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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毕生为强国

2009年12月14日  来源:神州学人 
  

 

文/王丹红
  尽管是一位理论科学家,但在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他的命运与中国和世界的政治风云密切相关;如今,他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还在继续……
  2007年9月5日出版的英国《新科学家》杂志评出十大有影响力的太空思想家,钱学森与俄罗斯火箭先驱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并列其中。
  2008年1月6日,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将钱学森评为2007年度人物。评述文章认为,由于他在中国奠定的基础,2007年,世界空间力量的格局由此改变。
  2009年10月31日,新华社发布快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31日早上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这条消息迅速被各种传媒以最快方式在最重要的位置发布,钱学森这个名字将被深深铭刻在中国百年科技史上…………
  
从火车到飞机
  1911年12月11日,钱学森出生在浙江杭州,父亲钱均夫是一个丝商的儿子,青年时求学于杭州的“求是书院”,后到日本学习教育、地理和历史;母亲章兰娟是杭州富商的女儿,知书达理。1914年,钱均夫到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3岁的钱学森随家人来到北京。
  到1929年,高中三年级时,钱学森决定以科学为职业,开始考虑大学和专业的问题。他曾实地考察过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经过深思熟虑,他最终选择了当时中国最好的机械工程学府——上海交通大学,主修铁路工程,他想成为一名铁路工程师。
  也是在1929年,冯·卡门首次访问中国,提出通过举办航空教育,“把孔夫子的故乡推进到航空时代”的建议。他不曾想到的是,7年后,钱学森成为他最得意的门生和最亲密的同事。
  在上海交大,钱学森被认为是班上最好的学生,因成绩优秀而免交学费;他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度过了绝大部分的空闲时间。周末,他会步行到上海剧院听交响乐。1930年暑假,他患伤寒病,在杭州家里卧病1月有余,后因体弱休学1年。
  1934年6月,钱学森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这时,他的志向已经从铁路转向航空。
  
从麻省到加州
  1934年8月,钱学森参加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美奖学金考试;他是20位获得者之一,也是其中惟一一位航空专业的学生。
  1935年9月,钱学森在上海搭乘“杰克逊总统号”轮船,赴美留学。
  在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硕士学位后,他决定追随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力学大师冯·卡门。
  1936年的一天,钱学森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拜会冯·卡门。
  冯·卡门还记得两人初次会面的情形:“我抬起头,打量这个身材不高、神情严肃的青年人,然后向他提了几个问题,所有问题他回答得都异常正确。顷刻之间,我就为他的才思敏捷所打动,接着我建议他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继续攻读,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1936年9月,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安顿下来,开始和冯·卡门一起研究数学问题。
  钱学森在上海交大打下了良好的数学、物理功底,后又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了许多数学、物理课程。即使是导师冯·卡门也对他的数学、物理能力赞叹不已,他说:“我发觉他的想像力非常丰富,既富有数学才华,又具备将自然现象化为物理模型的高超能力,并且能把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他还是年轻学生时,已经在不少艰深的命题上协助廓清了一些概念。我感到这种天资是少见的,因此,我俩便成为亲密的同事。”
  在上研究生课的同时,钱学森也在自修航空学。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一年里,他收集到各个国家几乎所有的航空学资料,进行系统的研究,平均每天会花10个小时。
  
