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需要永不放弃的精神

口述/饶子和　整理/冯新刚

饶子和，1950年9月出生于江苏南京，1977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1982年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1985年留学澳大利亚，于墨尔本大学医学院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1992年任牛津大学分子生物物理实验室研究员，1996年任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实验室主任，2000年任清华大学“蛋白质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2003年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并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2006年5月任南开大学校长。分子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家，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与重要病毒和肿瘤相关的蛋白质结构、功能以及创新药物的研究，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申请专利8项。曾荣获“陈嘉庚科学奖”和第三世界科学院最高奖——“第里雅斯特科学奖”。

留学是我人生中的重要阶段

我出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因此，可以算是新中国的同龄人。这些年祖国不断发展、繁荣和富强，我也随之一步步成长。

我曾有12年的在外留学经历，这段经历成为我人生中的重要阶段。

1977年，我从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并有幸成为当时的所长梁栋材先生的开门弟子。梁先生当时是中科院最年轻的学部委员。跟随梁先生读完硕士，我就留在生物物理所继续从事科学研究。

后来受到国内“留学潮”的影响，我开始联系出国学习的事儿。1985年初，我拿到了全额奖学金，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留学。因为我年龄比较大，研究经历相对丰富，所以不太吃力，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我选择了到英国牛津大学分子生物物理实验室，直到回国前，从作博士后到作研究员，我再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一流的实验室。

刚到牛津的那几年，我没出什么成果，科学像是在和我捉迷藏。我拿到的第一个题目是流感核蛋白，怎么做也做不出来。我曾自我解嘲说：“我爱科学，科学却不爱我。”但我从没有失去信心和耐心，做不出成果我就干脆转移一下注意力，做做其他工作，换换脑筋再回去，灵感就来了。在农村插队的几年，让我得到了磨砺，该吃的苦也吃了，以后就从来没有遇到真正的让我过不去的艰难困苦。其实对科学的追求也蛮有意思的，就像追求你感兴趣的东西，既要有兴趣，更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

1992年之后，我的研究有了突破。科学开始爱我了。

我在学术上有了质的飞跃和进展，做出了一些比较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其中较为重要的是，测定了艾滋病毒基质抗原的晶体结构，在世界上“首次揭示了艾滋病毒分子的装配模型，为抗艾滋病毒药物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测定了人类凝血酶因子IX的类表皮生长因子的高分辨率晶体结构，阐述了人类表皮生长因子的生物学作用机理。1995年，我先后在Nature和Cell上发表了文章。

1989年，我还担任了全英学联主席，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后来又和同学组织成立了全英华人生命科学学会，我担任了3年理事长。目前，全英华人生命科学学会成立之初的骨干都活跃在国内的生命科学领域。后来在英国又陆续成立了十几个专业学会。在卸任全英学联主席的时候，我说过我们的留学到了新的时期，在我们处于学习阶段的时候，还谈不上作什么贡献，现在大家都学成了，下一步我们的工作是加强学术交流。这个交流，要立足于为国服务。要为大家和社会多做一些有益的事，这也是在牛津时领悟到的。

从中国科技大学到墨尔本大学，从牛津大学到清华大学，直到现在的南开大学，走过这么多学校，我感触很深。我之前从没想过现在能当校长，但我经常把国外名校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与国内的教育体制相联系，对我现在的工作很有启发。

1985年留学澳洲的饶子和在当地农场。

做科研是我惟一的“兴趣爱好”

1995年，我发表了Nature和Cell的文章后，也算是小有成就，就迫不及待想回来。在国外这么多年一直是想着要回来的，但做的好才想到回来，做不好就不回来了。这叫无颜见江东父老。现在我对我的学生也说，你们出国好好做，做不好就不要回来。做好了再回来，才称得上“衣锦还乡”。

当时牛津大学也建议我留下来，但还是比较尊重我个人的选择，所以我回国很顺利。那时国内的研究环境和国外还是存在一些差别。但是我比较走运，国家已经开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科院的创新工程，教育部的“211”计划、“985”计划都涵盖在整个战略之中，我回来算是赶上了。有时候大环境的优劣还是比计较一些细节重要的多。

我从牛津回到清华时，王大中校长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5年之内，不做任何行政职务。刚回来，要把实验室建起来，要集中精力才能做好科学研究，做出成果。刚回来就做行政工作，不利于做科研，不利于发展。

