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学于多元文化的语境中

文／赵超

一

对于而立之年的我来说，决定到海外攻读博士学位需要很大的勇气。在2005年赴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我曾经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和重要国有大企业的产品设计研发项目，这些设计成果多次入选国家级、部委级和国际性的设计展览，获得设计奖10余项，同时以第一作者身份出版专著和设计作品集2部，发表论文和设计作品20余篇。

当我的大学同窗都已经在各自的领域有所成就时，我却需要舍弃国内舒适悠闲的生活环境，中断已经从事多年的稳定工作，带领全家去适应一个陌生的文化，面临一种全新的挑战。这种抉择源于我对设计专业所抱有的富于理想主义色彩的狂热执着。俗话说：有舍既有得。几年留学生涯中所面临的生活的拮据、学业的压力、文化的冲突，在更广阔的层面上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深化了我的理论思考。

由于现代工业设计起源于欧美，国内的设计教育基本上沿用西方原有的体系和观念。在国内接受了严格的西方式的设计教育之后，凭借着潜意识中隐藏的大国文化自尊感，我试图在设计教学和实践中寻找一条秉承本土文化价值的设计方法体系和哲学观念，以真正使设计服务于国人之需求。这也正是我没有前往欧美，而选择澳洲作为博士研究目的国的原因所在。

澳大利亚是在建立容忍互让、兼容并收、文化多样的社会方面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土著人的文化传统、不列颠的殖民历史、来自世界各地移民的价值观在这里都得到了保持。在澳大利亚许多城市的闹市区，随处可见的既有源于西方当代思潮的行为艺术表演，也有土著音乐家激情演奏的“迪吉里杜管”（Didgeridoo）。一次，当我在多元文化节上听到两个年轻人利用现代电子乐器与“迪吉里杜管”合奏出独特而美妙的旋律时，我似乎找到了中国本土文化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发扬与传承的途径。

澳洲文化的多元性就像那里的土著艺术家绘画一样色彩斑斓而纯洁，她所包容的既有原生态文化的狂野感性，也有现代文明的逻辑理性；它不同于欧洲大陆自工业革命以来无尚推崇的一元文化价值体系。因此这里的设计与艺术呈现出博大的包容性和多元性。在澳洲，对于自然生态的保护与对于不同文化的尊重形成了独特的哲学价值体系，这恰恰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样是设计学科发展的未来方向。在这样的文化与学术环境中进行设计研究赋予我思想深处一个全新的视野和角度，正是由于澳大利亚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临界点上，其多元化的设计教学与研究体系更有利于我从多样的视角对中国当下和未来的设计创新之路进行审视与探索；有助于探索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设计研究、教学、实践体系。

澳洲和煦的阳光下所孕育的闲静与惬意为深邃的学术思辨提供了哲思的语境，她让人的心灵从喧嚣的生活中沉静下来，去探究表象之下的本质和追寻自身文化的根基。在圆满完成学业之际，我不禁又回想起几年来留学澳洲的历历场景：研究工作室里的彻夜苦读，国际会议上的激烈讨论，校园草坪上的羽毛球比赛，黄金海岸边的草地野餐，还有这里独特的橄榄球和板球等体育项目，这些都将永久定格在我人生的记忆中。

二

在我十几年的求学与职业生涯中，获得过无数的奖项，但在我看来，荣获“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是所有这些荣誉当中份量最重的一个。她承载了太多的内涵与荣耀，将会对我今后的职业生涯与人生历程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个荣誉不仅仅是我个人多年来不懈努力的结晶，是几年来旅澳求学生活所有辛酸与喜悦经历的总结，更体现了国家对于一个普通海外学子所取得成就的充分肯定与莫大鼓励，承载着祖国对于众多留学人员的关爱与嘉勉。

在澳洲生活学习的几年中，因为血脉中的民族文化渊源，我始终努力将自身所学和国家的建设发展紧密地结合。当下，国人正致力于建设创新型社会，其核心就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我所从事的职业和研究工作——工业设计在建设创新型社会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温家宝总理因此批示“要高度重视工业设计”。工业设计的理论与实践方法可以帮助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实现对用户的终极人文关怀，使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但作为一名身处海外的学者，我深刻地认识到，尽管中国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经济中扮演着“制造业大国”的重要角色，但由于众多国内企业一味地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忽视产品的自主设计研发，导致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窘境正不断显现：因为中小型加工企业对于工业设计的研究与实践重视不足，中国的出口加工工业在全球化经济危机中正不断萎缩；由于缺乏自主创新的工业设计研究与实践能力，中国的玩具产业只能根据美国公司的设计进行加工制造，在受制于人的前提下蒙受玩具召回之辱；中国汽车企业三番五次地被世界著名汽车公司就设计知识产权问题起诉，也是源于缺乏自主的工业设计创新能力。作为一名职业设计师、教育者和研究者，这些现状深深触动了我的职业尊严和民族情结。因此，在几年的海外求学生涯中，我频繁地往返于澳洲和中国之间，力图将自身所学与国内企业的设计创新和学院的设计教育有机联系。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出版学术专著2部，编译工业设计教材1部；以第一作者身份在重要的国际学术期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和作品16篇，并在相关国际会议上担任论文评委和会议组委会委员等职务。博士期间还获得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博士生国际会议论文奖学金和国际学术期刊论文写作奖学金。同时获得专利4项，3件设计作品被国家级美术馆永久收藏。另外，作为惟一的工业设计专家，协助国家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研发设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命科学仪器产品10余项，帮助该中心建立了完整统一的产品形象，其新产品更具国际竞争力，现已出口到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和韩国等海外市场。这些产品研发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重点新产品奖、科技创新奖等。读博士期间，我还参与了北京奥运会公共设施规划设计的部分工作，并协助组织了昆士兰科技大学和国内院校之间的设计研究和教学交流合作项目。

几年的海外求学生涯收获颇丰，不仅拓宽了学术视野，丰富了人生阅历，同时体会到个体价值观念与原驻文化之间割舍不断的血脉情缘，而且收获到祖国对自身努力与成就的肯定与嘉勉。这些都激励着我选择毕业后回国工作，秉承设计报国之理想，希望以自身绵薄之力为中国的设计创新和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赵超，1973年出生，1997年获中央工艺美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专业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04年获清华大学工业设计硕士学位。2005年获澳大利亚政府“国际研究生奖学金（IPRS）”全额资助入读昆士兰科技大学建筑环境与工程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国际著名的工业设计理论研究专家Vesna Popovic教授从事“老龄用户需求对汽车设计的影响”的课题研究，于2009年获得博士学位，并获2008年度“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现受聘执教于清华大学。

博士论文对于易用性设计和老龄用户需求的文化多样性等设计理论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论文从通用设计角度建立的老龄用户需求的理论模型推翻和修正了一直以来处于学术界主导地位的Maslow的金字塔型人类需求理论和人本哲学范式，进而修正了传统设计领域中对人本设计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的认识和操作误区，为工业设计师提供了更为有效的设计程序方法和理论工具，帮助他们更好地在全球化背景下设计出满足老龄用户地域文化需求的汽车产品。该学术成果获得国际同行业专家的肯定和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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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K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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