“火箭敢死队”
  几乎在钱学森与冯·卡门初次会面的同时,另外3个年轻人也走进了冯·卡门的办公室,向他提出一个非同寻常的要求:支持他们搞一支探空火箭。
  这3位青年,一位是富兰克林·马林纳,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博士生,他希望以《火箭飞行和推行》为题写博士论文;另外两位则是帕沙迪拉当地没有学术背景的火箭迷——自学成材的化学家约翰·帕森,以及技术精湛的机修钳工爱德华·福曼,他们自家后院早已被他们的火箭试验炸得坑坑洼洼,在得知马林纳正在写火箭推进的论文后,就来请教他。3人于是走到一起。
  1937年春天,又有两位热心于火箭的人加入了这支队伍:阿波罗·米尔顿·史密斯和钱学森。“仿佛命运注定这两个人对火箭技术要起关键作用,从此以后,加州理工学院就成为美国第一所严肃研究火箭的大学了。”冯·卡门在传记中写道。
  一开始,火箭小组没有研究津贴,小伙子们为筹措经费动足了脑筋,他们到废料堆里寻找材料,特殊材料自己掏腰包购买,他们曾找过与天气预报有关的富商资助,也想过为好莱坞撰写剧本挣钱,并为争取优秀火箭论文奖金而努力,不过一切劳而无功。
  1937年5月29日,钱学森向火箭小组提交了一篇有关火箭燃烧室温度、发动机推力等问题的论文,这是一篇有长久影响的重要论文,被小组人员称为“圣经”。同年7月,加州理工学院正式认可了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火箭研究项目。
  在随后进行的几项实验中,火箭小组将实验大楼弄得乌烟瘴气,冯·卡门不得不将他们迁出去,在靠近大楼角落的一块空地上暂时落脚,不久后又发生两次严重爆炸,从此,火箭小组被冠上“敢死队”的称号。
  到1938年,火箭小组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马林纳和钱学森对火箭发动机的热力学特性作了理论分析,并发射一些自制小火箭对理论进行验证。这一年,美国航空学会破天荒地接受了第一篇火箭飞行的论文。之后,火箭研究局面大为改观。
  
赴德国调研
  有了经费,火箭小组于1939年制定了古根海姆实验室1号工程,这是美国陆军航空兵第一个火箭计划。
  对钱学森来说,1939年也是激动人心的一年,6月,他获得博士学位;秋天,他成为加州理工学院的一名航空学科学家,继续与冯·卡门合作空气动力学研究,他和马林纳的合作则发现了固体燃料问题的解决办法。
  这一年的9月,钱学森的论文Two-Dimensional Subsonic Flow of Compressible Fluids发表在《航空科学期刊》上,这是一篇注定要成为经典的论文,它代表了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最重要的科学工作。这篇论文引出了著名的“卡门—钱压力修正公式”,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地的工程师们借助于这个公式设计高速飞机。
  1940年,火箭小组在火箭燃料问题上取得重要成就。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在夏威夷等地的机场,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冯·卡门深信钱学森的价值,安排他获得美国政府颁发的安全执照,从事保密军事研究项目。
  二战结束前夕,安诺德将军将冯·卡门请到五角大楼,请他选择一批科学家,共同制定20年、30年以及50年的航空研究发展规划。钱学森是他推荐的专家之一。
  1945年3月,大战临近尾声,安诺德将军希望冯·卡门带队,“到德国去找出能反映德国科研发展实际水平的第一手资料”,并给他一个少将虚衔。5月,“少将”冯·卡门带着“上校”钱学森、瓦尔登夫、夏伊勒和德莱顿,飞向欧洲。
  在德国,他们稽查了希特勒的秘密技术,考查了著名的柯切尔和奥茨托风洞,并审查了德国火箭科学家冯·布劳恩、鲁道夫·霍尔曼和路德维希·普朗特尔等人。冯·卡门后来回忆道:“我突然意识到这次会面多么奇特,一个是我的高徒,他后来返回中国,把自己的命运和红色中国连接在一起;另一个是我的导师,他曾为纳粹德国卖力工作。境遇多么不可思议,竟将三代空气动力学家分隔开来,天各一方。”
  

上世纪40年代末,钱学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给研究生讲课。

 

“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
  1947年5月,35岁的钱学森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之一。
  不久后,他收到家信,得知母亲去世,决定回国看望父亲。同年7月,他抵达上海,这也是他12年来首次回国。同年9月,钱学森和女高音歌唱家蒋英在上海结婚。
  1949年夏天,钱学森带着家人回到加州理工学院,担任戈达德讲座教授,兼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他的办公室就是以前冯·卡门的办公室。在这里,他的声誉几乎与冯·卡门相当。1949年,他写出第一篇论述核动力火箭的杰出论文。
  这时,国际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横行,政府大肆清理共产党,部分最优秀科学家的职业由此受到摧残,钱学森就是其中之一。1950年,他被指控为美国共产党员,并突然被吊销了从事机密研究工作的安全执照,他的绝大部分研究工作因此中断。
  钱学森决定立即启程回国,但美国移民局却扣押了他的行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在拘留所关押了2周。这时,女儿永真出生才1个多月。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李·杜布里奇校长等的大力营救下,他以1.5万美元被保释,之后是长达5年的软禁。据说扣留5年的理由是,他所掌握的机密5年后就过时了。
  1955年6月的一天,蒋英巧妙地将钱学森给前辈陈叔通的一封信,夹在给比利时妹妹蒋华的家书中,投进了信箱。“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他在信中写道,“心急如火,惟恐错过机会……”
  以这封信为依据,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上,受周恩来总理指示,王炳南大使与美国大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举行大使级谈判。8月15日,钱学森接到美国政府通知:他可以回国了。
  “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祖国,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延误了我回祖国的时间。”1955年9月,钱学森在乘船离开美国时曾对采访的记者说,“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1955年6月5日,受到美国政府阻难长达5年之久的钱学森致函陈叔通副委员长,恳请中国政府帮他早日回国。图为钱学森信函手迹。