我还向清华提出，希望建一个投资50万美元的实验室。当时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但让我吃惊的是，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清华就同意了我的条件。我受到很大震动，感到只有真正想要发展的社会，才会对科学家如此重视与信任。这个实验室之所以吸引人，还因为它让人感到和谐与温馨。其实我也常为实验室中的一些矛盾烦恼，好在我与大家相处时，首先学会了要把心态放平，要能包容别人的缺点，因为自己也不是十全十美，这样才更利于交流和沟通，也就更利于科研工作。

从英国回来，我没有带回任何课题，主要以国内的课题为主，白手起家。我认为既然回到国内，就要做符合国内情况的相关课题，继续国外的课题和自己从新开始，那是不一样的。根据国内的需求做课题，有一种完全崭新的感觉。起步会很困难，但成功了，就有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了。

我回国后做的第一个课题叫“头孢菌素酰化酶晶体结构”研究。研究过程很辛苦，可就在我们刚刚完成的时候，别人抢先发表了这一成果，对我们来说等于一切要从零开始，非常遗憾。从此我吸取教训，做任何研究都是争分夺秒，但并不是急于求成。

以前我从没有接触过SARS病毒，但有病毒研究的基础。2003年SARS流行，现在的卫生部部长陈竺当时问我：“子和，能不能建个SARS病毒蛋白质结构？”我只能说试试看。回去后我和同事们说：“现在国难当头，咱们来研究SARS吧，愿意的就到实验室来，不愿意做的也不勉强，可以回宿舍看书。”结果全体报名，都愿意研究SARS，这让我很感动。

之所以问他们是否愿意，其实谁都清楚，这项研究肯定是有些危险性的。当时整个校园关闭，人都出不去，但反倒提高了工作效率。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完成了这项工作。搞清了SARS的蛋白质结构，就为研制疫苗打下了基础。国际上评论说，中国虽然有SARS，但相应的研究也跟上去了。

传染病对社会影响很大，国家需求是很重要的。在癌症研究和传染病毒研究方面我们选择了传染病毒研究。禽流感、猪流感，包括人的流感，还有肝炎病毒、手足口病、猪蓝耳病、炭疽、艾滋病药物等等都是我们研究的主要方向。做病毒研究20年了，让我印象深刻的也很欣慰的就是我们的实验室比较“聚焦”，研究力量非常集中。在SARS研究方面，我们曾一度感到“孤独”，因为没有人和你竞争。而当竞争来临时，我们又感到紧张了。我们要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精力，在病原体研究方面做些工作。我们有一个梦想，就是研究出能有效抑制流感病毒的药物。

2006年，我先后获得了“陈嘉庚奖”和“第里雅斯特科学奖”。后者只颁给那些“生活和工作在发展中国家的最杰出科学家”。倍感荣幸的同时，我更加认为，科学是需要耐心的，需要永不放弃的精神。

做科研蛮有意思的，可以说是我惟一的“兴趣爱好”。2003年，在上任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后，我给自己订了“双百”的指标，即用100%工作时间当所长，100%业余时间当研究组组长。从没觉得是负担，有兴趣就不觉得累。当上校长以后，要以行政工作为主，科研还是我惟一的“业余爱好”。我会经常利用周末、假期的时间，还有来北京开会的间隙，跑到清华大学我的实验室里做研究，如果不回去，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似的。

现在我当了校长，我希望在把校长的工作做好的同时，逐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去，在科研方面做到不掉队。作为一个科教工作者，能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点贡献，我也就欣慰了。

饶子和（左二）向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汇报科研进展情况。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亦悦乎

2006年，我被任命为南开大学校长。从一个科学工作者到教育工作者，我只有一个感受，那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亦悦乎。

我很乐意讲课，带学生是一门艺术，一种责任，一份享受。来到南开，我抓的第一件事是本科教育，我首先是一名教师，教学是我的本职工作，所以我给本科生上课。我曾经说过，让南开最好的教授都给本科生上课，是我的一个梦想，这是二三十年后才能见效的一件事情。

我做学生时我的老师就很严厉，但师生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我对学生通常是比较严格的，但对于他们生活方面的困难，只要我知道，都是全力帮助。

