的科学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记者在现场逗留的几个小时里，前来吊唁的社会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工作人员忙于接待，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据一位现场负责人介绍，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数千人有组织或自发地前来吊唁钱老。特别是11月1日那一天，还未入冬的北京却下起了鹅毛大雪，七八百人冒雪赶来吊唁。由于灵堂不大，每次只能进去一少部分人，而大部分人都在大雪中默默等候，队伍绵延近百米，场面非常感人。
11月6日上午，钱学森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由于追悼会对外开放，因此早上不到8点，就陆续有公众来到公墓入口，等待有秩序地入场。随后的3个多小时里，越来越多的民众前来为钱老送行，其中有不少是专程从外地赶过来的，送别队伍长达几公里。很多条幅在人群中异常醒目，亦随着人流缓缓前行。“呕心沥血建中华崛起万世奇功，忠魂赤胆树民族奋发千秋楷模”，“为祖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铸神箭精忠报国青史流芳”，“缅怀钱老，继承遗志，科技强军，航天报国”……这是钱老在人民心中的最终定义，也是人民惜别钱老的铿锵誓言。
大师乘鹤西去，财富留满人间。钱学森，这位集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科学智慧和成就于一身的科学家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然其精神却永存于人民心中，惠及子孙万代，更值得后人去无限地发扬与传承。
稚嫩的脸上也透着庄重肃穆。
大学生手持鲜花为钱学森送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