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人的足迹

文 ／侯艺兵　 彭继超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值此举国欢庆的时刻，人们不由得回想起为祖国强盛而奋斗终身的“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表彰为“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授予和追授23名科技专家“两弹一星”功勋章。并指出:“这23位科技专家是人民共和国的功臣，是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新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光辉榜样。”

这23位功勋获得者，绝大多数人有留学经历，从事核武器研究的10位科学家有9位从国外回来。邓小平同志曾满怀深情地说:“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赢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我们的国际地位和民族尊严。”

当年美国研制原子弹，曾集中了全世界最卓越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玻尔、费米、恰德威克、尤里、克罗夫特、维格纳、西拉德、特勒、魏斯科普夫、劳伦斯、西博格、麦克米兰、康普顿、奥本海默……当时，我们没有这样的大师，最先“放炮仗”的是像邓稼先一样的“娃娃博士”。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被年轻人称为“老头”的王淦昌只有57岁，郭永怀55岁，钱三强51岁，彭桓武49岁，程开甲46岁，陈能宽41岁。而朱光亚、邓稼先刚刚40岁，周光召35岁。他们当时虽然没有惊人的名声和资历，但以一种更强的信心和勇气向前迈进，和千百万人共同孕育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钱三强：

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

1937年，24岁的钱三强考取中法教育基金奖学金，公费赴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作研究生，师从伊莱娜·居里。1940年，钱三强在伊莱娜·居里指导下，完成了反粒子同质子碰撞的研究工作，以此为题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后，1945年，钱三强受导师之命，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学习核乳胶技术，师从鲍威尔。1946年，钱三强、何泽慧赴英国剑桥大学参加基本粒子会议，关于乳胶记录中子打击铀核的报告引起他们的注意。

 钱三强。  摄影/侯艺兵

回到巴黎，钱三强得到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支持，带领两位法国研究生和何泽慧一起，进行夜以继日的研究工作，终于从精确的统计数字中发现:在中子撞击铀原子核发生裂变时，每300次出现一次这种新奇现象。经约里奥推荐，钱三强领导的科研小组在法国科学院《通报》上公布了三分裂变的研究结果，并附有历史意义的五张核乳胶照片。

随后，何泽慧又发现其中有裂变为四个碎片的痕迹。经过大量实验，终于证明四分裂现象也有规律，大约1万个裂变中会出现一次。在约里奥指点下，1946年12月23日首次公布四分裂变照片，并附有详细的测量计算。他们经过努力，向人们展示裂变现象研究的新境界：原子核在中子打击下，不仅可以分裂为二，还可以分裂为三乃至四。为了表彰钱三强的科研成就，法国科学院1946年底向他颁发了亨利·德巴微奖金。

第二年春天，钱三强打算回国。话别时，约里奥·居里夫人语重心长地说:“‘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希望你把这两句话带回去!”回国前夕，钱三强的两位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对他的评价是:他对科学事业满腔热忱，并且聪慧有创见。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来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领导者应有的各种品德。

1948年5月，钱三强和何泽慧抱着刚满半岁的女儿，由地中海登船，返回10年来魂牵梦绕的祖国。1956年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为二机部），宋任穷任部长，钱三强被任命为副部长。从此，钱三强成为中国核科学及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和创始人。

“遍国贤才不断求，知人善任预为谋。顺从需要多方面，组织科研一统筹。”“两弹一星”功勋章获得者彭桓武写的诗句概述了钱三强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巨大贡献。

王淦昌：

我愿以身许国

1929年王淦昌毕生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34年获博士学位，并于当年回国。他在核物理实验领域，拥有世界性的荣誉，蜚声核物理界。1984年4月，在联邦德国驻华大使馆，柏林自由大学校长黑克尔曼教授庄重授予王淦昌证书，以纪念他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二战后，柏林大学分为两所——位于东柏林的柏林洪堡大学和位于西柏林的柏林自由大学。——编者注）。这个荣誉被德国人称之为“金博士”，是专门为获得这一博士学位50周年后，仍然在第一线工作的科学家设立的。王淦昌是惟一获得此荣誉的中国人。