南开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其办学宗旨是知中国、富中国，办学理念是“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它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根据这个办学的宗旨，南开大学一直在勤恳地发展理、文、商3个方面。南开大学有4大支柱学科：经济学、历史、数学、化学。这4大支柱学科奠定了南开大学作为百年名校的基础。学校的教学不能跟风，新兴学科我们要发展，传统支柱学科更要发展，我们要把南开建设成为有特色、有传统、有精神、有品格的学校。这种想法也是对历届前任校长办学理念的一种继承。

今年9月8日，我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在诺丁汉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研究论坛，并在论坛上作了题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报告，其中我介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然后重点介绍了南开大学90年的辉煌历程、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教育理念、南开的道路以及南开的精神，特别介绍了目前南开大学的优势学科。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反响，很多学者对我提出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以及建议表示了赞同。

大学的功能我认为有3个：教育、科研、服务社会。到南开上任之初我曾说过，要说天津话，做南开人。3年过去了，我受益匪浅。

首先要做南开人。人才是第一位的，我在担任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时就非常重视引进人才，特别是海外优秀人才。2007年，南开大学面向全球招聘专业学院院长和学术带头人，尹芝南、王鹏、向荣等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加盟南开，进一步壮大了南开的学术力量和科研环境。目前南开大学已经拥有2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3个全国高等学校创新引智基地、3个教育部创新团队。我们有一支由11位中科院院士、18名资深科学家和42名优秀青年人才组成的“金字塔型”创新人才队伍，包括中科院“百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在内的30余名海内外优秀青年人才落户南开。

2007年，南开全球招聘人才。图为饶子和和校长（左）为生命科学院院长尹芝南颁发聘书。

说天津话，就是要为天津人说话，为天津服务，造福社会。南开得到了天津市的大力支持，包括南开大学在内的本地大学赶上了天津和滨海新区腾飞的大好机遇。2006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将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作为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天津市滨海新区将成为环渤海经济圈的龙头、京津冀区域经济的龙头，而生物技术将是滨海新区重点扶持的产业。南开大学也提出，要成为天津市滨海新区的人才库、思想库、技术库和创新库。在过去的一年里，南开与滨海新区的合作项目大大增加，全校师生对滨海新区的服务是全方位的。例如，我们集中校内外的智力资源专门成立了滨海开发研究院，选派了20名青年干部到滨海新区挂职半年，还主动跟天津其他区县建立合作关系，为滨海新区提供“立体式”服务。

2006年6月，科技部、商务部、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天津市政府决定在滨海新区共同建设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其总体建设目标是：成为优秀人才集聚和培养中心、国际合作的桥梁以及生物医药技术研发的领航区和标志区，成为天津乃至环渤海地区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源头，成为国内领先、世界知名的生物医药创新基地，引领和带动环渤海地区乃至全国生物医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我被聘为首任院长。我们计划在未来5年内，联合研究院成立百支研发团队，吸引100名高层次人才。我还提出，进入研究院的人才只要水平足够并有意执教，均可同时受聘于南开大学。

能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原动力”，同时也是为国家科教事业的发展输送人才，这是高校的责任，我们责无旁贷。我曾经拿奥运会中的田径项目做比喻，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但是因为在田径项目上的缺憾，中国还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强国”。科学研究也是如此，在某些科研领域，我们的科学家做出了世界一流的工作，有的甚至是世界领先的，但对于指导科研方向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这“三新”的创新，我们几乎还是空白，所以我们要努力培养科研中的“田径人才”，大力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和精英化教育相结合。

我在国外做过博士后，做过研究员，回国后我做过班主任，做过教授，做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做过学校研究所的所长、院长，做过科学院的研究所所长，现在再回头看看这些位置上的工作，做得还可以。虽然我不敢说能做一个好的校长，但是在我的任职期间，我一定会认认真真全力去做。做科学和做教育还是有相关之处的，许多名校的校长都是科学家，做得好的也大有人在。我是一个科学家，所谓的科学家有一个特点，就是追求完美，在每个位置上都希望尽善尽美。

前面说到，留学对我人生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发自内心的感慨。我们的国家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是多少代人努力的结果，留学生在其中的贡献也是可观的。时代不同，背景不同，新时期的留学生起点比较高，条件比较优越，他们应该珍惜现在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时代，更加刻苦学习，取得更好的成绩。（题图摄影/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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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K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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