 

“好极了,我就要你这句话!”
  新中国给钱学森以格外的重视和厚爱。10月28日,钱学森一家从上海抵达北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和科学家华罗庚、周培源、钱伟长、赵忠尧等20多人到北京火车站迎接。次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并正式提出由钱学森牵头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几天后,主管科学工作的陈毅副总理接见了他。
  在正式开始工作以前,中国科学院领导建议钱学森到东北考察,那里有许多新兴工业,又有中科院的研究机构。东北之行由中科院的朱兆祥陪同,这一安排却对钱学森和中国的导弹和航天事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55年11月12日,钱学森一行到达哈尔滨,他提出希望能见到在哈尔滨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庄逢甘,一位是罗时钧,他们曾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如今都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
  但当时并未安排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因为这是保密单位。朱兆祥只好在第二天早上出发前将此事报告中共黑龙江省委,晚上回来,省委打来电话,同意他们访问。
  然而,更出乎钱学森意料的是,第二天早晨,当他们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出来欢迎的竟是院长陈赓大将,而他是在当日清晨乘专机从北京赶来接待钱学森的。
  陈赓在欢迎词中说:“我们军事工程学院打开大门欢迎钱学森先生,对于钱先生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密要保。那些严格的保密规定,无非不让美国人知道我们的发展水平。”他陪着钱学森参观了空军工程系、海军工程系、炮兵工程系等。
  在一个室外小火箭试验台前,钱学森停下来,与正在安装调试的教师讨论。这时陈赓插话问:“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来?”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得很干脆: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钱学森回忆说。陈赓听了以后十分惊异,继而变得兴奋起来,他握着钱学森的手说:“好极了,我就要你这句话!”
  多年以后,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指示,于当日清早乘专机从北京到哈尔滨,就此事向钱学森请教的。也许正是因为这句话,钱学森开始了从事我国导弹和航天技术研究事业的生涯。
  
原子弹·导弹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钱学森(左)在给学生们讲课。

 

“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3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两弹一星”为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航天队伍也逐渐磨炼成熟。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终于一步步变成现实。
  20世纪70年代初,钱学森向国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第二代火箭由第二代人挂帅。他自己则到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任副主任;70岁后,他辞去了国防科研一线的领导职务。自从1970年第一颗卫星上天以来,长征系列火箭成功发射了数十颗卫星,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射了亚星、澳星、铱星等,在国际航天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年底的一天,“航天英雄”杨利伟来到钱学森家,看望这位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代航天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1991年,国家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这一年,80岁的他给自己定了几大原则:不题词、不为他人写序、不参加鉴定会、不写回忆录、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等。
  在北京原航天部大院的一幢红砖楼房里,钱学森一家在这里住了近50年。他说:“我仍然住在这老房子里不愿意搬家,原因就是因为这是聂老总亲自给我的,它常常使我想起当年的科研工作,想起聂老总对我的关怀。”
  晚年的钱学森从未离开过北京,他怕去外地时当地政府高规格的接待……除了待在北京,他哪里都不去。

钱学森一直不同意为自己写传记。他曾对跟随他20多年的秘书涂元季说:“我没有时间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过去的事过去就算了,我也记不得了,所以我无法向你提供什么材料。至于我死了,写不写传记,应该由人民来决定。如果人民认为我钱学森为国家做过一些事的话,那就是对我最高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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