王淦昌。  摄影/侯艺兵

1960年，王淦昌在苏联杜布纳的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当听到祖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消息时，他再也坐不住了，乘车专程到莫斯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求见刘晓大使，见面后，王淦昌二话没说就取出一张存折，双手递给刘晓。他说:“刘晓同志，这是我在苏联工作期间节省的14万卢布，请你收下！转交给祖国人民吧。”

1961年3月的一天，王淦昌走进二机部部长办公室。二机部部长刘杰和副部长兼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会见了王淦昌。刘杰向王淦昌传达了中央要求自力更生发展核武器的指示和周恩来总理的口信。早在1年多以前，苏联专家将要撤离中国的时候，当时有位同情中国的苏联专家临走前对刘杰说:“不要紧！我们走了你们也能把原子弹制造出来，因为你们有王淦昌和其他许多有才能的优秀科学家……”

刘杰说:“王教授，我们今天请你来，是想请你做另外一件事。这件事和（苏联）杜布纳的研究完全不同。我们想请你参与和领导研制原子弹。”沉吟片刻，刘杰又说:“现在有人卡我们，说我们离开他们的援助，10年、20年也休想制造出原子弹来！因此我们要为祖国争一口气……”听到要制造中国的原子弹，王淦昌明白国家对自己的器重，也明白祖国已经把这副沉重的担子压在了他的肩上。他半晌才迸出积压在心头多年的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王淦昌放下自己回国已经开始研究的课题，来到核武器研究所。从此，中国核武器的研究攻坚战的行列里，多了一个化名“王京”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彭桓武: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理由

1935年，不到20岁的彭桓武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随即进入清华研究院深造。1938年，彭桓武考取了“庚子赔款”赴英留学，成为波恩的第一个中国弟子。波恩是德国人，纳粹上台后流亡英伦。这位当代理论物理学大师可谓桃李满天下。他指导过的学生中，有“原子反应堆之父”费米、“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等科学界的精英。后来参加了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大名鼎鼎的福克斯和彭桓武同窗。彭桓武在波恩门下如鱼得水。在波恩指导下，彭桓武研究晶格动力学、分子运动论，也涉足场论、固体物理。1940年彭桓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彭桓武。　 摄影/侯艺兵

1941年，彭桓武来到都柏林高级研究院工作。 彭桓武与海特勒、汉密特两人合作，研究关于解释宇宙线的介子的课题。他们综合了介子场论若干成果，对宇宙线现象作了较系统的解释。这个理论便以它的作者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命名:HHP。HHP理论的主要工作出自彭桓武，彭桓武的名字一时广为同行所知。海特勒后来在回忆都柏林高级研究院生活时说:“同事中最受热爱的一个是中国人彭桓武……非凡的天才使他成为同事中最有价值的一个。”

随后，彭桓武又回到爱丁堡大学，独立开展研究。1945年，彭桓武又获得了科学博士学位。同年，他以量子力学与统计力学的一系列探索性工作，与波恩共获爱尔兰皇家学会的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彭桓武却念念不忘回到祖国，可惜归程被战火阻隔，他和滞留在法国的钱三强相约，回国后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干一场，用原子能造福于亲爱的祖国。1947年底，彭桓武登上东归的海轮。

1948年，当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选他为院士时，彭桓武已经在云南大学执教了。当有记者问他为什么回国,一向十分随和的彭桓武却表现出一种少有的激动:“不!我没有理由回答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应该换一种问法,那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什么理由不回到自己的祖国,并为她的富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呢?我有责任,利用自己的所学之长,来关心她,建设她，使她强盛起来,不再受人欺负。”

1993年采访中，我向彭桓武谈起了这件事情，他说:“是的，我说过，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理由，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学成归国嘛!”说着，他悄悄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是走后门回来的，走的英国海军的后门，当时，回国的轮船很紧张,我有同学在英军服务,我托他想办法，搭英国海军军舰回来的。

1949年，彭桓武在北京和钱三强重逢, 他和钱三强一起筹建中国近代物理所。后由钱三强推荐，1961年彭桓武调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主抓原子弹、氢弹理论攻关。

郭永怀:

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想走的时候就要走

1939年春，郭永怀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所有的客轮都被征为军用，英国拒绝接纳留学生。他们只好返回昆明。直到1940年8月，郭永怀才乘俄国“皇后号”邮轮，踏上寻求科学救国之路的漫漫旅途。

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郭永怀以非凡的勤奋和才智，仅用半年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1941年5月,他来到当时的国际空气动力研究中心——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在航空大师冯·卡门教授指导下工作。郭永怀出色地完成了当时空气动力学的前沿课题——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的研究论文，并于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

郭永怀的突出成绩，很快传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主持航空研究生院工作的西亚斯教授聘请郭永怀到该院任教。1946年9月,郭永怀来到康奈尔大学。一进校园，郭永怀就向校方声明:“我来贵校是暂时的，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就要离开。”学校发给郭永怀一张表格，其中有一栏:“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郭永怀在上面写了个大大的“不”字。这样，郭永怀就不能接触任何机密资料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永怀多次提出回国，美国当局为了阻拦郭永怀回国，寻找借口将他的妻子李佩无理传讯达1年多时间；国民党方面也专门派人劝他到台湾，郭永怀毫不动摇，激愤地与那个人辩论了几个小时。

1955年，钱学森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回到祖国。郭永怀得知这一消息后，回国之心更加迫切。这时，美国当局对中国留学人员进行填表摸底，以这种方式进行威胁。郭永怀在表上坚定地回答:“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想走的时候就要走。”他请律师向美国移民局交涉，据理力争。美国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答应让郭永怀回国。为了避免美国当局节外生枝、制造麻烦，郭永怀在做回国准备时，在他住的后院烧了不少多年来他的科研文章和教学讲义手稿。妻子李佩劝阻说:“何必烧掉？回国还有用。”郭永怀说:“省得找麻烦，反正这些东西都在我脑子里了！”

 郭永怀（中）回国后指导研究生。

事实证明了郭永怀的机智和远见。在他们搭乘的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即将启航时,突然上来几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彪形大汉,这些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到核科学家张文裕、王承书夫妇的舱房里搜查了所有的行李,使开船时间推迟了两个小时。在这焦急的等待中，郭永怀、李佩在甲板上暗暗为张文裕夫妇担心，生怕把他们一家扣下，直到看见特务们离开才松了一口气。同时，李佩也为郭永怀烧掉了书稿暗自庆幸，因为人的头脑是无法搜查的。

1956年9月30日，郭永怀、李佩等归国科学家进入罗湖边防站，踏上了祖国大陆的土地。回到北京，郭永怀见到了先期回国的钱学森，他兴奋地流下热泪。钱学森推荐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1960年，力学家郭永怀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与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形成了我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

邓稼先：

做好了这件事，

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

1945年邓稼先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1948年赴美国印地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他选择了核物理，并且以《氘核的光致蜕变》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邓稼先在导师的指导下，夜以继日，只用了23个月的时间，便读满了学分，完成了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1950年8月20日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取得学位以后，邓稼先根据自己对新中国成立之后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的认识，觉得必须尽快收拾行李回国。他怕夜长梦多，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第九天（1950年8月29日）就从洛杉矶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归国了。金秋时节，威尔逊总统号驶抵香港。当时中英尚未建交，香港还由英国管辖。其他国籍的乘客都能在香港上岸，只是不准船上的中国学生在香港登陆。他们只好分批乘小木船划到中国境内上岸，最后在广州聚集。一群满腔热情的海外学子，第一次踏上新中国的土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年邓稼先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8年的一天，钱三强点将由邓稼先筹建核武器研究所，负责原子弹理论攻关，让他去放一个“大炮仗”。这天晚上邓稼先失眠了。妻子许鹿希见他神情有些异常,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什么，我在调动工作。”邓稼先平静地说。但想到以后不可能长年和妻子、孩子生活在一起，他不免有点惆怅与动情。他怀着深深的歉意说:“鹿希，往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从此，邓稼先为我国的核武器事业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地奋斗了28年，直到1986年去世，终年62岁。

邓稼先去世以后，妻子许鹿希曾多次托人到美国普渡大学，希望获得邓稼先当年的博士论文复印件，美国方面知道邓稼先一直从事中国的核武器研究事业，以种种理由推辞。最后，还是邓稼先的挚友杨振宁先生亲自出面，见到普渡大学的校长，才拿到邓稼先博士论文的副本。邓稼先1950年撰写的《氘核的光致蜕变》的博士论文，终于在2003年出版的《邓稼先文集》中第一次与读者见面。

朱光亚：

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

1946年朱光亚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被吴大猷挑选为助手到美国学习原子弹理论。1946年9月朱光亚进入吴大猷的母校美国密执安大学，他一边当吴大猷的助手做课题，一边攻读博士学位，从事实验物理研究工作。由于学习刻苦勤奋，他的成绩全是A，连续4年获得奖学金。朱光亚赢得教授们的好评和喜爱，称他KY（光亚）。同学们则称赞他“做起实验来很拼命”。1949年朱光亚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时年仅25岁。

 朱光亚（前右）和聂荣臻（前左）在核试验基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光亚欣喜地在同学中奔走相告，鼓动大家学成之后回去参加新中国建设。1950年2月朱光亚毅然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路费“救济”，抢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之前，自筹经费，取道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回国途中的轮船上，他与52名血气方刚的爱国留美同学联名撰写了一封饱含激情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热情洋溢地疾呼：“同学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大声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号召同学回国的呼声。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犹豫什么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什么？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这封信随后刊登在纽约《留美学生通信》1950年三卷八期上。后来，密执安大学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取得学位后，冲破重重阻力回到新中国。这封信还传到英国、法国，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也有人陆续回国。朱光亚1950年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吉林大学教授。1959年调入核武器研究所。朱光亚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时年仅35岁，从核武器研究所创业开始，他就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计划组织者和领导人。

周光召：

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1957年春，周光召被选派到苏联杜布纳的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的研究工作。杜布纳是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镇，在这里，来自苏联、中国、越南、朝鲜以及东欧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科研人员，借助一台加速器进行粒子物理的研究。

初到杜布纳，一些外国专家根本瞧不起中国人。各国科学家聚集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一位外国教授在会上报告了自己关于相对性粒子自旋问题的研究结果。讨论的时候，周光召坦诚地谈了相反的意见，不料，那位教授竟怒火冲天:“你的意见，没有道理！”周光召听了没有辩驳。过后，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一步一步地严格验证自己的看法，随后写成题为《相对性粒子在反应过程中自旋的表示》的论文，发表在国际著名的学术刊物《理论和实验物理》上，周光召首次提出用螺旋态来描述基本粒子。随后美国科学家也做出了相似的研究结果。

在杜布纳的4年时间里，周光召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了33篇学术论文，归国前后又在国内杂志上发表了17篇论文。其中《极化粒子反应的相对论理论》及《静质量为零的极化粒子的反应》2篇论文，在散射理论中最先提出螺旋度的协变描述。《关于膺矢量流和重子与介子的轻子衰变》，是最先讨论这方面研究的论文之一。周光召在杜布纳一系列研究成果，由在莫斯科出版的学术刊物，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不仅为中国人赢得了荣誉，也使他迅速成为蜚声国际的青年学者。世界公认他为赝矢量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

1959年9月的一天，周光召正在莫斯科杜布纳的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钱三强在中国驻苏使馆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杜布纳，向在这里工作的中国人员通报了苏联撕毁合约的消息。30年以后，钱三强回忆说:“苏联专家撤走后，周光召立即把在苏联杜布纳的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部分中国专家召集到一起进行讨论:离开外国人的帮助，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研制成原子弹？回答是肯定的。20多人人联名请缨:回国参战。

周光召起草的联名信这样写到:“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学家，愿意放弃自己搞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任务。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程开甲：

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只能喊中国万岁

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有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学者叫程开甲，他每天除去吃饭、睡觉之外的时间都埋头在课堂上、实验室和图书馆里。同学们都叫他波克（Book），连房东老太太对这个不爱交际的黄皮肤的年轻人也常投冷眼，不无恶意地给他取了又一个外号“奶油棒冰”。他甚至没有工夫去咀嚼这寄人篱下的滋味，屈辱和苦闷都在他的沉默中变成了发愤攻读的动力。有一天，他在报童激动的叫喊中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国在长江扣留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那艘不顾人民解放军的警告公然挑衅的英国军舰被解放军还击的炮火击中，英国朝野为此掀起了轩然大波。报纸上一条条通栏标题却使这位中国学者眼中燃起了明亮的火花。中国有希望了!过去这么多年总是外国人欺侮中国人，现在中国人也敢还手了!也敢打外国人了!走，回家，回祖国去!

1960年，早已回国的程开甲从南京大学调到核武器研究所。很快就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程开甲作为科研总体负责人，起草了首次核试验的测试总体方案，确定了核试验所需要的学科和技术力量配置。在进行核爆炸试验的时候，自动控制系统在十几秒的时间内，启动了上千台仪器，分秒不差地完成爆炸。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多年以后，记者在采访程开甲时问他:如果你当年没有回来，你能想像自己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吗?程开甲回答:“如果不回来，在学术上也可能有更大的成就，会有一些发明创造，不过如此，最多是一个二等公民身份的科学家，但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我在国内干的一切，科技水平不比在那边干的差。所以说，当时回来是对的，现在看是更加正确。”

程开甲十分感慨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可能到美国去喊美国万岁，我只能喊中国万岁。我这辈子的最大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国防强起来。”

陈能宽：

当年我们抛弃洋房、轿车，

正是为了干一番事业

1947年，陈能宽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携年轻的妻子，告别了亲爱的祖国，踏上了出国求学的路程。在美国洛杉矶海关，陈能宽和妻子在办理入境手续，他正要在证件上签字。“No!No!No!”美国警察忽然大摇其头，满脸的笑意立即消失了，警察对黄皮肤的中国人说:“请按手印!”“为什么这样呢?别人都是签字的呀!”陈能宽不解。“可你是你，他们是他们!明白吗?”“在美国，讲究民主……不是人人平等吗?”“平等……你们支那人没有这个条件!……”陈能宽明白了一切，他深感屈辱。一个没有独立主权国家的公民，至多只能是个“二等公民”!

在耶鲁大学，陈能宽潜心攻读冶金专业，获得博士学位。而立之年，他已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讲师，威斯汀豪斯公司研究员。还有三个可爱的孩子，一辆漂亮的小轿车和一个温暖的家……这些已是足以扎根美国的坚实基础了，然而他忘不了祖国曾在他心灵上烙下的印记，更忘不了曾对祖国许下的诺言。“回祖国去，我们不能做无本之木!”他激动地对妻子和孩子说。当年，曾经向往到美国专攻土木建筑工程，一心梦想建造高楼大厦的妻子裴明丽完全理解她的丈夫，她含泪点头:“等翅膀硬了，我们就飞回去!”

1955年秋。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达成“交换平民及留学生”的协议，他才真正看到了回归祖国的希望。“怎么办?是立刻走，还是等一等?”他望着妻子怀中的小儿子发愁地说。妻子理解丈夫的心情，“我们等了这么久，才等到今天的机会，孩子小不要紧，当年出国时丢下一个8个月的女儿，今天回去最小的也刚好8个月，多有意思!”“对，立刻走，免得夜长梦多。”星期五下班后，他直奔匹兹堡火车站，登上去纽约的火车，买了回国的船票。他和全家人踏上了归途。

1960年，陈能宽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成为第一颗原子弹爆轰物理、炸药装药以及实验物理等领域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从此，他隐姓埋名，销声匿迹。当时，他只有37岁，他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如果我有什么不幸，你要想得开。当年我们抛弃洋房、轿车，带着儿女回国，正是为了干一番事业，让祖国富强。”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侯艺兵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